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上）

《吕著中国通史》原系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成为“孤岛”时期，吕思勉先生为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撰写而成，194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上册，下册直到四年后才出版。上册（上编）为“中国文化史”，作者仿照古代史书的典制体，从大文化角度论述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等十八个专题；下册（下编）为中国政治史，讲述近二十个朝代的兴衰更替。作者不仅对十八个文化专题和朝代兴衰史的主要面貌做了叙述，

17世纪中叶发生的明清交替，于中国固然是政治上的重大变动，于东亚同样有着深远影响。周边国家如何认识清朝入主及其何以维持长期统治是本书的关注点所在。朝鲜王国对明朝怀有深厚情感，又以自身儒家化程度自傲，自然对清朝心存鄙夷。在清朝入主中原初期，朝鲜以“胡无百年之运”的历史认识维持其固有观念。随着交往深入，朝鲜对清朝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朝鲜却固守陈见。这背后固然存在忠明的情感因素，

本书选编了作者自1983年以来从事明史研究的论文22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制度·文化，包括论文11篇；第二部分档案·文献，包括论文7篇；第三部分学术·回忆，包括回忆文章3篇和1篇综述。研究涉及面广泛，内容丰富，涵盖明代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財政、文化、宗教、社会、中外关系、档案文献等诸多领域，是关于明史研究的整体思考与细部叙事、明代历史发展进程脉络研究、明代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探讨，以及发掘整理

《太平天国及晚清社会研究》系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一级学会—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办的学术专刊。本刊主要刊载关于太平天国及晚清时期（1840～1911）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文章，宗旨在于保持严谨扎实的学术风格，以客观、理性的研究理念拓展太平天国及晚清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本辑共收录文章20篇，分为“太平天国史研究”“晚清史研究”“综述·书评”三个栏目。

元朝的大统一，结束了中国近四百年的分裂，但实现文化、心理认同上的真正统合，是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本书的研究取径跨越文、史，提出“中州士大夫”概念，揭示了北方在唐以后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中曾经存在的主动性，基本厘清了从金朝中期到元朝中期，汉地北方、南方文化统绪流变的基本线索，分析了南北士人精英围绕“文”与“道”的思考、论辩、交流和融通，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元朝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如何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实现

本书试图以东观为中心，探讨东汉时期的校书修史活动与帝制国家文化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东汉国家文化事业的核心机构，东观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约有三端：一是相关校书人员参加白虎观会议，定著《白虎通德论》，完成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定经书文本，颁布天下；三是会集诸儒，群修国史。经书文本及其解读、本朝史的撰写，开始由个体行为上升为国家的集体行政运作。这种转变削弱了经师和史家的个人权威，有助于建

《民国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刊，主要刊载关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文章。现为CSSCI来源集刊。本辑为总第36辑，共19篇文章，分政治、经济、文化、人物与成果述评五个栏目。

黄炎培著的这本《中华复兴十讲》介绍了，中华复兴讲座，是民国三十一年夏天在成都举行的。这十次讲稿，先陆续发表于《国讯》，时时有人来索单行本。近复阅一过，觉中外战局的变化，当时所预测经过一年多，到添了不少确证。而对月抗战建国大问题，当时的主张，到认为有大声疾呼的必要。

以文书御天下是中国古代国家官僚制度中的显著特征，而不同时期信息沟通与处理机制的差异，也彰显出各自不同的时代性格和权力运作方式。宋代的文书行政以多元的信息沟通和发达的文书制度为依托，其所能达到的深度也是远迈前代。本书梳理了宋代多渠道并存且相互竞争的信息沟通机制，并从御批、省札、批状等君相日常行政文书和针对决策行为的封驳制度入手，分析了宋代士大夫政治架构下的权力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