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选择

我与她，

像一前一后走在迷雾山中，

我即将知道：她什么也没看到，

只是为了后面的人，

才跌跌撞撞地走。

夏至前后，我易于想起逝者，不知道这真和气候有什么关系没有。由节气说，这一天是阳气转阴，花事早尽了，后面属于果实和下一番寒暑。大表哥病笃时，对我母亲说：“三舅妈，我现在的心愿，只想能在池塘边坐上一下午，看看水。”他是大夫，知道不可能，就咧嘴笑了笑。及至易箦，不再显露刺激别人的声色，见到报纸，仍认真地举起来看看。他年长我二十七岁，和我父母才算是一代。我家的那一代，多呈严肃拘谨，沉默地容忍人世艰难，也都早早放下自己的向往，依本分和名分，去结果实。这心力交瘁的一辈，常以自己的信条，强子女所难，年轻人一愤怒，就故意朝相反的方向去了。他们的寄托，还有刻薄自己为后代积蓄，并没有什么“三年不改”或“五十年不变”的德业，只是觉得“不易”，襄助儿女在没有自己的将来能解脱一点儿。固然说不上高尚，儿女也总想不起来这两类事情是同样的。两代人之间不习惯表白，“把我的那一份活出来”是日本小说里才有的话。如果代代皆如此，自己的那一份又在哪里了？“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去和来的都不得已，居于其间，也是不得已。“以疏”之后，我于他们的生命里，感到平淡遍及的哀伤和贵重。引人驻足的故事，大多要超乎体验之外，或有特立独行，而他们只是专注地过活，和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人和事一样不传，也无从传，心意虽不深奥仍不为人知，终归隐入世俗仪式，逐渐随纸灰烛泪飘散。这一点感慨，总是回到我这里来，深入不得，也化解不得。情绪要想获得深沉安宁，须从怀疑出发，最后投入信仰怀抱，绝大多数世人无法孤独抵达，结伴，呼之为教，立目标，视之为神祇。我在公墓看到“安息主怀”的字样，就感慨和羡慕他们的有“怀”，但我愿意放下傲慢，也无机缘，这勉强不得。应该是我喜爱盛夏的长日和茂盛，才暗暗想到他们并不真能通过谁的眼睛来看到这些。

嫁到县另一端的姑姑，究竟有多漂亮，能从大表哥那里见到痕迹：五官不是挺拔，是秀媚，睫毛密而长，个儿高而瘦弱，形容姿态，只好说窈窕。他妹妹我大表姐正相反，虽然眉眼肖似，但具英气，像她的娘舅们——我父亲兄弟们都偏爱女孩，何况这外甥女不仅长得像，脾气也像，沾火就着，刺啦一声。大表哥的脾气柔韧绵密，大爷家的大哥说，大表哥把所有人都装在心里，但有点儿像老姑父的，不大气。大哥比大表哥小几个月，说自幼事事不如他，相貌平平，没他伶俐，又不听话，爷爷喜欢外孙，不喜欢长孙，他服气惯了。表兄弟间最要好，作为各自家里的长子，两家的烦心事总一处商量，表哥善于谋划，少有遗策，他敢决断，见事做事。四叔身后，儿子失了管束，不上学也不做工，终日与人结伴在街头游逛，为几句好话就替人出头打架，自以为任侠。大表哥回乡，要给他介绍工作，他说有工作了，在某某厂，大表哥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信，只说那你领我去，我和你们厂长谈谈，冷笑着任他领着自己在县城里乱转到傍晚，终究体力不济，见他一股黄烟跑了时，也追不动，坐在路边拨电话给大哥：“一会儿去他家。我揍不动他，我帮你按着，你揍。”揍罢，主意也大体拿定，托在北京空军的族叔，送到部队去。他在世时，大哥到他那里总要住宿，两人在小屋里作竟夜之谈，我旁听过一次，不过家长里短，话越说越快，逐渐听不懂了。所以大哥的哀痛，除了失去自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弟兄，另有一层：没有了真正说话的人。他在墓前端着听啤酒说你这辈子没嗜好，就喜欢喝青岛啤酒，还不敢多喝，现在喝一杯吧。仰脖向喉中倒了一口，剩下的浇进土里。

大表哥的心思沉重，一半是天性，一半是经验，从乡村出去求学，在城市里安身，举步维艰下，选择了对形势亦步亦趋，瞻前顾后。各种无巨细的事情，都胡乱堆在他心上，于是慢条斯理地一件件做，总皱着眉头。他刚上班时，见推广种植苹果，自己照着书学捉虫洒农药，雇车拉了五十棵树苗给姑父种。姑父的心思在续弦上，刚埋进地里，半夜就丢了一半，他闻讯回来，去附近的园子转，一棵一棵，全都找了回来，连偷的人都费解：这也能认得出来么？大姐家儿子考学，想学医，问他，他查了几天，指定了所黑龙江的学校，“你这是专科的成绩，学检验，将来能进县医院。学医，倒找不到工作了”。后事正如他所言。他心里比较沉重的事儿在体内。他的肝病是从我奶奶那里来的，姑姑去世后，他懂得了来历和厉害。我见过他年轻时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详细讨论二人该怎样预防和保养，从肝炎的类型和原理讲起，画了图，又介绍国内外的治疗方法和药，字很工整，信有七八页长。随信还有和大表嫂新拍的结婚照。大表嫂是本市人家的女儿，在中学教英语，清秀沉静，肯嫁给个家在农村的小大夫，按当年的市民价值观，虽不算不般配，也说不上多理想。

论专业水平，他不如二大爷家的三哥，后者九几年回国讲学，他去省会观摩，回来很激动，说：“可惜可惜，他在外国不能做手术，真是厉害啊，有思想，手也真快！”手术里如何呈现思想，外行是不懂的。他觉得自己手笨，投考就学的儿科，业务上只是较真和耐烦。老家来人找他看病，他领到各科，详细托付，但嘱咐一定得交诊查和检验费，如果是长辈或者家贫的，便自己先垫上。

那时从东北回乡，路线是先坐一夜火车到大连，再坐凌晨的渡轮，他在码头接，引到家里去住一两日，再换长途去县里。回去一次，总在他那里盘桓两遍，临走，他又送到码头，拿些花生油和粉丝，说给哈尔滨的姥姥、姥爷尝尝。我记得，隔几年，他就搬一次家，大概是医院在按级别调换宿舍。起初是极小的一间平房，地面是用于起居活动，功能复杂，睡觉在吊铺上，接出来个厨房，上大院的茅房；他生儿子时，换进了合厨筒子楼；然后搬进单元楼，有两个房间，终于可以在墙上找到个地方，把那张放大的结婚照挂出来。这时他已经是全市最大医院的科主任，因为几乎不出疏漏，积累了高超之外的名誉，结识了很多本地名流。

他到哈尔滨来，我只记得一次，是为了动员我父亲去上海手术。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在悲哀的泥沼里将愤怒作为漂浮物，有一段和他少有往来，不讲理地认为若没有那弟兄几个，自己可以在世上少孤独一年半载。其实是父亲决意速战速决，大意是尽力积极治，治不好赶紧死，不要拖累人，不要过低质量的生活。她心绪平稳后，九九年带着痴肥的我过海探望爷爷，大表哥推着自行车去码头上接，说了几句家常，终于讪讪地说：“怨我。”

“你是为你三舅好。再说，根本就不怨你们，我知道。”

回来时，他代买了船票，我母亲推辞，他说：“舅妈，我现在条件好了。”她有耳闻，问他究竟这几年赚了多少钱。他眨巴着眼睛，一样样地算，二级市场上的股票市值约千万，另外有些原始股，价值还不好说。那些年，他的那些在国企或私企的老总朋友，逢到改制或酝酿上市，都要他拿钱来换原始股。大表嫂奇怪于这么谨慎小心的人，也不和她商量，就把家里的存款都押了上去，还大胆地动员老家的弟弟妹妹和自己的娘家人。那几年，他像个沾染恶习的人，把每一小笔进项都存进了交易所的柜上。夜里不睡，捧着本书和打印的材料，在边上记密密麻麻的小字。到中午，就骑着自行车去大厅，仰着脖子怜爱地看他那几支已经翻了数十倍的股票。那个市场上，暴富的人往往无善终，他却是难得的守财性格。山东有本地企业股权交易平台，他在账户上锁住底仓，就去那里挑选新兴企业，撒胡椒盐一样广种，隔几年，就有支上市的。他给大表姐买的股票，市值到了一百万时，大表姐忙不迭地兑了出来，五十万买所县城最大的楼房，五十万借给亲戚朋友，敝之而无憾。

再见，他搬进市中心的高层公寓，单位集资建的，室内也没什么值钱陈设，只是小康之家的模样。因为生活和观念早入了轨道，仍极其俭省，自奉菲薄，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协调。只是言谈间增添了自信，“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养好身体了，别的也就这样了”。他发明了个饮食守则，是午餐只吃一个苹果两片面包，因为该有的营养都具备，不含其他为脏器增添负担的物质。再就是查阅国际期刊，找昂贵的进口药，自行制定了一套综合护肝方案。大哥喝白酒，吃猪头肉，笑他没病找病。几年后的肝损伤，也实在不知是预防无效，还是真自寻来的。他对待治疗的精神一以贯之，方案是换肝。费用早已不成问题，联系了供体，去天津换上，回来时红光满面，几十年来第一次发胖了。他说很可能原来的供体爱吃肉，他现在也想吃肉了。

不到半年，就出了问题，需要每天药物维持，他不去医院，用不着。自己在家处理自己，和我说话时，眼睛盯着身体上几出几入的管子，自己从引流袋抽出管体液，举起来看看成色，又向哪里注射进一管药，看它慢慢并入输液管线，笑着说：“我这个病，一天一个金戒指。”他早已瘦了回去，浑身都是黄绿。神气却很自如，坚信这是痊愈前的一个过程。到不得不换第二个肝时，我亲见了些器官移植的事情，除了恐怖，知道这个世界的不见光处与文明的广袤距离，也体会出其间的矛盾。天津那家医院，有从阿联酋来做移植的富豪，恐怕不是为省钱，而是看中了这里的方便，停车场里奥迪奔驰一类的车据说是主刀大夫们的。他死在一个低级事故上，医院免去了所有费用。无论大表哥多么理性警醒，也不曾从金钱的力量中获得过愉悦。以反人性的冷眼看，这近乎嘲讽。

母亲临终时劝大表嫂，说你可别学我啊，我把自己弄成这样，多没意思。大表嫂惨然一笑，她们是相同的人，看上去温顺，在感情上则取逆，相信不独自苦熬下去就对不起自己。大表嫂房里有架古琴，她说从小就会，现在捡起来，晚上练练。我想起来大哥说过，大表哥的笛子吹得极好，全县比赛得第一。他们或许就是那样相识的。我以前没见过，是他们没心情。

在长故事《野棕榈》里，福克纳展现了棕熊般优雅凌厉的一击：威尔伯恩在夏洛蒂流产失败死后面临没有尽头的刑期，活着对他毫无意义，他打消自杀念头的理由是“记忆要是存在于肉体之外就不再是记忆，因为它不知道自己记住的是什么；因此，当她不在了，一半的记忆也就丧失，而要是我也不在了，整个记忆都得终止。是的，他想，在悲痛的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我选择悲痛的存在”。他们那些逆旅中的赶路人啊，一再选择悲痛的存在。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