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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船的目的地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有凝聚力的港口，而是松散、杂乱地分布在从格雷夫森德到伍德威克渡口之间、泰晤士河沿岸的装卸码头和工厂。船只不断从这儿驶入，不论是潮湿的夏天还是浓雾弥漫的冬季，白天还是黑夜，运送大半个伦敦所需的砾石、螺纹钢、大豆和煤，以及牛奶、纸浆、造饼干少不了的甘蔗和发电机工作所需的一种碳氢化合物。就像伦敦的博物馆一样，这块地方值得留意，不过旅游指南总是避而不谈它。

许多工厂就坐落在泰晤士河岸上，近得可以直接从船的货舱里挖出或吸出固体、液体的原料。这些工厂生产几种不很有名的化工产品，在我们这个功利的现代社会发挥做表面文章的能力，诸如添入牙膏、使之保持湿润的多羟基化合物、作为洗衣清洁液稳定剂使用的柠檬酸、使谷类食品变甜的糖类代用品、使肥皂和黄原胶保持黏稠性的甘油三硬脂酸酯。

为了掌握化学和物理学中严格的、无法灵活变通的种种规则，负责卸下这些原料的工程师们放弃了原本迫切想做的事情。这些人完全可能花费20年时间专门研究如何存储易燃溶液或木质纸浆对水蒸气的反应。闲暇时他们便会翻阅《危险品运输通报》，世界上唯一一份专事研究安全装卸和运输油类以及化学制品的月刊。

不论这些建在港口的庞大厂房看上去多么不符合人性，毕竟它们也是受人类自己平淡无奇的爱好驱动才建立起来。河边一家工厂的建筑物屋顶上的烟囱嘶嘶地冒出橘黄色的烟雾，中部伸出许多管子，活像许德拉9个脑袋上的触角。它既没有做什么大逆不道的恶事，也不神秘莫测，不过只是一家生产切达干酪饼干的企业而已。一艘油轮从鹿特丹穿过北海黄泥色-褐色水域来到这儿，运来二氧化碳，用它为孩子们喝的柠檬水生出泡沫。金佰利克拉克公司在北弗列特设的工厂像一个灰白色的钢铁盒子，有8层楼高，足以装进一艘航空母舰。它造出一盒盒两层厚的、成卷的厕纸。正是因为我们全都喜好糖果、坚果、饮料和纸巾，遥远大陆的船只才应招而来，可与圣保罗大教堂的尖顶试比高低的塔楼才纷纷拔地而起。

港口周围的作业十分神秘莫测，人们看到的也只是全部活动的一个片段而已，不能指望更多。一位船长在泰晤士河下游的水域里尚可行使最高指挥权，可是一旦他的船靠上码头，他的权力突然荡然无存，就像他的海图立即失去效用一般。他被降级，他的身份变为一个前来学习的参观者，观察码头装卸工作如何进行，如何长期冷藏柑橘类水果。

不论我们如何为失去什么都懂一点儿的多面手而感到悲哀，一旦认识到时代使我们得以领略无懈可击的专业大师的风采，这种悲哀也便可被抵消了，比如说那些研究贮放沥青或是建造船只装货专用传送带的专家。每当我们想到有医学教授专事研究人类肝脏中酶的活动，或无论何时世界上都有几百位学者在专门研究法兰克历史上的晚期墨洛温王朝，把研究成果刊载在德国蒂宾根大学人文科学系主办的学术期刊《中世纪研究》上，这悲哀亦不失为一种安慰。

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也体现在机械层面上。码头区布满大众无法搞到手、无法广泛应用的机器，不过它们没有卡车、货车一类普通运输工具不够专业的弱点。它们像长相奇特的动物，作为补偿，与世隔绝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它们的特殊才能，如用鼻子吸出匿身于泥中的甲虫，或把身体倒挂在地下河上，却不具备一般动物的技能。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希斯特公司建造的R30XM2型叉车的最高时速仅仅是每小时5公里，但是在空间狭小的仓库里它能轻快地掠过水泥地，像跳芭蕾舞一般敏捷地从狭窄走廊两侧的顶层货架上取下一卷卷纸。

人们自然会钦佩那些有耐性和胆识的人，他们投资建立起一些工业的附属产业，例如投资2.5亿美元使一艘远洋集装箱运货船下水。这些投资者挪用一个国家的邮递员或护士一辈子的积蓄，拿这些钱赌一把，投入设在巴拿马的仓库或设在汉堡的管理部门。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这样做不合情理或显得自以为是。他们可以把资金投出去，在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把钱放在船长或大副手里，听任他们穿越南北回归线、远航到长岛海峡和爱奥尼亚海、驶入亚丁和丹吉尔的集装箱港口，因为他们知道那些钱迟早会回流，而且增加很多，那是对耐性和用心专一的酬劳。他们懂得自己的投资实际上亦是一种审慎，而且风险小，比把钱藏在床下强得多。那只会令自己终究有一天变得一贫如洗，走上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