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王乐道读进士试卷〔1〕》

文章始隋唐，进取归一律。安知鸿都事，竟用程人物〔2〕。变今嗟未能，于己空自咄。流波亦已漫，高论常见屈。故令俶傥士，往往弃堙郁。皋陶叙九德，固有知人术〔3〕。圣世欲尔为，徐观异人出。（10册页6548）

笺说：

宋代贡举制度规定，初考官、复考官各定进士等次，详定官复核，等次同则无异议，等次不同，则或从初考，或从复考。仁宗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任详定试卷官，以为初考、复考所定等次皆不妥，与另一详定官杨畋（乐道）争议后，别定等次，自此遂为定制。沈括《梦溪笔谈》卷一载：“嘉祐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为何人。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诰，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为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之以送复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详定官，发初考官所定等，以对复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当从初考或从复考为定，即不得别立等。是时，王荆公以初、复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间别取一人为状首。杨乐道守法，以为不可。议论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封弥官，闻之，谓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及发封，乃王俊民也。详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为定制。”此诗即为王安石任详定官时和杨畋之作。值得注意的是，此诗已透露出荆公睥睨诗赋之试为雕虫小计、欲变科举之法的意图。按，《宋史·选举志》载王安石语曰：“‘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则诗云“圣世欲尔为，徐观异人出”，实乃荆公自诩也。

疏证：

〔1〕王乐道，当为“杨乐道”之讹。赵抃《御试备官日记》：“驾幸详定所，起居。点检官：孙坦、郑穆。进士初考官：沈遘、司马光、裴煜、陆经。进士复考官：祖无择、郑獬、李、王瓘。点检官：孙洙、王广渊。详定官：杨畋、何郯、王安石。对读官：胡稷臣、苏衮、傅尧俞、张次立、宋迪、周孟阳。特奏名进士三十八人。”其中所言“详定官杨畋”，字乐道，《宋史》有传。又，王安石尚有《奉酬杨乐道》诗（《全宋诗》10册，第6617—6618页）。

〔2〕鸿都，指鸿都门学。《后汉书·孝灵帝纪》：“（光和元年二月）己未，置鸿都门学。”李贤注：“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王安石用“鸿都门学”喻进士考试用诗赋，乃重文字雕虫之技。

〔3〕《尚书·皋陶谟》载：“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王安石要求科举亦以三代为法，可参见毛滂《登闻鼓诗》疏证〔4〕。

附录：郭印《当可以邑士将赴类试作诗讥之因效其体〔1〕》

“丹山采凤群鸣集，云外舒张览辉翼。锦屏相望不千里，音中箫韶有人识。朝家选举专一科，翰墨之工拔士多。好将笔力觑天巧，斡旋正气回狂波。鲸鲵未翦龙移宅，吾皇饥渴人才得。雕虫小技何足论，要吐胸中济时策。吴山辽邈天门高，尺纸输忠气自豪。程文奏御宸心悦，青紫纷纷换白袍。”（29册页18664）

笺说：

郭印，史籍无传。按，今存四库辑《永乐大典》本《云溪集》有《送路守》、《送董守》、《送陈守》，所述皆汉州风物，可知其为蜀中汉州人。又按，郭印《闻车驾幸金陵二首》云“人欣太祖孙”，应指属于宋太祖谱系之宋孝宗，则其人至孝宗朝仍在世。郭印反对王安石熙宁新法，其《宋元绘挽词》云：“国家有祸源，王氏变新法。元祐壅其流，旧防无敢越。逮至崇宁初，阴霾蔽日月。溃彼千仞堤，横波不可遏。”然此诗却赞同熙宁新法中改诗赋（“朝家选举专一科，翰墨之工拔士多”）为策论（“雕虫小技何足论，要吐胸中济时策”）的科举新政，可见两宋之际因国家衰微、亟需人才，朝野间在科举问题上的反思。

疏证：

〔1〕类试，指类省试，南宋时川陕举子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无需远赴行在杭州（即诗中所言“锦屏相望不千里……吴山辽邈天门高”云云），而改为直接在本贯所在地参加省试。类省试问题，可参见穆朝庆《论南宋科举中的“类省试”》（《中州学刊》1987年第6期）和祝尚书《论南宋的四川“类省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