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当代学者莫砺锋曾说：“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视作中国传统文学中最为核心的内容，那么朱熹堪称是仅次于孔子的古代圣哲。”[1]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而朱子后学，枝繁叶茂，宗派林立。其中金华一支，经由得朱熹亲炙的子婿黄幹，传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等所谓“北山四先生”，再传至“金华三先生”黄溍、柳贯及吴莱等，之后，宋濂、王袆、戴良、胡翰等又承其统绪，被目为“四先生”[2]，入明后，方孝孺等人进一步弘扬金华朱学，时人视其为“程、朱复出”[3]。这一系较多地保留了正统朱学的色彩，且绵延数世，故号称朱学嫡脉。清代学者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论及朱学变迁，称“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4]。但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学派在传承过程中发生蜕变，演变成一个文学流派，即金华之学“流而为文”，形成了所谓的“金华文派”。正如清人黄百家所言：“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他指出，自许谦（学者尊称白云先生）始，金华朱学的学术色彩有所淡化，而文学意味越来越强，并一语道出其特点：“文显而道薄。”[5]

那么，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客观存在，金华文派是如何形成、发展及衰落的？较之其他流派，它有着怎样的特点和价值？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广泛而深入地探讨。

一、关于“金华文派”

在论述展开之前，首先对“金华文派”作几点简要说明：

（一）关于“金华”

金华，首先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古名婺州、婺城，简称婺。春秋时属越，后为楚所灭。秦时属会稽郡。东吴划分会稽西为东阳郡（因其在金华山之南，縠水之东，故名东阳）。梁始以金华（于天文为金星与婺女星争华故曰金华）名之，置金华郡。隋时因此地于天文为婺女之分野，故称婺州。有唐一代或称婺州，或称东阳，或称金华。及宋熙宁七年（1074）划归浙东路。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置婺州路，属江浙行省。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克江南，改宁越府，后改为金华府，属浙江布政司。清因之。金华府领辖金华、东阳、义乌、兰溪、永康、武义、浦江、汤溪，凡八县。金华既是文献之邦，又是军事要地，历来被视为浙东重镇。而所谓的“浙东”辖八府：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在地理上，金华东去台州府天台县不足四百里，西至衢州府龙游县九十里，南接处州府缙云县百八里，北面严州府建德县仅百里。因此，此数州交通密切，往来频繁，实际形成了一个以金华为中心的泛金华区域。

同时，金华又是一个文化区域概念。自宋南渡以来，金华的学术与文学大盛，乃有“小邹鲁”[6]之称。宋时金华有三大学术集群，即以吕祖谦为代表的“东莱之学”、陈亮为代表的“事功之学”以及唐仲友为代表的“经制之学”。入元以后，上述三家后学不盛，而以金华人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四先生”，秉承朱学正脉，后学大盛，遍及南北。这一脉有名姓可考者多集中于金华府（或婺州路），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到处州、台州、温州及衢州等东南之地。

（二）关于“文派”

派，究其字源，约有二义：派者，水之支流，并由此引申为由政治立场、学术主张、创作方法或作风、习气等相同的人形成的小团体或派别。又，派同“脉”，义为血管，并由此引申为血统、宗派等相承的系统。文派，则指文学领域内所形成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风格等相同或相近并前后相承所形成的派别或流派。最早将“流别”的方法用于学术史领域的当推班固《汉书·艺文志》，其总结诸子百家之学，划分“儒家者流”、“道家者流”等九流。至唐宋之时，分宗别派，考镜源流，构建“道统”与“文统”。元代学术则以融通为特点。鉴于宋代文、道分裂造成的文、道具弊局面，元儒又倡导道统与文统合一。受此影响，元代的文学流派多与理学流派结合紧密。而在这一方面，金华文派堪为典型。它是一个由金华朱学衍变而成的文学派别。所以，金华文派首先是一个文学派别，因为它“文显而道薄”；但同时又与理学密切相关，因为“文不离道”[7]。可以说，金华文派就是一个与金华朱学有着直接关系的文学流派。

（三）“金华学派”、“浙东文派”、“浙江文派”、“婺州文学集团”、“婺州作家群体”与“婺州文学群落”

论及金华的学术与文学，往往涉及“金华学派”、“浙东文派”、“浙江文派”、“婺州文学集团”、“婺州作家群体”与“婺州文人群落”等概念。人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往往比较笼统，没有详加辨析。今结合金华学术与文学的客观实际，从形成时间、地理分界、人员构成、学术承传等方面，对以上概念稍作比较与辨析。

学术文化史上有“金华之学”之称。它本来泛指金华地区的学术，是一个地域概念，类似“婺学”或“浙学”的提法，属于“画个圈”的定义，即凡是属于这个区域内的学术统称金华学术。而今日之“金华学派”指称主要有三：一是指吕祖谦所创之学，又称“吕学”或“婺学”。这种说法以《宋元学案》为代表，认为“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8]，视金华之学为理学之一派。今人侯外庐所主编《宋明理学史》亦主此说。这个概念接受最广，为多数学术史、文化史或文学史经常使用。二是特指作为朱学嫡传的何基等“北山四先生”及其弟子一派。朱熹之后，其高足兼女婿黄幹（号勉斋）得其亲传。黄幹又传其学于何基（号北山），何基传王柏（号鲁斋），王柏传金履祥（号仁山），金履祥传许谦（号白云）。四人均为金华人，何基讲学于金华北山，故称“北山四先生”。他们历来被视为朱学正传，是朱学中的“金华学派”。许谦为学，名重当时，门徒众多，传播很广，影响巨大，朱学亦由此而再次繁荣。许谦之后，有所谓的“金华三先生”即柳贯、黄溍与吴莱等人，三先生之后又有“四先生”即宋濂、王袆、胡翰与戴良等，四人之后是方孝孺等。除方孝孺之外，他们均为金华人。以上两个指称对象，时间上有先后：金华吕学主要盛于南宋，金华朱学则盛于元明。今人又有将上述两指称和合为一者，概而名之曰“金华学派”[9]，此为第三种指称，本书不予采用。

“浙东文派”一语泛指浙东地区文学领域内林立的各派。这一指称虽被使用，但至今未见有学者明确界定。而对于“浙江文派”，王琦珍《论明初文坛的浙江文派》有过界定，认为是受儒学复古思潮影响，在明初形成的文学复古运动中涌现的大批浙江籍文人所形成的群体。代表作家有刘基、宋濂、王袆等人。[10]这一界定实指受明初金华学派影响的浙东文人群体。但是这一定义，就字面来说并不严谨。一是所谓的“浙江”包括浙东与浙西诸地，而他所列的文人皆为浙东籍，故其病在定义过宽。二是他所谓的“浙江文派”实际于元中期早已形成，明初是其发展的第二、三阶段。而仅拈出“明初”诸人名之为“浙江文派”，此与事实不符。三是据严格意义上对流派的界定[11]，所谓的“浙江文派”实际上并不具备“派”的特点，不能称之为派。

既然构不成流派，于是有学者提出“婺州文人群落”，借用生物学的概念来指称生活在婺州地区，彼此相互影响，而形成带有共同文学特点的不同时段的人物，欧阳光《从文人群落到文人集团——元代婺州文人集团再研究》[12]可为其中代表。这尽管解决了“流派”界定所产生的自相矛盾，但是“群落”更适合用于某区域内共时性的存在生物群上。婺州文人经历数代，绵延数百年，代际之间的影响则难以通过“群落”体现出来。欧阳光还曾将其概指为“婺州文学集团”，见其《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13]一文。他将元代婺州籍作家划分为四代，始于方凤等，次黄溍、柳贯诸人，复次宋濂、王袆一辈，止于方孝孺。这一界定以地域为视角，几乎囊括了婺州之地所有作家，较之“浙江文派”更为合理。但其不足也很明显：一是集团乃是为一定目的而组成的共同行动的团体，而婺州籍作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也并未采取什么共同行动。二是“婺州文学集团”所列的作家除第一代外，在师承上几乎均为金华朱子后学，而欧阳先生的界定忽略了这一特点。三是宋濂等人历来被视为明人，方孝孺更是卒于明建文四年（1402），因此仅以“元代”无法涵盖其对象。

徐永明在“元代婺州文学集团”基础上加以完善，提出“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体”的概念。这一提法在时间限定上更为严谨，但是亦不无遗憾。婺州或者金华，既是行政区域又是文化区域，仅以籍贯为限，会造成金华之学成员的缺失，使得这一学术谱系不完整，此其一。“群体”一词虽然避免了“集团”所造成的名不副实，但是却忽略了金华诸人在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此其二。

相对于以上诸多指称，“金华文派”的界定更符合这一区域的学术与文学事实。

（四）“金华文派”

浙江金华地区自南宋以来学术兴盛，人文荟萃，有“东南小邹鲁”和“文献之邦”之誉。吕祖谦、唐仲友、陈亮等人分别以性命之学、经制之学与事功之学同时并兴，蔚为大观。但是，就元明时期金华学术的实际情况而言，真正兴盛且绵延久远的是朱子之学，亦即以“北山四先生”等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其师承脉络相对清晰，留存文献较多，且核心人物均为金华籍。

金华文派则由金华学派衍变而来。元明时期，金华之学“流而为文”，衍变为金华之文，形成金华文派。对于这一衍变趋势，清人全祖望、黄百家等曾指出，金华之学在元中后期“流而为文”。与许谦同辈的柳贯、吴师道及他们弟子一辈的宋濂、戴良等人，不再以学术名家而以文章名世，他们本身也不是理学家而是成为了文人。今人对金华文派也有所关注。如刘明今《辽金元文学史案》就有《金华文派》一章，而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所论更详。

金华文派与金华学派关系密切。综合诸家之说，联系其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说：金华文派是元明时期一个以金华学派后学为主体且籍贯多属金华的文学流派，开创于柳贯、黄溍、吴莱等人，由其后学宋濂、王袆、胡翰、戴良等人推向高潮，并在方孝孺被杀之后走向衰微。他们代际之间有着师承关系，在为学与为文方面均有着很多共同之处。金华文派前后持续百馀年，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影响。

二、研究现状

最早明确指出金华之学“流而为文”衍变趋势的是清人黄百家。他在《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中案说：“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犹幸有斯。”又指出：“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这两句话至少明确了三个信息：一是指出金华之学自许谦之后“流而为文”的趋势。二是金华之学虽然流而为文，文显而道薄，但是文与道不相离。三是作为朱学嫡传的北山一派，传至柳贯、吴师道一代，再传于戴良与宋濂一辈，兼得朱熹之“文澜”。后之学者沿着清人的思路，进而提出“金华文派”的概念。刘明今《辽金元文学史案》明确提出“金华文派”一词，并指出宋濂乃金华文派的集大成者。但是，就笔者目力所及，金华文派研究并没有由此展开。不过，历来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给予关注和研究，这也为我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首先是，除《元史·儒学传》与《明史·艺文志》外，吴师道《敬乡录》，宋濂《浦阳人物记》，郑柏《金华贤达传》，应廷育《金华先民传》，金江《义乌人物记》，阮元声辑《金华诗萃》，赵鹤《金华文统》、《金华正学编》，戚雄《婺贤文轨》，朱琰《金华诗录》，戴殿江《金华理学萃》，黄宗羲《宋元学案》，胡宗懋《金华经籍志》与王崇炳编《金华文略》等著作，大量记载了金华士人的生平事迹以及学术与文学创作，并从文统或道统的角度对其谱系进行建构。这对笔者界定金华文派启发很大。

今人对金华文派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一是哲学或历史视角的流派梳理；二是文献角度的整理与考证；三是学者个案研究的展开；四是概论金华之学或金华之文。分而述之：

（一）就哲学或历史视角的流派梳理而言，最主要的研究当属侯外庐等人所编《宋明理学史》。其专列“朱子后学”一节，重点介绍“北山四先生”的学术主张。[14]朱仲玉《试论金华学派的形成、学术特色及历史贡献》则最早从学术与文学的双重视角，勾勒出金华学派的大概。[15]陈寒鸣《明代朱学：洪武儒学的主流》一文梳理有明一代朱学之变迁，指出明初金华朱学乃是由“北山四先生”前承后继至宋濂、王袆、苏伯衡一辈，多秉接乡贤传统，学宗程朱，是朱子之嫡传，并认为“金华朱学为洪武儒学的主流”[16]。而他与贾志刚合作的《方孝孺与明初金华朱学的终结》分别从理学与政治的角度进行论析，得出结论：宋濂、王袆之后方孝孺终结了金华朱学。[17]此外，高云萍博士的《北山学派研究》更为集中地对北山四先生进行研究，反映了宋代儒学在后朱熹时期的发展，在对北山学派梳理及北山四先生思想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北山四先生的学术趋向。[18]董刚博士的《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研究》，以浙东为范围，从历史学视角对浙东士大夫与元明易代的政治关系作了专门性的整体考察，反映了该群体的生存状况、内部关系、时代作用和社会影响，完整展示其形成、发展、衰落的历史过程。同时，把浙东士大夫群视为明初君主集权空前强化社会背景下全国士大夫的一个缩影，借此探讨专制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互动模式，并考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济世思想、仕隐选择、道义气节诸方面内容。金华地区属于浙东，所以文中对金华士人也多有论述。

（二）在古人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对金华士人年谱或诗文文献进行梳理。徐永明《元代至明代婺州作家群体研究》下编是黄溍、胡助、吴师道、宋濂、王袆五人的年谱，附录部分又辑出宋濂九首佚诗，并考订《送许时用归越》非汪广洋所作，其作者为王袆；尤其是文末罗列了元明婺州作家的诗文别集版本及收藏单位，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黄灵庚《婺州文献述要》则对婺州历史文献从经、史、子、集四方面给予梳理，阐述婺州文献以理学为主调的基本面貌和经史并重、“文道结合”的特色，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兴衰及与学统相为表里等状况作粗略探讨。[19]此外，近年来学者还发现、整理了诸多佚文，如陈耀东《关于柳贯研究及其佚著〈打枣谱〉》[20]、龚剑锋《许谦、黄溍、宋濂佚文辑考》[21]与《宋濂诗文掇拾》[22]及《宋濂诗文拾遗》系列论文[23]、叶玉琼《吴师道佚诗文补辑五篇》[24]、任永安《日本藏宋濂〈萝山集〉抄本考述》[25]及《宋濂集类著述新考》[26]等。此外，近十年来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就是伴随着诗话、曲话、文话、词话、赋话等资料汇编的整理，金华文派成员的相关文献亦得以整理，如《辽金元诗话全编》[27]、《历代曲话汇编》[28]、《历代文话》[29]、《词话丛编续编》[30]等，均为我们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文献资料。

（三）近年来，针对金华文派成员的个体研究相对较多。其中，宋濂研究最热，专著有王春南与赵映林《宋濂方孝孺评传》[31]，潘杰《宋濂传》[32]，中共浙江浦江县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学学会《宋濂暨江南第一家研究》[33]，陈葛满《宋濂漫论》[34]，徐永明《宋濂年谱》[35]、《文臣之首：宋濂传》[36]等，单篇论文则达百馀篇，涉及宋濂的学术、文论、各体文学创作等方面。其次为方孝孺研究，专著近十部，主要集中于传记，而单篇论文则达八十篇，但是有关诗文方面的较少[37]。戴良研究近年来也比较热。除查洪德先生《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专章列戴良外，其他主要集中为单篇论文及硕士论文。其中单篇论文约三十篇，硕士论文则有史硕政《戴良年谱》（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陈蓓蓓《戴良遗民心态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袁宗刚《抱道之遗士》（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与罗海燕《戴良及其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09年）等。其内容涉及戴良的生平、气节、文学思想、诗文特色与成就等方面。此外，有关柳贯[38]、黄溍[39]、吴莱[40]、吴师道[41]、王袆与胡翰等人的研究也渐次展开。随着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金华学人、文士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有许多金华文派成员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四）金华古称婺州，隶属浙东。作为行政区域，其范围历代以来多有变化。这就造成了虽指涉对象大致相同，但是指称名目多不一致的状况。如廖可斌《论浙东派》认为：“所谓浙东派，是指元末明初由以金华为中心的浙东地区的许多文人所组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宋濂、刘基、方孝孺等。”他所言之浙东派其实与本书的“金华文派”概念相近。廖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指出这一流派在当时文坛上占有显著位置，对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发展变迁曾起关键作用，并呼吁“当今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浙江文化史的学者，应对之予以足够重视。”[42]查洪德先生对金华学派之学、之文多有关注，其《元代理学“流而为文”与理学文学的两相浸润》[43]、《金华之学的衍变与戴良的诗文成就》[44]分析了“流而为文”的原因，并把戴良、宋濂等视作“浙东派”，肯定了他们的诗文成就。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体研究》上编概论篇对婺州代表作家的文学思想、诗歌创作和散文创作进行了描述。[45]较之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粗线条勾勒婺州作家群体的传承情况，徐先生一书则更为详尽和完善。但是，后者更多的是侧重文献研究。王魁星《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涉及诸多金华文派成员，尤其对宋濂及方孝孺两代人作了相对集中的论述。不过，就金华文派学术与文学的创作实绩而言，对于其文学研究方面尚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此外，还有不少有关元代文学、文献学、史学、教育学、民族学、哲学的专著、论文，涉及本研究所论及的一些内容，具有启发意义、参考价值。限于篇幅，在这里不一一罗列。

三、本书的学术意义

经过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笔者发现，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人从地域、学术与文学的层面综合去观照金华文派。本书则尝试在现有基础上，在地域与学术的综合视野上对金华文派进行观照。

本书的学术意义在于：

（一）界定金华文派，并对其衍变情况进行梳理。金华文派是一个与地域有关的流派，而“金华”既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区域概念。其成员以金华士人为主体，但并不限于这一区域。本书首先对金华文派加以界定，并对其衍变的原因、轨迹及影响进行深入探究。

（二）金华文派是由理学流派衍变而来的，而前人的相关研究，或是没有将学术与文学结合起来综合进行考察，或是仅择其部分成员展开个案研究。针对这种情况，梳理金华文派的学术主张，并考察其对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将作为本书研究的重点之一。

（三）金华文派的文学创作可谓繁盛，它前后持续百馀年，承传数代，成员众多，今存别集数十部，并且涉及诗词、古文、辞赋、笔记等众多方面。而现有的研究，或是从历史演变角度梳理金华文人与政治的关系，或是侧重考证金华文献，或是偏重于哲学方面的整理，文学本位研究相对薄弱。故本书将立足于文学本位，对其诗文创作进行全面梳理与研究。

（四）金华文派由隐至显，后趋于式微，其中政治力量对它的影响很大，这尤其值得我们思考。元末金华文人注重教化，强调文学对政治的参与，但是其影响限于江南之地。及入明，金华士人身居高位，作为文臣，乃至主持文宪。可以说，正是凭借朱元璋的政治力量，金华之学趋向鼎盛，天下文人靡然从之。但同样也是朱元璋使得金华文人多死于非命，及至后来方孝孺被朱棣腰斩，更是在一定意义上宣布了这一流派的彻底衰落。联系现实，我们发现历史似乎总在不断重复。政治与学术或文学，以及政治与文人之间的深层关系颇值得研究。故笔者也以相当篇幅对金华文派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展开论析。

在中国学术史上，金华文派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虽然以地域冠名，但却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它又是一个有着较为严格师承关系的学术统绪。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复合性内涵，金华文派研究的展开，必然涉及两大视角：一是从地域文化角度进行观照；二是从学术统绪的源流正变方面加以考察。但是，金华文派本身比较复杂，再加上前人研究相对薄弱，所以说，这种综合性研究并不轻松。首先，宋元明时期金华学术繁盛，各派别之间彼此多有交叉，这为金华文派谱系的梳理带来一定难度。其次，金华文派成员众多，著作留存丰富，涉及哲学、史学及文学等方面，但是仅黄溍、宋濂等少数几人的别集被点校、整理出来，因此有大量的原始文献需要整理。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方能展开进一步的文本研究。再次，研究金华文派必然会遇到如何区分和确定“一般”、“特殊”、“个别”的关系，这一流派具有其他流派的一般特征，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而各成员之间情况也不尽相同。这些都是本书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针对研究现状以及可能遇到的难题，本书将采取以下思路与研究方法：

首先，尽力搜集、整理大量一手材料，并加以谨严考订和梳理，在叙述中尊重客观事实，将金华文派的真实面貌展示出来。具体而言，又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对已经点校出版的诗文别集如《柳贯诗文集》、《吴莱集》、《吴师道集》、《戴良集》、《陈基集》等加以分类。二是搜集、标点如胡翰《胡仲子集》、王袆《王忠文集》、张丁《白石山房遗稿》、苏伯衡《苏平仲文集》等尚未整理的诗文别集。三是对于有关金华的地方学术、诗文的总集与选集加以甄别与梳理。四是对所涉及的诗文作品系年以及考订作家年谱，并编“金华文派文学活动编年”作为附录。

其次，运用比较的方法，在与中原学术、江西学术的比较中，彰显金华学术的特点。又将金华文派与吴中、江西作家进行比照，以此把握其独特性。

复次，综合考察金华文派。一是历时性地考察金华文派的形成、发展、地位与影响，以及它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参与元代至明初文学变迁的过程。二是共时性地考察每一代人在学术、诗文方面的共同之处以及所存在的差异。

全书共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为绪论、正文与附录。其中正文又析为十章。前两章讨论金华文派的生成背景与金华之学到金华之文的衍变。第三章集中阐述金华文派第一代人的学术与文艺。在第四章论述金华文派第二代的政治遭遇与心态变迁后，第五、六、七、八章以专题形式分别讨论宋濂、王袆、胡翰与戴良的学术与文艺。第九章补充了金华之学被遗忘的王毅一脉。第十章则就金华文派的式微、文人参与政治的悲剧以及金华文派的地位与影响展开讨论。附录部分是对金华文派的文学活动进行的简单编年，列于文末以方便读者了解金华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