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8)

同时，德国反犹太的党派、书籍、杂志和公共演讲泛滥成灾。德国的反犹太联盟专门成立了游说团，鼓动制订反犹太人的法律。它的建立者之一西奥多·弗里奇（1852—1934）出版了一本十分有影响的参考书《犹太人问题手册》。弗里奇在莱比锡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铁锤出版公司，持续而稳定地出版了大量的反犹书籍，并且通过期刊《铁锤》机智地利用了大众的反犹偏见。这些出版物的主题都是一样的：犹太人和诸如共济会、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人等阴谋组织共谋，正秘密计划获得对全世界权力的控制。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总是回响着急切的和偏执的音调。在《犹太人问题手册》中，弗里奇走得更远，他列了一张详尽的名单，名单中的犹太人对谋杀、叛国、伪造和强奸负有责任。像这样对犹太人的攻击，后来得到了纳粹运动两个最著名的反犹分子的赞赏。

奥托·伯克尔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作家，1887年出版了《犹太人：我们时代的国王》一书。他成为第一个“正式的”因反犹而作为独立人士被选入国会的人。他的演讲公开要求德国人和犹太人完全分离，同时应该把犹太人作为外国人，只能给他们有限的权利。尽管伯克尔最终失去了议席，从舆论中消失，但是他撒下了未来反犹太主义可能生根发芽的种子。1889年，希特勒诞生了，利伯曼·冯·索伦贝格在波鸿建立了德国社会反犹党，并且与伯克尔新建立的反犹人民党合作，企图使自己的集团获得国会中的五个席位。尽管这些反犹太人的政党相对较小，但是他们都要求为他们广泛的民族目标超越狭隘的党派利益。

代表国家利益而不是地区性利益这一思想，甚至在奥地利得到了更好的宣扬，在那里，种族冲突远比德国强烈。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地利是一个多种族和多语言的社会，在其中，德国人认为自己正处于被其他种族取代的危险境地。其结果是带有尖锐反犹基调的、恐外的日耳曼主义得到了发展。

当希特勒1907年在维也纳的时候，这个城市是由反犹的、被希特勒后来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1844—1910）管理的。卢埃格尔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经济危机和金融丑闻时期，他被中下层阶级选民选为市长。卢埃格尔是一位浪漫的反动分子，热衷于回归更为有机的、没有被金融资本主义的邪恶污染的种族社会。他的目标是将犹太人从有影响的行业、从一般的公共生活中驱除出去。

卢埃格尔的政治对手是格奥尔格·里特·冯·舍纳勒（1842—1921），他是一位地主，奥地利众议院议员，泛日耳曼民族主义党的创建人之一。舍纳勒也发起了“与罗马绝交”的运动，它要求终结罗马天主教会的文化和宗教统治。舍纳勒与德国合并的信条、他狂暴的反犹太主义，以及保守的民族主义都给了希特勒深刻的印象。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反犹太的政党和运动在政治上是没有效果的。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没有什么严重的反犹太暴乱。尽管先前提及的一些种族集团和党派引发了潜在的偏见，甚至设法选举自己的一些成员进入国会，但是它们对社会总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没有严重的政治阻碍的状况下，犹太人的解放在继续进行着。尽管反犹太主义无疑体现了古老的部落仇恨的丑恶积淀，在社会经济危机时期会短时间地突然爆发，但是，直到希特勒以一个单一的群众政党的形式将这一部落仇恨组织化，它的野蛮性的所有力度才显现出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公然的反犹偏见通常是稀少的，大多局限于各种各样种族主义崇拜的疯狂之徒当中。然而，这些崇拜的运动和主宰这些运动的怪人在制订未来的政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相关的事例是格奥尔格·兰茨·冯·利本菲尔茨（1874—1954），他是阿道夫·约瑟夫·兰茨的化名，他给予了希特勒许多种族主义的思想。1905年，利本菲尔茨建立了圣殿教会，它的成员严格限制在金发碧眼的男人当中，这些男人只可与同样长相的女人结婚。他们被期望为德国制造出一个新的种族秩序。利本菲尔茨在他的期刊《奥斯塔拉》上传播他的种族思想，这本杂志的封面通常用万字徽作为装饰。《奥斯塔拉》在奥地利和德国都销售得很好。事实上，1908年的秋季刊就发行了十万册以上，这一年，利本菲尔茨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神学动物学》，这是一本随想性的著作，企图显示历史是黑暗之子和光明之子之间永恒的斗争。利本菲尔茨宣称英雄的雅利安人拥有电动的器官和固有的电动传输器，不过，他们的能量已经被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种族不纯所损耗。他希望通过净化的优生方法，重新在雅利安种族当中激发出英雄性的成分，从而帮助雅利安人重新启动他们的电磁发射器官，使他们变得全知、全智和全能。

利本菲尔茨不仅是个怪人，而且是个骗子。正如上面所提及的，他的真名叫阿道夫·约瑟夫·兰茨，是圣十字修道院的西多会修士。1899年，他离开了修道院，自称为“男爵”，封了自己一个博士头衔，另外掩盖了自己的身世。除了从事文学活动外，他还在上奥地利的韦芬斯坦因一座废弃的古堡中，纠集了志趣相投的种族主义崇拜者。在那里，他高悬着一幅印有万字徽的旗帜，为条顿精神大唱赞歌。按照维尔弗里德·戴姆的观点，希特勒实际上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遇见了利本菲尔茨，问他索要了一些过期的《奥斯塔拉》。事实上，万字徽、种族主义的历史理论、雅利安人纯洁的圣杯、猿类人种的灭绝，所有这些心理上变态的东西都是利本菲尔茨为希特勒事先编制的。

然而，把希特勒或者种族主义疯狂之徒，作为种族主义理论唯一狂热的传播者，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令人尊敬的学术界和种族主义理论的普及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种族思想甚至个人联系的相互作用。例如，1900年，军火商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克虏伯赞助了一个论述种族主义问题——“我们从达尔文的原则那里学到了什么？它对国内的政治发展和国家的法律有何作用？”——的散文比赛。评审组由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担任主席。大多数参赛者是雅利安人优越性的信奉者，支持某种形式的反犹太主义。获得第一名的是慕尼黑一位名叫威廉·沙尔迈尔的医生，他用粗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概念对人类所有的行为加以解释，同时建议以温和的态度忽视那些在种族上虚弱的民族。沙尔迈尔坚定地相信雅利安种族代表着人类成就的顶峰，应该做出严格的优生学方面的努力——如果受到国家特别的支持就会更好——以保持雅利安种族的纯洁和主导地位。

克虏伯论文竞赛的第三名是路德维希·沃尔特曼，他后来因为出版了种族主义杂志《政治人类学评论》（1902）而名声大振。然而，沃尔特曼的杂志是一本供种族主义研究的学术杂志之一。其中“最受尊重的”是《种族和社会生物学档案》，由阿尔弗雷德·普勒茨出版，他是德国优生运动的创始人。普勒茨的出版物成为了先锋派种族主义思想的论坛。普勒茨后来创造了“种族卫生”一词，建立了秘密的北欧人协会。因为在种族思想上的贡献，普勒茨后来得到了希特勒的重赏，获得了一个大学教授的头衔。正如列昂·波利亚科夫所指出的那样，新一代的优生学家和遗传学家，即受到国家社会主义保护兴盛起来的科学家，都受到普勒茨的影响。在这个集团当中，我们发现了欧根·费舍尔、弗里茨·兰茨、奥特马尔·费许尔，后者是未来的奥斯维辛“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尔的导师。这些人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欧根·费舍尔，他将孟德尔的法则运用到种族卫生方面。1934年，他大肆鼓吹他是第一个在学术圈内推广沃尔特曼思想的科学家，是第一个用对种族科学的热情点燃年轻人心中之火的科学家。费舍尔的同事弗里茨·兰茨，他是阿尔弗雷德·普勒茨的门徒，经常给普勒茨的种族主义杂志供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普勒茨的《档案》在德国的许多学术圈里流传，该杂志成了所有种族主义理论的交流中心，其中包括弗里奇和兰茨·冯·利本菲尔茨的伪科学的空话和思考。

绕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希特勒那里。希特勒对世界种族主义的想象并非是他幻觉的产物，而是令人尊重的科学发现的结果。当希特勒在读弗里奇或利本菲尔茨的著作时，他仅仅是在吸取在学术界和公共界被广泛接受的思想。在这些理论中体现的信息是清晰的：任何生物的有机体都热衷于无休止的为生存的斗争，假如不斗争就注定要毁灭。像个人一样，国家也热衷于无休止的斗争，只有最强者才可能在其中生存下来。一个国家斗争的质量取决于它种族的纯洁性，以及它繁殖最强的人种——有生产能力的工人、凶猛的斗士和富有领袖魅力的领导人。那些玷污了人类的人——犹太人、吉卜赛人、亚洲人——必须通过国家合适的手段加以消灭。在所有的人种当中，雅利安人明显代表了人类成就的顶峰。因为德国是雅利安人的故乡，因此德国人负有神圣的使命，那就是繁殖雅利安人和统治世界。然而，种族的杂交已经发展得格外严重，时间确实已经太晚了。只有国家的干预才能阻止雅利安人受到低等民族的进一步感染。1913年，欧根·费舍尔大胆而肯定地预言道：除非政府，特别是德国政府能够制定和实施始终如一的种族政策，否则，所有的欧洲人都将被毁灭。希特勒提供了这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