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进化论和细胞智能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物种起源》之出版（1859）对19世纪末的世界造成极大震撼，已无须赘言。达尔文以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为原理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后来超越生物学范畴而成为统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概念。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难免带有歪曲达尔文所创生物进化论的印象。不过，达尔文的理论受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的经济学说（人口论）影响至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达尔文主义原本带有社会性质”的看法，可以说是当代人文学者、社会学者的共识。达尔文主义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将进化论的基本概念运用于这些学术领域，以实现其科学化。彼时——1880年前后至1920年前后——正是孙中山思想活跃的时期。当时，达尔文主义还远非已经确立了的科学理论，但也正因其“模糊性”才被多方解读，并进而获得了普遍真理的地位。在该阶段为达尔文主义的普及做出极大贡献的，是德国人海克尔（E. Haeckel）。海克尔称进化论是“推动我们时代纯粹及应用性综合科学之最重要者”（着重号为海克尔所加）,将进化论视作推导其一元论哲学的理论基础。

海克尔学说（一元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综合性。从医学转而研究海洋生物的海克尔并未止步于生物学，而是以确立统摄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世界观为终生目标。其一元论认为，无机界、有机界和精神界的一切现象都可还原为根源性物质即原子，并遵循“力与物质的保存原则”。而最高自然法则进化论即其证明。其中，他认为“查尔斯·达尔文的淘汰说”的基础在于三个现象，即遗传、适应（变异）和生存竞争，“一切皆纯为机械性，而并无任何目的论性质”。海克尔在宗教、道德问题上也彻底排除观念论态度，主张人类社会的伦理生活并不遵循传统的宗教观念论，而是通过适用纯粹的自然法则即进化论方得实现。不过，因此而把涵盖伦理、宗教亦即“心的问题”的海克尔学说定义为唯物论也很困难。

基于显微镜观察所得，海克尔承认“生物体解剖学要素部分之细胞”各自具有其“心的生活”。此处的所谓“细胞之心”，指蓄积于原形质中的活力整体，进一步分析，则原形质之分子由一切物理学及化学过程的最终基本因子即原子构成；该原子拥有“心”，亦即各原子被赋予感觉和运动，是一元论进化论推导出的对关于心、精神起源问题的答案。如此，在将细胞细化为原子的同时谋求唯物论世界观和唯心论世界观统一的海克尔，运用细胞联合的模型诠释了有机体的进化。他认为，在细胞、复合 [在动物为个体（Person），在植物为芽条（Sproß）]、群体（Cormus）这三个阶段中进至最高阶段时，各细胞即实现高度分化，中央集权的“细胞国”因而成立。将生物进化的这一过程应用于人类文明史，则文明的最高阶段应求诸中央集权即统一整体（国家）的形成。如此，把由原子的“心”至理想国家的形成一览无余，故可称为“统一的”哲学的建立。

因语言激烈和逻辑飞跃，海克尔的学说当时即被许多人批判为过于通俗。但是，正因其通俗性，海克尔才在欧美的所谓大众科学论坛上拥有极大影响。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中，海克尔的著作，除最具代表性的《宇宙之谜》（Die Welträtsel）和《自然创造史》（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的英译本外，还有《永远》（Ewigkeit）的英译本。而从不在藏书中批注的孙中山，竟然罕见地在《自然创造史》第1卷留下了悉心阅读的痕迹，显见该书曾强烈吸引孙中山。实际上，“生元说”利用细胞联合体的相似性类推国家，将国家机能的进化过程比作各细胞的功能分化，与一元论是一致的。

当然，孙中山接受海克尔的一元论并非全然照搬。对孙中山而言，“生元”是生命活动得以发生的最小的根源性基本单位，其本身即具有重大存在意义。所以，孙中山并无意为探究“生元”的物理或化学形质而将其还原为更微小的物质。从孙中山的实际经历和体验——在西医书院即已通过显微镜实际观察和感受过细胞，其后短期行医又曾直面人的生命问题——而言，将“生元的智能”（即海克尔称为“细胞之心”者）归于原子的感觉和运动应是他极难接受的。应该看到，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在圭哇里启发下获得“生元说”的思路，乃因二人都对细胞竟拥有如此的生命行为和智能作用十分惊叹。

在找到“生元”之后，孙中山试图按进化历程构建社会“生元”，即人实现其复杂多样生存意义的理论——亦可称之为“哲学”。他置于世界进化最终阶段的人类进化原则是互助。他还说，人类进化之目的“即孔子所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 ‘尔旨得成，在地若天’”。如此看来，此说不免带有神秘色彩而难称科学。不过，将进化论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的思路本身，在当时并不特殊。比如，将进化论介绍到日本的动物学家石川千代松也曾论述过细胞的“民主主义”。

人体内细胞就这样进行各种分工，极专业地进行着其所分担的工作。这实际上是完美的民主主义（democracy），人体内细胞没有无所事事者。它们的工作固因需要而各不相同，但各细胞对自己的工作均极满意。更有趣的是，人体的民主主义所做的，正是当今民主主义以之为理想的事情。……故生物逐步进化至今的，实际上是真正的民主主义，是分工和互助，就每一个体而言，它只为其生存所需而工作，且并无丝毫偏离，每一细胞当然既不奢侈，也无储蓄，亦即没有富豪也无赤贫。而国家也理应如此，所谓真正的民主主义精神（democratic spirit）岂非正在于此？

石川的细胞观本也受到海克尔的深刻影响。不过，他是作为生物学家，基于自己的观点而从细胞各自的自律性分工和互助中看到了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亦即，在把细胞本身的行为与社会分工等结合起来这点上，石川和孙中山的思路十分接近。有学者称，在探讨日本如何接受进化论时，所谓自然科学家也曾根据进化论阐述社会及思想问题，且未曾犹豫。孙中山的“生元说”也是同时期流行的解释世界的大理论即进化论与“细胞的智能”结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