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回顾及简要述评

与本书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与装备制造业发展有关的文献；第二类是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关的文献；第三类是与垂直分离相关的文献；第四类是与产业融合相关的文献。

一 关于装备制造业的研究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市场能力以及技术能力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例如，陈爱贞等（2008）认为，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被国内下游最终需求部门企业引进对上游本土装备制造部门的市场产生挤压和替代效应。陈爱贞和刘志彪（2008）认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长期以“自我服务”的封闭模式发展，由于生产性服务外化不足，本土装备制造业无法适应下游产品的需求变化。虽然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并且跨国公司用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批高级科技人才，但是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基本为跨国公司制造业服务，同时也带来了本土研发机构的研发能力削弱和逆向技术扩散。陈爱贞和陈明森（2009）认为，我国装备制造业不但研发投入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引进技术过程中配套经费比例也相当低，设备更新换代速度慢。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服务能力、品牌开发能力以及抢占市场能力也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虽然中国通过合资方式获得一定的跨国公司技术，但基本都是二三流技术，与跨国公司合作研发基本不可能。

还有一部分学者从“为出口而进口”视角对中国装备制造业进行研究，巫强（2007）认为，由于中国国内装备制造业技术落后，出口厂商进口发达国家机器设备来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出口快速增长即产生了“进口引致型出口”效应。同时“为出口而进口”战略的实施也导致了中西部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滞后。陈爱贞、刘志彪和吴福象（2008）认为，通过动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会抑制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我国装备制造业要从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两方面突破市场需求的限制。巫强和刘志彪（2009）认为，我国从国外大量进口先进机器设备导致了沿海地区出现了以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出口增长奇迹。通过垄断竞争贸易模型发现通过进口机器设备提高最终产品质量，并导致该行业整体出口扩张。陈爱贞和刘志彪（2011）通过投入产出表分析了我国装备制造业中间投入层次在各细分行业中的比重比较低，间接消耗资源和能源很多。“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模式造成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自我锁定”效应。陈爱贞和钟国强（2012）通过计量检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进口机器设备出口消费品到进口零部件出口机器设备的转变。

这些学者主要从不同角度说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能力落后，并且“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模式抑制了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但是，生产性服务等高级要素投入带来的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并没有涉及。

二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最早研究是马克鲁普（Machlup, 1962），他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 1966）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进行了系统化研究，他认为，生产性服务是中间性投入。布朗宁和辛格尔曼（Browning and Singleman, 1975）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具体包含会计、法律、咨询、保险等行业，为客户提供专业性的知识服务。另外，还有不同学者对生产性服务具体内容进行了补充，例如，哈伯特和纳特（Hubberd and Nutter, 1982）、丹尼尔斯（Daniels, 1982）、零韦尔斯和格林（Howells adn Green, 1988）、格拉布和沃克（Gruble and Walker, 1989）等。对生产性服务业包含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房地产业为企业生产提供租赁服务，应该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有的学者把投入产出表中间需求率大于50%的服务业称为生产性服务业，例如，申玉铭、邱灵等（2007）。另外，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具体统计数据收集比较困难，因此大多数学者也都忽略了这类生产性服务中个人消费部分。到目前为止，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容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大多数学者也都认同，生产性服务是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它内含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比较丰富，可以提升国民经济各产业的竞争力。

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及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程大中（2003）认为，中国服务业总体增长速度很快，但存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低、就业比重低和人均增加值偏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滞后的特点。程大中（2004）根据中国服务业的统计数据，检验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认为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总体滞后，但是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除外。中国服务业的需求价格基本缺乏弹性，又是停滞部门，在服务价格上涨情况下容易导致“成本病”。夏杰长、刘奕、顾乃华（2007）认为，制造业服务化可以提升竞争力，由于服务业的知识化，鲍莫尔的成本病将不治而愈。程大中（2008）用1997—200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美两国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顾乃华和夏杰长（2010）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比重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服务业比重提高，二、三产业生产率差距会逐渐缩小。刘书瀚、贾根良和刘小军（2011）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经济服务化”现象时，我国却出现生产性服务业萎缩的“中国悖论”，并认为，由于我国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严重滞后。郑吉昌（2011）认为，我国服务比重偏低的原因有：中国统计口径没有和国际接轨，我国部分服务业没有进行统计导致服务业比重偏低；计划经济时期，本该由社会提供的服务环节却由制造企业或事业单位来提供；制造业的国际代工模式等。刘志彪（2011）比较了江苏和大致相同人均GDP水平下日本的服务业，如果扣除掉统计因素、出口贸易因素和非大都市区等因素，江苏的服务业发展速度并不低。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顾乃华、毕斗斗和任旺兵（2006）总结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四种观点：需求遵从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遵从和附属地位。供给主导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带来了效率低下，制约了制造业和经济的增长。互动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是彼此依赖的互动关系，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有大量需求，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融合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出现的融合趋势，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Hoeckman和Mattoo（2008）也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制造业的竞争力取决于低成本和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费尔南德斯和保诺夫（Fernandes and Paunov, 2012）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增加了制造业的创新行为，并且服务业FDI为滞后的公司追赶行业内领导型企业提供了机会。

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的提升作用大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作用，例如，江静、刘志彪和于明超（2007）用中国各省份1998—2004年和各细分行业1993—2003年数据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扩张促进了制造业的效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促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效率提升，但是不能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效率提升。但是，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显著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效率提升，金融保险业显著促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科学研究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路红艳（2009）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两个方面对制造业创新起作用：一是通过与消费者的互相接触，促进双方创新；二是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就是创新源。阿诺德（Arnold, 2008）检验了非洲制造企业的生产率与服务中间投入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服务业提升了下游经济体的竞争力，也是推动增长和降低贫困的本质因素。

还有学者验证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需求作用更强，例如，Park（1989）通过26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投入产出表检验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性质和演化方面的关系，服务作为中间投入更依赖制造业。Guerrieri和Meliciani（2003）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部门的中间需求，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出口有正的影响。Guerrieri和Meliciani（2005）研究了一个国家如何成为金融、通信和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出口者，发达国家服务经济的竞争力取决于制造业结构，而这些制造业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对生产性服务有大量需求。高觉民和李晓慧（2011）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互动关系，并且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拉动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

邱灵、申玉铭和任旺兵（2007）从地理学视角研究了不同区域制造业对各种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差异。曹毅、申玉铭和邱灵（2009）应用天津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进行分析。喻春娇、郑光凤（2010）分析了湖北省投入产出表延长表，分析了直接消耗系数、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分析了湖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制造业对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依赖度比较大，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水平不高。

从技术关联及创新角度研究，原毅军和耿殿贺（2007）认为，生产性服务业脱离于制造业，两者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关联。由于技术关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影响。孔婷、孙林岩和冯泰文（2010）认为，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制造业效率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了制造业效率，生产性服务业间接提升了制造业效率。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和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水平较高时，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金融保险没有显著提升制造业效率。

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角度研究的有，孔德洋、徐希燕（2008）从生态群落角度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共生模型。孙久文和李爱民等（2010）在不考虑生物种群进化前提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共生模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落后于制造业发展，二者为偏利共生，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了制造业环境容量，但制造业没有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环境容量。唐强荣和徐学军（2009）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种群数量受技术、制度和资源等环境因素制约，构建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共生理论Logistic模型，通过1992—2005年的种群密度数值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两个种群的动力学曲线近似看成Logistic曲线，两者的共生作用显著。

从外包的角度研究，刘明宇、芮明杰和姚凯（2010）认为，制造业基本活动外包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支持性活动外包可以实现专业化经济，并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嵌入模型。肖文和樊文静（2011）认为，中国目前制造业外包主要以零部件为主，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不足，代工生产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胡晓鹏（2012）认为，服务业FDI引起的服务业被动发展导致了全球化陷阱，表现为锁定了服务业低端化，外资服务业抑制了本土服务业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安全问题。

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但是，很少有学者从装备制造业角度研究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关系。另外，也很少有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生产性服务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是生产性服务没有与制造业充分分离。

三 关于垂直分离的研究

垂直分离也可称作垂直专业化，指的是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最早对垂直专业化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为巴拉萨（Balassa, 1967）和芬德利（Findlay, 1978）。随后几十年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有学者（Finger, 1975; Krugman, 1995; Arndt, 1997; Freestra, 1998）等。赫梅尔斯（Hummels, 1998）认为，全球化一个重要特征是进出口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增加，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的国际化。企业产品不再集中在一个国家生产，而是不同的零部件在不同的国家生产，每个国家专业生产产品某一阶段的部件。后来，Hummels和Ishii（2001）把“垂直专业化”定义为：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一种产品生产过程的特定阶段，进口中间投入产品进行加工然后再出口。施蒂格勒（1998）从产业生命周期角度分析了垂直一体化与垂直分离。产业建立初期，市场上没有企业所需的新型原材料，只能自己生产。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后，部分生产环节可以交给专业化厂商完成。赖特和汤姆森（Wright and Thompon, 1986）用企业层面样本分析了企业垂直分离的过程，检验了施蒂格勒的“垂直分离是产业发展典型特征”的假说。

Amiti和Wei（2005）认为，虽然服务外包正在稳步增加，但是数额不大，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服务内包远远大于服务外包。发达国家在剥离非核心业务过程中，逐渐把产品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转移到要素成本低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开始被分散在全球不同地区。怀特尼（Whitney, 1995）分析了用垂直非一体化分析了美国反托拉斯法促使电影院与电影制作公司垂直分离。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剥离生产过程中的非核心业务。亚伯拉罕和泰勒（Abraham and Taylor, 1994）指出，在1972—1993年间，美国商业服务业就业增长了288%，建筑服务业就业增长了124%，会计等服务业就业增长了151%。Hummels和Ishii（2001）通过对OECD 10个国家和4个新兴市场国家投入产出数据的计算表明，这些国家在1970—1990年间垂直专业化指数增长了30%，并且这些国家30%的出口增长来自垂直专业化。

对垂直分离原因的解释主要有分工理论（Stigler, 1976; Becker, 1992; Young, 1928）、技术变化对资产专用性的影响（Arrow, 1994;Henderson and Clark, 1990; Grossman and Hart, 1986）、信息技术对搜寻成本的影响（Malone and Benjamin, 1987; Clemons and Row, 1992）等。斯密（2001）指出，通过交换可以引起劳动分工，而分工却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也就是说，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约束。当市场范围很小时，人们不会专门从事某种专业性劳动；而当市场范围扩大时，专业化的生产厂商才会出现。但是，马格林（Marglin, 1974）则认为，斯密没有把企业内分工与产业内分工联系起来，而马克思则明确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分工与社会分工，而后续的研究又逐渐深化了行业间的专业化分工（Yong, 1928; Stigler, 1951）。施蒂格勒（1951）认为，某产业在生命周期初期，由于该产业是新兴事物，该产业内的企业所需要原材料、零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等在市场上买不到，从而都要自己生产；但是当该产业进入成熟阶段，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一般会交给专业化的厂商完成。Ippolito（1977）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造船行业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行业规模的扩大确实带来了垂直专业化分工。

科斯（1937）最先解释了交易成本。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交易前的收集信息成本和交易中的订立契约以及履约成本等。威廉姆森（2002）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交易成本理论，把交易成本分为事前交易成本以及事后交易成本。由于人的有限理性而存在交易成本，签订合约不可能面面俱到。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有可能存在机会主义，因此会产生避免机会主义的存在而产生的监督成本和适应成本。另外，他还用资产专用性来解释交易成本的存在，资产专用性可以防止交易双方无代价的转换供应商；此外，他还用交易频率、交易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来分析交易成本。麦克拉伦（McLaren, 2000）首次提出了市场加厚理论，假如市场中的垂直专业化企业越多，上游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越强，从而上游垂直非一体化企业可以避免套牢问题。克劳奈维根（2002）把内核的机会主义倾向、外围的交易环境以及可信度结合起来，从制度环境、个人属性以及治理环境等方面考察交易成本，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倾向选择垂直非一体化。

博南诺和维克斯（Bonanno and Vickers, 1988）用双头寡占模型分析了垂直分离过程的利益动机，垂直分离对企业个人利益及集体利益都有好处。芬斯特拉（Feenstra, 1998）提出“生产非一体化”的概念认为，由于全球贸易一体化导致了制造业在全球的生产非一体化，产品的中间投入比例越大，生产的垂直分离程度也越大。跨国公司通过供应链网络把分散在全球的生产环节联系起来。霍尔姆斯（Holmes, 1999）用某产业中间投入购买值与该产业总产值的比例来衡量制造业垂直分离的程度。Lopez和Yadav（2010）认为，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比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倾向于进口中间投入。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国际外包，而生产率低的企业选择国内外包。赫梅尔斯（1998）把垂直专业化的原因解释为信息交流技术的进步和关税税率下降。

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垂直分离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格罗斯曼（Grossman, 2002）用产业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垂直一体化公司可以生产自己需要的部件，但是需要承担比较高的治理成本。专业化公司可以在低成本下生产，但是需要花费一定成本来搜寻合作伙伴，并且供应商有违约的可能。格罗斯曼（2005）用外包和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外包位置选择的决定因素，外包模型中包含了搜寻合作商的成本和在不完全合约环境中维护关系的成本。沃尔夫（Wolff, 2001）认为，在20世纪80—90年代间，美国的制造业经历了外包或者服务功能的“合同外包”。制造业生产率的恢复是因为与滞后的服务业脱离。布赖德格曼（Bridgman, 2012）构建了一个三阶段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包含原材料、零部件和最终品部门。20世纪60年代贸易成本比较高时，原材料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贸易成本大幅度下降导致零部件贸易迅速膨胀。

国内学者对垂直专业化的研究，刘志彪等（2001）分析了垂直专业化的发生机制和测度方法，并从价值链治理角度分析了企业从垂直一体化到全球生产非一体化的变迁。卢锋（2004）在国内首次提出“产品内分工”概念，并通过汽车行业、计算机行业、玩具业等分析了“产品内分工”的表现和概念。他认为，产品内分工的基础是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产品内分工的原因是生产环节的可分离性、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交易成本下降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6）通过投入产出表计算，我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从1992年的14%提高到2003年的21.8%。刘志彪和吴福象（2005）用江苏投入产出表计算进口中间投入与总产出的占比，得出江苏生产非一体化指数从1997年的0.256%提高了2002年的0.281。徐毅（2008）对中国35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外包率进行了测算，得出1997—2002年，制造业平均外包率提高了近20%。这些学者对垂直专业化的研究总体上是从制造业原材料、零部件、机器设备以及最终品在全球价值链下的垂直分离来研究，而没有从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角度来研究垂直分离问题，并且很少研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分离问题。

关于国内学者对工业企业服务分离的研究，原毅军和刘浩（2009）验证了工业企业通过服务外包可以提升工业企业生产率，并能增加服务业产出。洪联英和刘解龙（2009）把进口垂直分离指数、出口垂直分离指数、进口垂直内销指数和出口垂直增值指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唐玲（2009）借鉴芬斯特拉（1995）和汉森（Hanson, 1999）的外包率计算方法，用1997年和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制造业的总体外包率、制造业的物质外包率和服务外包率。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总体外包率很低，并且制造业的服务外包率远低于物质外包率。霍景东和黄群慧（2012）认为，中国服务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是服务内置于工业部门。他用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22个制造业部门的服务外包程度，检验了影响制造业部门服务外包的因素。霍景东和吴家淼（2009）根据1997年、2002年和2005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认为商务服务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我国的制造业在岸服务外包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的在岸外包系数要低于离岸外包系数的增长。中国制造企业有服务外包的意愿，但是在国内没有合适的承接方，因此更多的是离岸外包。周世军、岳朝龙（2011）把企业主辅分离与工业企业分离服务进行区分，用服务成本、服务市场价格、交易费用、分离成本等变量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影响制造业企业服务分离的因素。这些学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涉及本土制造业的服务分离问题，但是没有从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另外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业分离出来后，还与装备制造业存在很强的关联效应，并且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趋势愈加明显。

四 关于产业融合的研究

产业融合的研究最早是罗森伯格（Rosenberg, 1963），他通过分析1840—1910年美国机械工业的演化进程，发现技术融合首先出现在机械工业和其他使用机械的部门。垂直非一体化和融合共同推动了机械工业的专业化。缪勒（Muller, 1997）把不同媒介之间的文字、图像、声音等信息经过整合后通过同一传输终端显示称为“数字融合”。数字经济时代，通信产业、计算机产业与娱乐产业之间正通过多媒体进行深度融合。约菲（Yoffie, 1997）认为，企业通过采取技术创新战略，把互相独立的产品通过数字技术整合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形态称为融合。技术创新导致了不同的产品由于功能相似而逐渐成为替代品。产业融合不仅是技术融合，还意味着产品融合。盖恩斯（Gaines, 1998）用学习曲线分析信息技术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替代和学习过程，并分析了信息通信产业融合的技术基础。萨哈尔（Sahal, 1985）和多西（Dosi, 1988）也提出了与技术相关的产业融合概念，他们认为成熟技术在不同产业之间扩散，即使在市场滞后部门也能产生一定创新行为。例如，半导体技术在计算机、无线通信和消费电子产业之间的影响等。植草益（2001）认为，“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的壁垒，加强各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就是产业融合。欧洲委员会出版的绿皮书（Green Paper, 1997）从三种视角看待融合：产业联盟和并购、技术和网络平台以及服务和市场。三网融合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商业模式、服务以及社会运作等。

关于产业融合的分类，格林斯坦和卡纳（Greenstein and Khanna, 1997）把产业融合分为替代性融合与互补性融合。产业的边界由具有类似特征的产品决定，为了使一种产品更好地发挥效用，相关的其他产品需要共同使用。Gambardella和Torrisi（1998）通过对美国和欧洲32家最大的电子公司1984—1992年的数据分析认为，办公设备、计算机、无线通信和电子消费品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不同程度的融合。他把产业融合分为四种类型：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融合和市场融合。贝蒂斯（Bettis, 1998）认为，企业用类似的资源与其他企业开展竞争，产业可以定义为使用同类资源生产的企业的组合。因此，可以从需求的角度（产品）来定义一个产业，也可以从供给的角度（资源、技术）来定义。在此基础上，彭宁斯和普拉纳姆（Pennings and Purannam, 2001）扩展为需求互补性融合、供给互补性融合、需求替代性融合和供给替代性融合。而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003）则把产业融合按照技术和产品的角度分为技术替代性融合、产品替代性融合、技术互补性融合和产品互补性融合。Malhotra（2001）则根据产业融合过程把产业融合划分为机构融合和功能融合，并按融合的不同程度进行了细分。此外，哈克林（Hacklin, 2005）根据技术融合的新颖程度，把产业融合划分为横向融合、应用融合、潜在融合等。

关于产业融合机制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同技术进步是产业融合的最主要原因，技术进步使企业有能力创新产品和工艺。例如，Lei（2000）分析了技术融合对产业结构演化和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影响。企业需要的通用技术在不同企业之间扩散，企业的商业模式也得到创新。Lee（2003）认为，由于不同的产业有共同的技术基础，技术的融合导致了产业的融合。沃茨（2001）把驱动产业融合的因素归因于技术驱动、规制的放松和需求驱动。其中技术驱动又包含数字化、智能网络结构的发展以及媒体平台的技术融合。需求驱动包括客户关系的个性化和解决方案的系统化。Amesse和Latour（2004）认为，20世纪90年代电信设备制造业的变化可以归因于新技术的引入，并从契约和协议并购角度分析了产业之间的融合。Li和Whalley（2002）阐述电信产业价值链和市场结构的演化，由于关联企业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电信产业价值链逐渐进入网络融合状态。植草益（2001）认为，产业融合首先发生在产业内的不同企业之间，由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纷纷采用新技术，由于新技术的采用，逼迫原来的政府规制逐渐放松，在这一过程中有企业的倒闭和合并，企业之间的不同业务进行整合而发生融合。周振华（2003）认为，在进入和竞争管制条件下，产业之间存在明确的技术、业务边界以及市场边界和运作边界，由于技术进步和管制的放松，产业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趋于融合。于刃刚（2006）在此基础上指出，还有其他因素会导致产业融合，例如企业并购、企业联盟等。陈柳钦（2007）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和跨国公司等因素导致了产业融合。

关于产业融合程度的研究，Fai和Tunzelmann（2001）从美国875家公司中选取了32家在1930—1990年间有专利记录的公司，把他们获得的专利归属为化学、电气电子、机械和交通四个部门，分别计算每家企业的专利在这四个部门的份额，并用两两产业专利份额的相关系数来衡量产业融合度。Gambardela和Torrisi（1998）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32家企业为样本，把这些企业在不同行业的专利数据、企业对某行业的投资数据、企业在各行业的收入数据等用赫芬达尔指数分析了5个样本产业的技术融合程度、业务融合程度以及市场融合程度。Duysters和Hagedoorn（1998）通过使用EPO（欧盟专利局）提供的专利数据与战略技术联盟数据分别对计算机、无线通信和半导体产业进行线性回归，然后考察三者之间的融合程度。Wan等（2011）认为，产业融合由技术进步、需求变化、规制放松和商业模式创新等驱动。用1997年和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分别从供给/需求角度和互补/替代的视角来研究ICT产业之间以及ICT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融合程度。2002年中国的ICT制造部门主要是供给融合，而ICT服务部门主要是需求融合；2002年中国的ICT制造部门与服务部门存在高度互补性融合；ICT产业融合在发展初期主要由技术驱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需求驱动。林德（Lind, 2005）认为，产业融合与技术变化和产业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并从技术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分析产业融合，劳动分工将导致专业化市场及产业数量的增加。Bryce和Winter（2009）认为，可以用企业的平均就业规模，销售额或赫芬达尔指数法衡量产业之间的相关关系，另外还有集中度法、熵指数法以及剩余法等方法。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升级的研究，程大中（2008）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3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占总产出的比重都比较低，中国物质性投入较多，而服务性投入较少。黄莉芳（2011）用中间投入率和中间需求量等指标比较了1992—200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的程度。黄莉芳、黄良文和郭玮（2011）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溢出的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并用1999—2008年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汪德华、江静和夏杰长（2010）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影响制造业升级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分离有助于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另一个是分工专业化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杨仁发和刘纯彬（2011）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分立、共生互动和融合等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的基础动力是价值链相关，内在动因是技术创新，外在动力是规制放松。在融合过程中由原来的链式结构分解为价值活动网络，融合模式主要有互补式融合、延伸型融合和替代型融合。柳坤、申玉铭、张旺（2012）用中国1997年、2002年、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深度不够。李文秀和夏杰长（2012）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划分为三种类型：嵌入式融合、交叉式融合和捆绑式融合；把影响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因素划分为分工与专业化、信息技术进步和上下游产业的技术创新三个方面。

这些学者主要研究了产业融合的形成、分类、机制以及产业融合程度的测度，但这些学者对产业融合主要是从信息通信产业“三网融合”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而没有用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程度、生产性服务业的装备制造业投入程度、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程度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的中间需求程度等角度分析产业融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