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展望二：产业空间大为拓展(3)
2005年曾被形象地称为“民营航空元年”，借着民航总局开放市场准入的东风，一批民营航空公司相继出现。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前，他们还斗志昂扬，大有领跑者风范的话，那么，此后他们的理想之光便被现实打击得遍体鳞伤……鹰联航空将20%的股权出售、奥凯航空出现“停飞门”事件、春秋航空零会费出借飞行员、东星航空破产……其实，这些曾经意气风发的民营航空公司，一进入航空领域便遭遇到重重困境，比如售票弱势、飞行员匮乏、难以申请的航线、垄断造成的刚性成本难以下降等。
成长初期的良好愿望纷纷落空，又遇到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影响需求萎缩，多家民营航空公司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承受着比国有航空公司更大的压力。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各种利空因素集中显现，经营环境骤然变坏，民营航空公司原有的融资和上市计划也被打乱，从几年前的“香饽饽”沦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问题资产”。
三是遭遇反扑，被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做强做大”之类逮个正着。比如钢铁、煤炭等行业，推行了一定的市场化改革，使大量民间资本获准进入，拥有一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不久就再度遭遇排挤和边缘化。
为紧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的4万亿一揽子财政刺激、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加上现行金融体制的倾向性，都有意无意地导致钢铁、煤炭等领域出现国有资本强势扩张。客观地说，4万亿所产生的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并不是很大，因为它多投向基础设施，而涉及这些领域的民间资本原本就寥寥可数。关键是其社会影响与长远影响不好，掩护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倾向，使民间资本进入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包括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物流在内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则凸显了政策天平的倾斜，一些国有企业甚至被“指名道姓”地列入规划，例如船舶行业重点发展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两个龙头行业，汽车产业重点支持“三大”（一汽、东风、上汽三大轿车基地）和“三小”（北京吉普、天汽、广州三个小型轿车基地），钢铁业“推进鞍本与攀钢、东北特钢，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等跨地区重组，推进天津钢管与天铁、天钢、天津冶金公司，太钢与省内钢铁企业等区域内的重组”，更是明显表现出民间资本无用武之地。
2009年3月1日，宝钢集团与杭钢集团签署重组协议，宁钢56.15%的股权被收购，三大民营股东张志祥、郭广昌和刘永好都离开了这场资本游戏。这还不算钢铁业最大的新闻。在业界最为轰动的是，国企山东钢铁集团与民企日照钢铁集团签订重组协议。尽管一手创建日照钢铁的杜双华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毫无怨言和坦然，要服从山东省和国家产业调整的大局，称这样的结果对日钢也是一条好出路，但社会舆论仍普遍认为，这个曾经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捐款1.4亿元人民币的抗震救灾英雄，并在当年以350亿元人民币身价排在胡润富豪榜第二位的民营企业家，堪称2009年钢铁业最大的悲情人物。
有人说，光就是光，光同黑暗一样实在。民间资本希冀在更加可心的宽松环境中看到曙光。然而，“非公经济36条”的政策口子，并不能避免民间资本在竞争和生存能力上遭遇致命打击。一些民营企业再也撑不下去了，干脆退出其冒险闯入的行业，因为很难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亮。此类阴影的笼罩，恐怕要假借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才能散去，以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度提出“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连刘永好这样比较强势的民营企业家也仍然觉得心有余悸。
时也，运也，命也，还是三者兼有？
万勿重蹈煤老板“殇路”
煤老板，这个几乎在全国最能体现和创造暴富奇迹的符号，经历过从天堂到地狱的转变。有人说他们在宿命般的坠落中坠落，也有人说他们在该荣光的无奈中无奈。
就在前几年，野蛮的经济活动把这一群体包装得财大气粗。不过，暴发户、血汗工厂以及“无良矿主”……，很快就有人打着道德的旗帜，将他们钉在舆论耻辱柱上，并在措辞严厉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些许鄙夷和不屑——无文化、无信仰以及无创新。
河东河西，也不过几年。如今的煤老板再无昔日风光，被“一刀切”的政策逼得毫无退路。此时，透过社会舆论再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已不是一掷千金、品位低下、暴殄天物，而是黯然退场。在这场与资源、政策法规以及行政命令的博弈中，再强大的民间资本攻势也不过是强弩之末。
2002年，煤炭市场历经三年低迷，迎来蒸蒸日上的回暖势头。铺天盖地而来的电荒、煤荒，不断驱散笼罩在煤炭市场上的阴霾。一时间，山西煤炭业有限的资源开采力，难以应付全国各地迸发的煤炭需求，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忙乎着接纳外地商人。
强劲的利润召唤，使得市场“春暖花开”的信号格外强烈，民间资本迫不及待挤上“煤炭地铁”。这些高调来到山西的民营企业家，比如温州商人，不懂煤炭开采，对煤炭市场的变幻莫测也只知皮毛，却出手不凡，令人瞠目结舌。暗流涌动的市场、亟需上马的煤炭扩张以及某些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交易，为他们在山西安营扎寨“供给”了莫大的诱惑，一些年产3万吨、6万吨的小煤矿成为民间资本的抢手货。
很多悲壮退出历史舞台的煤老板，还依稀记得2004年的风光。比如在山西煤海里徜徉的温州商人，被分外烫手的“煤炭人民币”刺激得热血沸腾。他们把山西当作“第二故乡”，因为“山西煤炭是一个闪光的赚钱机会”，可以享受大把大把往口袋里揣钱的幸福。
树大招风。煤老板的风光不仅带来其他投资者的跟风效应，也很容易成为政策关注的特殊地带。政策有张有弛，国有资本往往是紧缩政策的受益者，而民间资本则寄希望于在政策放松时施展拳脚。
2004年11月底，山西大地的第二场雪悄然而至。在皑皑白雪的随意装饰下，散落在煤厂角落中的黑色煤炭似乎也分外妖娆。但是，“噩耗”终于来了，“到2005年底，山西省将全部淘汰年产能力小于9万吨的小煤矿，关闭1200家小矿。”由此，几乎所有的温州煤老板都难逃厄运！
从开门接纳到冷面“驱逐”，温州资本在山西遭遇冰火两重天。当政策发生变化时，往往只有全身而退和改变自身迎合政策两条路，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在山西，政策散发着铁面无私的冷光，民间资本韧性再强，也难有其他多赢的应付策略。有些煤老板竭力挤入符合政策规定的“权贵煤矿”之列，有些煤老板不堪“小煤矿政策的反复无常”而选择退出。到2008年，仅温州民企就有大约500家陆陆续续退出山西煤炭业。不过，仍有大量民间资本留下来，试图伺机而动。然而，2009年，当兼并重组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又结结实实地挨了当头一棒。
产权总是没有争议地同国家形态联系在一起，而对财产的支配往往置于国家强制力之下。山西的煤炭与不同资本衔接，便裹挟了不同底色——红或黑。为了这个优势资源不在民间资本的跑马圈地中完全沦落为“黑”，2009年终于给了煤炭开采权最终的政策边界。
煤老板真的是道德上的矮子？实现中国煤炭产业做强做大的战略目标、治理交易市场乱象……似乎哪个理由都足以让煤老板无言以对地退出历史舞台。“山西煤老板”，这个寓意复杂的称呼即将在历史中淹没，煤炭的特殊性再也不会催生出璀璨而真实的暴发梦想。在中国，虽然还会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其他的温州煤老板，但在山西，这样的称呼或许将与历史永别，一道伤口已清晰而永久地印刻在温州资本身上。
那么，未来是否会有人重蹈煤老板的“殇路”？
有关山西煤改，我们更愿意看作仅仅是一个个案，而非典型代表。代价不可谓不大，但是收益呢？能否在积极方向上引起人们的思考：民营企业的投资自由及其相应的权益到底应该怎样得到尊重？
市场经济越发达，民营经济就越活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吃够了垄断的亏。中外经济史反复证明，无论是企业活力还是劳动生产率，有些国有企业远不如民营企业。只有将市场的大门打开，允许更多有活力、创新力的民营企业涌进来，才会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性。同时，自由竞争的存在，也能产生鲶鱼效应，迫使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只有来自竞争的繁荣，才是真繁荣！
倘若是一般行业，如零售业，恐怕还不会出现如此规模浩大而又彻底的逼退，而煤炭因为其特殊地位——国家资源，相关部门似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不容置辩的调整。然而，一定要把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国家才会繁荣、人民才会富裕吗？
或许，很多人拿“安全”说事，认为民营煤炭企业存在种种安全隐患。不可否认，的确有不少民营煤炭企业为谋私利而忽视生产安全。但是，更多民营煤炭企业的安全措施并不比国有企业差，有的甚至更好，这也出自长远利益的驱动。如果政策是稳定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做得更好。以行政手段强令民营煤炭企业退出竞争，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而是基于血统论的“出身问题”。它弱化了煤炭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已异化为一种权力经济。
只有产权与法律的双重洗礼，才能促使煤老板们的行为远离短期化，社会财富创造的基础才不至于脆弱。在一个日趋开放的市场中，优胜劣汰才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佳手段，因而也是最经济的手段。而资本结构的多元化，恰是自由意志的表达，不能通过各种强制手段去推进。国有资本可以介入，但政府不能以任何理由强制民营企业放弃竞争。
严格地说，国有企业本来就不是也不应是直接为竞争而诞生并证明其自身价值的。凡与民营企业发生正面竞争的领域和行业，国有企业原则上都应以“退出”为宜。依据中国的现实国情，目前在一些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留一定数量（中央给出的量化概念是“极少数”）的国有独资企业，其社会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的完善，也未必是一成不变的。推进步骤必须稳妥、稳健，不能操之过急，但最主要的是方向不能走偏。就终极目标而言，不应再让资源老板们重蹈煤老板“覆辙”。否则，就太悲哀了！
从灰色地带到阳光化
在很多民营企业家心里，似乎都装着当银行家之梦。但是，这条圆梦路注定漫长！
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的重重艰难相比，外资进入中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有着跟随中国政策“水到渠成”的顺利。因为按照WTO约定，中国必须在2006年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国有银行改革迫在眉睫，为谋求上市，便向海外巨鳄抛出了橄榄枝。
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上市前向美洲银行和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定向发行39.66亿美元股票，占总股本的14.1%，每股定价约0.94港元。2006年5月，中国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英国汇丰银行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拥有19.9%的股权，每股为1.86元；6月，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以51.75亿美元购得近20%的股价，每股为1.22元；10月，中国工商银行上市，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入股，收购约10%的股份，每股为1.16元……
外资大举进驻中国的银行，成了屡试不爽的常胜将军。后来的利润表证明，他们几乎没有在中国哪一个银行看走过眼、失过手。连《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他们在中国大把赚钱的羡慕之情，“打开这两年的业务利润报表，最赚钱的华尔街经理人，有一半与中国有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投资银行家在中国不是赚了很多钱，而是赚走了几乎所有的钱。”
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金融机构危如累卵，一些机构投资者为自保而减持中国金融机构股票，也仍然获利可观。2008年12月31日，瑞士银行抛售33.7亿股中国银行H股，获利4亿美元；2009年1月7日，美国建行抛售56.2亿中国建设银行股票，净赚11.3亿美元；2009年1月14日，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将持有的108.09亿股中国银行H股悉数卖出，套现16亿英镑。
国外资本大规模参与中国国有银行体系改革，并从中赚得盆满钵满。于是，对国有银行引进外来投资者，越来越来的人质疑为什么要把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给“洋资”而不是“民资”。言之凿凿者，以中央民族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张宏良为甚，他称“其实比资产流失更可怕的是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产业和银行的控制，要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殖民化改造，主要有两条途径，就是控制这个国家的产业和银行，明确外资金融机构正在有条不紊地沿着这两条途径实现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改造！”[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