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孙中山思想概观

一 孙中山形象面面观

2011年10月10日，中国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皇帝专制统治，为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奠定了基础——在纪念这一革命伟业之际，人们自然忆起孙中山（Sun Yat-sen, 1866-1925）的丰功伟绩。

七律 辛亥首义百年纪念

激荡风云一百年 而今酹酒忆前贤

中山早谱共和曲 华夏长留首义篇

攀越焉能忧曲折 革新更不惧危艰

期乎同补金瓯缺 携手驰奔世界先

 

这首贺诗的韵律，在孙中山与当代中国之间跨越一个世纪的时空中激起了清晰而强有力的共鸣。对伟大革命家孙中山抱有如此特殊感情的，绝非仅有生活在大陆及台湾的中国人。孙中山是遍及世界的华人（华侨、华裔）维系与祖国关系的纽带，也一直是全世界关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中国的关键人物之一。尤其是，孙中山少年时期曾在夏威夷接受英美式初等和中等教育，回国后又曾在香港攻读医学，故其用英语撰写和发表的著作、言论比较丰富，在革命活动中还曾与欧美各界建立起较为广泛的人际关系，因而在英语圈等西方各国，人们对孙中山一直抱有强烈关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中山曾因流亡等在日本生活达九年之久，故日本通过聚焦孙中山而探讨日中关系——战争、革命乃至战后体制下两国关系的消极面——的研究从未中断。

张绪心（Sidney H. Chang）和高顿（Leonard H. D. Gordon）曾就孙中山立志革命的1885年（清朝在中法战争中战败之年）直至1997年间出版、刊行的有关孙中山的文献、资料编制目录，其中包括汉语、日语、韩语、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希伯来语、依第语、泰语、印地语、阿拉伯语、泰米尔语、匈牙利语等19种语言。据张绪心研究，有关孙中山的专著（含再版）每年出版8～10册，每逢孙中山诞辰及逝世纪念日则必有相关文章见诸报刊等。该目录所收文献、资料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反映了全世界对孙中山的关注如何强烈且经久不衰。计分如下几类：①目录、参考书（322种）; ②孙中山著作（247种）; ③传记、专著（799种）;④杂志论文、研讨会论文集（490种）; ⑤译著（176种）; ⑥档案、史料（公开出版及未公开出版，103种）; 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186种）;⑧报纸、杂志、特别报告摘要（213种）; ⑨视听资料（37种）。其中有些出版物、录像以一般读者为对象，而占主流的则是学术著作。张绪心等把关于孙中山的学术研究大体分作三类：①以探明孙中山行迹为目的的传记性研究；②试图探讨孙中山在特定历史问题（如袁世凯及其他军阀统治下的北洋政府、列强对革命过程的影响与干涉等）上所发挥作用的研究；③试图系统解读、阐释孙中山思想的思想研究。整体来看，世界孙中山研究中历史研究和思想研究密切相关，并已形成丰富、深厚的积淀。

不过，尽管如此，孙中山研究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及地区，其进展、深化状况并不相同。孙中山逝世后至今，对他的学术研究曾恰因他是伟大革命家而受到不同时期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直接影响，其观点和认识也随之反复变化，有时甚至相互矛盾。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中国国民党即开始将其神化，尊其为“国父”,以巩固该党作为孙中山所开创建国事业正统继承者的地位。1949年以后，遵循把蒋介石与孙中山并列的“孙中山中心史观”的历史研究，以及将孙中山的著作奉为圣典并强调其与国民党政策一致的思想研究被带到台湾，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孙中山中心史观”发生尖锐对立。后者将孙中山视作“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强调中国革命由孙中山到毛泽东的连续性，最重视的则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史观、唯物史观对孙中山的事迹、思想重新加以解释。但是，自19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大陆学术界，孙中山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象征而备受冷遇达十年之久。

而在同时期，西方各国学术界正努力避免神化孙中山，通过对史料做实证性研究而正视孙中山行为、主张的“缺陷”乃至“矛盾”，以便客观、准确地重新建构孙中山的历史形象。此类努力确曾获得一定成果，但当时因尚不具备充分利用大陆及台湾的基本史料的条件等，只能以研究英文资料为主，故研究难免仍带有“西方中心史观”的影响。直至1980年代，由于大陆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台湾的民主化也日趋巩固，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善，孙中山研究的视野才得以大幅拓展。

1981年10月，被称为“中国历史学界对外开放的序幕”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继之，1985年3月，为纪念孙中山逝世60周年，“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河北省涿县举行。这次讨论会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谬误”仍然予以尖锐批判，但同时也表明将以世界史的宽广视野就众多主题进行科学研究，如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的关系、其思想中的传统要素与近代要素（东方与西方）、孙中山与周围人物的关系等。这次会议有香港、日本、德国（时东、西德尚未统一）、美国、澳大利亚的学者前来参加，总结了包括苏联在内的国家及地区各自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今后研究进行展望，并提出希望，宣告了孙中山研究新时代的到来。众所周知，其后大陆和台湾陆续公开相关史料，国际学术交流也日趋频繁。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克服“孙中山中心史观”“新孙中山中心史观”并不意味着孙中山研究因此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其后，在具体政治形势下，借孙中山之名赋予某些政策以正当性（正统性）的倾向反倒有所加强。当然，并非所有研究尽皆如此，但在汉语圈，要从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现代化的开创者”孙中山的研究中排除政治色彩，不得不说仍然相当困难。

与此同时，外国学者则在努力摆脱陈旧的“西方中心史观”，力图使研究更加贴近中国，并取得了显著成果。重新建构“被创造神话和排除神话扭曲了的孙中山形象”的尝试，无疑符合这一潮流。不过，随着中国学术研究整体走上实证研究，也因孙中山研究难以指望有《蒋介石日记》那样庞大、系统的新史料被公开或发现，要在纵观孙中山一生的传记性研究及系统性思想研究方面拓展新的领域，可能性不大。而且，思想研究不得不考虑与当代中国有关的政治主张，也就难免使部分外国学者对其敬而远之。于是，外国的孙中山研究在上述三类研究主题中多倾向于第二类，即大多为挖掘特定主题的微观研究，或对孙中山周围人物的研究。

日本的孙中山研究通过与外国学者合作不断取得独特成就，不少成果曾为活跃1980年代全世界该领域的研究做出过贡献。其中，山口一郎曾带领日本孙文研究会完成三卷本《孙文选集》的翻译和出版。他指出，“三民主义”思想是“植根于中国传统，同时受世界潮流影响而产生的既古且新的中国特色的思想”，提出了全然不同于革命中心史观的观点。山口还说，带有民族特质的孙中山思想“似含有对西欧近代思想及近代科学技术文明的本源性批判”。此论无疑是30多年前对本书研究主题的预告。

更重要的是，日本学术界在1980年代以后取得的一系列具体研究成果，已经确立了历史研究摆脱“孙中山中心史观”及“新孙中山中心史观”的方法和方法论。亦即，将孙中山思想丰富多彩的形成过程置于广阔的历史时空中重新加以审视；对孙中山曾经的发言，则考虑其所处具体历史环境，即时刻变化的中国革命和世界政治的形势中做动态把握，而非将其视为“超越历史的论断”做僵化理解。

后来的日本学术界，除聚焦孙中山与日本（日本人）的关系外，基于对日本及原苏联、德国、美国所藏史料的调查结果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将孙中山视作中国近代史象征之一的研究都有所收获。不过，如前所述，在可谓“内热外冷”的当代研究潮流冲击下，直接针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整体上稍显冷清，则是难以否认的。

但是，日本作为东亚国家之一既曾接受过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又曾与中国站在不同位置面对近代世界，故而，与孙中山的特殊位置保持一定距离，将其思想置于超越汉、日、英及其他语言界限而广搜博集的史料所形成的世界史视野中予以审慎追踪和探究，现在仍应是日本学者不应回避的使命。进而言之，正因目前的研究曾经批判性地继承与孙中山密切相关的辛亥革命“纪念史学”的研究成果和认知框架，“将辛亥革命置于世界史背景下予以观察和比较，在考虑超越 ‘中国’的更广阔时空结构的同时，从各种角度、应用多种手法予以综合考察”,所以，曾视孙中山思想为政治思想、革命思想的思想研究才更需要寻求新的天地。本书不拟探究孙中山作为革命家所从事的活动，而是通过其他维度审视其思想的形成过程，力图从不同角度呈现孙中山“十一面观音般”的形象，即对构成其思想基础的“知识”体系的轮廓进行实证性剖析。

滨下武志曾提出“知域”的概念，并试图以此沟通“知识”的普遍性和“区域”的特殊性，或其历史性与空间性。应用这一框架勾画孙中山，则其形象是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之一，“是革命的笔触难以尽行描绘的”。滨下既肯定孙中山的思考、行动与政治及革命活动的密切关系，也关注“知识分子孙中山所拥有的知识世界的延展”,对本书研究颇有启发意义。不过，现阶段滨下的论述仅力图将孙中山纳入“知域”框架，至于孙中山的“知域”如何确立，则尚无清晰的阐释。本书将应用既往孙中山研究所确立的方法，并汲取滨下倡导的“知域”观点，尝试从孙中山生活时代的文化、社会方面观察和探究孙中山思想，而所关注的则是“科学”。

孙中山曾说：“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催生了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正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由“破坏”走向“建设”的一大转折。后来，尽管遇到艰难险阻，他始终未放弃摸索建设之路。而他理想中的国家建设所依据的关键概念之一就是“科学”。“科学”一词频繁见于其《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等著作，即其明证。

孙中山研究的成果已十分丰富，通过“科学”解读其思想的尝试也并不罕见。其先驱当数蒋介石应用“伦理、民主、科学”的概念解释由“民族、民权、民生”组成的三民主义的本质。其后又有观点基于唯物史观，称孙中山思想是科学唯物主义，以及在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背景下论述孙中山准确理解近代科学等，近年则有学者认为《实业计划》是振兴科技政策的建言书，并获得较广泛支持。汉语圈此类对“孙中山思想中的科学”的探讨，显然是当时政治形势的反映。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本人的科学观，或曰他本人对科学作用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已为后来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所涂抹、覆盖而模糊不清。本书拟暂时撇开视孙中山为“伟大革命家”的认识框架，将其对“科学”的认识、阐发作为“科学的时代”的思想行为之一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近代科学思想的发展潮流为背景分析孙中山思想中的科学观如何确立，并进而以“科学”为线索就其思想由科学深化为哲学的过程加以审视，以探究其特点和意义。

二 “科学的时代”与孙中山

有学者称19世纪是开启20世纪“科学的时代”的序幕。一般认为，17世纪达到顶峰的“科学革命”使近代科学得以确立；然而，支撑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理论的自然观，其性质却并未超出自然哲学的框架并否定神的存在，他们对知识的探索也难言对社会有何直接意义；科学作为学术脱离宗教而实现独立并确立其社会地位，有待于19世纪的“第二次科学革命”。而孙中山接触到的正是该“革命”后的科学，当代的我们印象中的科学，其原型也正在于此。

用“scientist”一词表述科学专家始于19世纪中期。这显示，“第二次科学革命”后，科学作为专业性学术已为社会所认知，且奠定了其研究与教育的制度基础。在该时期，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科学首先指自然科学。这种科学，可称为“狭义科学”。此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学术范畴，也在该时期开始作为科学领域之一——作为“广义科学”——而确立其与上述“狭义科学”同等的地位。其背景是18世纪以后启蒙主义的普及、自然科学的要素分析主义与人文及社会科学的个人主义之间存在亲和性、进化论的广泛影响等。这样，不管是在狭义上还是广义上，科学都正在走向制度化、体系化，来自专业性科学的论述作为真理的普遍体现而被赋予了社会权威。

不过，若把科学从近代到当代的历程仅视作“象牙塔”成立史，未免太过片面。因为，科学的大众化趋势，虽然看似科学专业化的逆流，但无疑也是19世纪科学的特征之一。莱特曼（Bernard Lightman）在试图重新描绘英国维多利亚王朝时期的科学状况时，曾把该时期涌现的众多科学普及者（popularizers of science）纳入视野。他的研究表明，19世纪初信息及通信革命为出版界创造的崭新条件催生了抗衡科学专业化的势力；亦即，所谓“科学的时代”，既是科学专业化的时代，也是科学大众化的时代。尤其是，至19世纪后半期，以杂志及廉价单行本等各种形式出现的众多大众科学刊物，因通过一般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口吻重新表达和阐释了科学理论所蕴含的广泛、抽象的内涵而广受欢迎，其销量甚至远在许多专家的著作之上。

莱特曼还指出，当时的科学普及者和专家的关系并非总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而明确提出此观点的，是研究进化论等科学史的著名学者鲍勒（Peter J. Bowler）。他反对如下流行观点，即科学家的著作以大众为对象是科学制度化尚不健全的19世纪的现象，进入20世纪后，属于大众科学的出版物开始由非专家的所谓“科普作家”（science writer）来撰写；并证明英国科学家直至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在主动参与普及大众科学，英国社会也存在接受过中等教育后无缘高等教育，但仍强烈希望获得知识、开阔视野的阶层，而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并满足其对高质量、实用性教育书籍需求的，则是出版业界积极推出的由科学家撰写的丰富多样的大众科学启蒙书籍。

在当代，“大众科学”给人以“通俗科学”，甚至有些“似是而非”的印象。但须知至少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大众科学曾被认为是专家知识探索的结晶，其信息足可信赖。当然，客观上“正确”的科学普及书刊与读者对其确信无疑并非一回事。正如莱特曼所指出的，只要以一般大众为读者，那么大众科学在发挥启蒙作用的同时，必然带有通俗性并娱人以乐。但不容否认的是，大众科学的普及促使人们的世界观发生改变，从而开启了“解释科学思想的社会性、政治性、宗教性意义，使讨论成为知识活动的焦点”的时代。

 

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

 

这是《孙文学说》中的一段，常被引作孙中山表明其科学观的依据。所谓科学，一般认为是“人探索事物结构、法则的理性认识活动及其产物，即理论性、体系性的知识”。孙中山显然也持这种认识，并基于此认识承认科学为足当学术的知识整体。然而，孙中山并未置身于狭义或广义的专业科学领域，没有从事过特定领域的科学研究，甚至未能通过接受专门教育或研读学术著作而获得高深的科学知识。孙中山接触其确信为“真知识”的科学的桥梁，应是那些属于大众科学的各种书刊。而充分发挥该桥梁作用的是他极强的英文读解能力，以及对同时代各种科学的强烈兴趣。当然，这并非说他只是所谓“通俗科学”的业余爱好者。

上文从世界史角度俯瞰了孙中山在“科学的时代”所处的位置。而要论述科学之于孙中山为何物，还须把科学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纳入视野。如众多学者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及中世纪的科学姑且不论，近代科学完全来自西方，对非西方世界而言是性质全然不同的概念和文化。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曾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使中国古代许多科学技术成就重新为世人所了解。他曾提出：近代科学为何只发生在欧洲，而没有从亚洲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中产生？提出此问题的认识前提无疑是，中国、印度并不存在自生的近代科学。

然而，如果立足于如下观点——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李约瑟的设问本身，而在于“欧洲人的行为何以成就了支配全世界的科学”——进行思考，我们就不得不关注欧洲人的科学迸发出的各种“力量”。近代以来，在西方将西方化（殖民地化）推向全世界的时候，为西方各国的“文明化使命”提供正当依据和行使武力的手段的，正是近代科学。这是否应称为“科学帝国主义”,姑且不论；在接触到披着文明外衣、拥有强大破坏力和渗透力的近代科学后，中国被激发出并蓬勃兴起了狂热的科学崇拜意识，并与救国意识结合起来。而且，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迟迟未能举国引进科学的中国，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促进科学发展，还是致力于科学启蒙以改革社会，多是由少数知识分子来承担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核心是回国留学生。1914年由留美学生等在美国创办的中国科学社的目标是成为纯学术团体，但同时也倡导“科学救国”并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结合，就是最好的诠释。

段治文把近代中国科学观的发展分作三个阶段：①器物科学观（承认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将其作为工具）; ②方法论科学观（依据科学方法、定理、法则追求社会变革）; ③启蒙科学观（将科学视作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规律，启蒙科学精神）。段称孙中山的科学观纵跨第二、第三两个阶段。他认为孙中山的科学观所达到的高度是“唯物主义知行观”，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但若采纳该观点，则孙中山作为科学启蒙者与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青年领袖形象相互重叠，也是我们能够自然接受的。因此，孙中山的“启蒙科学观”，也是本书将要探究的内容之一。

三 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

如上所述，孙中山吸收广博知识最主要的手段是阅读，故孙中山藏书应是其知识世界的缩影。而其藏书一览即《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也是探讨其思想的基本资料，本书论述也多依靠该资料。因此，在论述本书主题之前，须先把握该藏书的概要。

众所周知，孙中山读书十分勤奋，随时阅读，惜时如金，甚至在困难重重的流亡时期仍不断购入书籍。孙中山一生没有资产，临终前留给爱妻宋庆龄的首要遗产就是书籍，可见他对其藏书如何珍视。遗赠给宋庆龄的这批书，后来一直藏于二人在上海共同生活过的故居之中。孙中山本人曾说，撰述《三民主义》时曾参考过的“西籍数百种”因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而散失，故上海故居藏书并不能全面反映孙中山的求知状况。尽管如此，总计1932种5230册、涉及六种语言的藏书，无疑是后人得窥孙中山思想概况的重要资料。

孙中山逝世后，这些藏书在上海故居内度过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1950年代中后期，为履行孙中山知识遗产继承人的责任，宋庆龄曾组织人员对藏书进行整理，书脊贴上整理编号。这些编号保存至今，上述《目录》也予以照录。

若以宋庆龄的整理为第一次，则第二次整理始于宋庆龄逝世（1981年）后的1980年代。此次整理由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共同进行，其成果即1989年出版的《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内部发行，下文简称“旧《目录》”）。编辑旧《目录》时，除大量外文书籍得到整理，附上中文译名，并增加了著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等基本信息外，还做了政治、法律等大致分类。至此，利用藏书进行初步研究成为可能。此外，这次整理时拍摄的反映书橱排列原状的照片，作为记录当年收藏状态的资料也具有重要意义。

《目录》对旧《目录》做了全面修订，使其具备了学术藏书目录的价值，在旧《目录》基础上追加了英美主要图书馆书号、开本尺寸、页数等，并对欧文藏书重新分类 [分作百科全书·年鉴、政治（附法律、军事）、经济（附铁路）、哲学（附心理学、宗教学）、科学技术（附医学、体育）、天文·地理（附地图）、历史、语言·文学（附传记）等]。该《目录》因属公开刊行，极大促进了故居藏书研究。更重要的是，作为从旧《目录》修订前对藏书的全面调查到《目录》编纂这一过程主要参与者，中村哲夫还曾就故居藏书的构成、特点等提出一定见解。

此前利用故居藏书研究孙中山思想的最大障碍是，部分藏书或为第三者（宋庆龄及佑尼干）所藏，或为孙中山逝世后所购入。由此衍生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应否将故居藏书整体视为孙中山藏书。

关于这个问题，中村强调，孙中山逝世后归入藏书的为数极少，也的确不应用来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形成和深化过程；但无疑又是根据宋庆龄的一贯态度——故居藏书整体用作纪念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归入藏书的。亦即，这些书籍尽管出版于孙中山逝世之后，但只要是故居藏书的一部分，就不应将其视作与孙中山无关而排除在外。不仅如此，通过查阅藏书，中村亲眼看到除孙中山本人的署名及藏印外，还有宋庆龄的署名及藏印、佑尼干的署名，于是反对根据上述理由而将宋庆龄和佑尼干的藏书排除在外。因为，不少宋庆龄藏书也盖有冠夫姓“孙宋”之印，可视为宋庆龄明确认识到该书是孙宋二人的共同藏书；而显然属于佑尼干的藏书，有的也加盖“孙庆龄”印，即佑尼干藏书很可能购于孙中山逝世之前。后来，学者们从孙中山轶事集中发现如下记载：佑尼干逝世后的1922年底，美国领事馆曾刊发公告拍卖藏书，孙中山随即索取目录，并指示助手求购。这证明佑尼干藏书是在孙中山逝世前，且经其直接指示购买的。

实际上，另有更明确史料可资证明孙中山何时购入佑尼干藏书。上海发行的中文报纸《申报》1923年1月27日报道，已故佑尼干的藏书大半已归孙中山所有，其余部分也正与继承人交涉。而且，该报道末尾还说，“按佑氏在生时，与孙氏甚为莫逆，今莫利爱路孙寓大客厅内所悬之华盛顿拒绝迪克推多（dictator，即独裁者）图，即系佑氏所赠云”。由此可知，孙中山不仅在1923年1月已购入大量佑尼干藏书，而且在佑尼干生前与之交谊深厚。因此，佑尼干藏书归入故居藏书是孙中山的心愿，也是二人知识交流的象征。

不过，把故居藏书整体视作孙中山藏书，并不意味着应对所有藏书同等看待。首先须关注的是经中村调查始为世人所知的孙中山、宋庆龄及佑尼干的署名和藏印。一般而言，在某部书上留下印记以表明为己所有，反映了该书所有人的价值观；而孙中山藏书几乎没有批注，故而署名及藏印的意义也就更加重要。

但是，1992年的调查因以修订旧《目录》为目的，除图书信息外未获调查许可，故关于署名及藏印的珍贵信息只有极少部分开放，其余则一直未公之于世。此次笔者蒙调查者允可读其个人笔记（以下简称“中村笔记”），才得以了解全貌。中村笔记显示，带有某种标记，表明其为孙中山、宋庆龄、佑尼干特意珍藏的书籍不在少数，大体可分如下几类。

 

①为孙中山所藏者：“孙文藏书”印（22毫米见方）；本人署名（Ys. Sun, Sun Yat-sen）。

②为宋庆龄所藏者：“孙琼英”印（14毫米见方）、“孙宋琼英”印（12毫米见方）、“孙庆龄”印（20毫米见方）、“孙宋庆龄”印（23毫米见方）、“庆龄”印（13毫米见方）、“琼英”印（22毫米见方）、 “宋庆龄”印（形状不详）；本人署名（Soong Ching Ling, Rosamonde, Rosamonde Sun, Rosamonde C. Sun, Rosamonde Soong, R. Sun, R. S. Sun, R. C. Sun, S. C. L., C. L. Soong, S. C. Ling）

③为佑尼干所藏者：本人署名（Jernigan, T. R. Jernigan）

 

上述①②类中，孙中山藏印只有一种，但实则有一册另盖有圆形“中山”印。而宋庆龄藏印种类虽多，但使用含有“孙”字的“孙琼英”“孙宋琼英”“孙宋庆龄”印占90%以上，使用“庆龄”“琼英”“宋庆龄”的仅四例而已。也有的盖有两种藏印，或一种藏印覆盖另一种藏印。据推测，在使用单姓“孙”和冠夫姓“孙宋”时或有某种区别，但如何区别不得而知。①②两类均见藏印加署名，或者只有藏印或署名，少数则同时有二人藏印或二人署名。其中一册，宋庆龄署名和孙中山藏印盖在致“孙文夫人”的献词之后，且因其为印度著名民族派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的诗集而引人注目。中村曾确认另有一册记有孙中山致宋庆龄的献词，其上盖有孙中山藏印。另有11册加盖的不是孙中山个人藏印，而是“中国铁路总公司”印，其中5册并附盖“孙琼英”“孙宋琼英”印。

中村笔记记载，孙中山自购书籍多来自日本的外文书店丸善。人们已知，自1913年8月流亡日本后，孙中山曾从丸善大量购入英文图书。值得关注的是，除第一类外，第二类书籍中贴有同样标签的也为数不少。其中，有的藏书附有丸善致孙中山的催款单，显然为孙中山所购入、收藏，但却盖有“孙琼英”藏印。另有一册贴有“マルヤ”（maruya）书店标签，并加盖“犬养毅图书部”（30毫米见方印）和“孙宋琼英”印。

就这样，足以显示宋庆龄藏印中“孙”字含义的不在少数。因此，中村的观点是有充分根据的：“如将孙中山晚年的知识探索视作二人的共同工作，则以盖有宋庆龄藏印为由而认为该书与孙中山的思考没有关系，是不自然的。”

佑尼干亲笔签名的第三类，其题字除散见购书地点（Shanghai）及年月日外，并未留下有价值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册——尽管仅有1册——除有佑尼干签名外，还盖有孙中山藏印。有的盖有中村指出的“孙庆龄”印，还有的盖有“孙宋庆龄”印并有佑尼干签名，有的甚至附有宋庆龄签名，这些都证明佑尼干藏书绝非孤立存在。

考虑到上述情形，将藏书中欧文本（几乎全是英文本）分为①②③及“其他”并统计其册数，即为表0-1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分析和图0-1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种类分布。如上所述，故居藏书整体应视为孙中山藏书，但为叙述方便，下文仍分别称①为“孙中山藏书”、②为“宋庆龄藏书”、③为“佑尼干藏书”，以示区别。

一望可知，故居藏书中“政治”类较多。而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和“社会”类合计占半数以上，反映了孙中山曾潜心思考新中国建设问题。尤其是“社会”类中孙中山藏书比例较高，显示孙中山非常关注在西方亦属新兴学术的社会学。而“经济”类中孙中山藏书相对较少，且既无藏印也无签名的“其他”类书目占其近半数，或暗示这些书目并非主要阅读对象，仅作参考而已。

观诸各领域孙中山藏书比例，则最高的是“医学”类，其次为“科学技术”类，再次为“哲学”类。孙中山曾获行医执照，故尤其需要和关注医学类书籍不难理解。而广泛阅读动物学、植物学、化学、农学等“科学技术”类书籍，则反映了孙中山试图努力从不同角度理解自然科学动向的读书态度。令人意外的是，“哲学”类图书中孙中山藏书占比较高。实际上，在同属人文学领域的“历史”“宗教”类图书中，孙中山藏书的比重也较大，超过25%。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了解藏印、签名信息之后，才能确认孙中山曾如此关注人文学。

宋庆龄藏书在各种类中都占有一定比重。从“文学”类占比较大可了解到曾毕业于韦斯利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的宋庆龄的阅读爱好。但宋庆龄藏书在“军事”“政治”“社会”类中比重也较高，达30%～40%，则表明孙中山的知识探索与宋庆龄密不可分。

与上述形成对比的是，佑尼干藏书中尤其突出的是“体育”（sports）和“法律”类。前者多与佑尼干爱好狩猎有关（包括其本人著作），后者则直接反映了佑尼干律师职业的需要。不妨认为，孙中山所购佑尼干藏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原藏书的倾向。因此，尽管如上所述，佑尼干藏书应视作故居藏书的一部分，但其与明确反映孙中山读书目的和倾向的孙中山藏书、宋庆龄藏书之间，仍有一定差异。把握此点，即可对留有孙中山和宋庆龄藏印及签名的藏书内容做重点分析，以重新探讨孙中山思想的形成过程。

当然，我们还并不了解藏印、签名是何时、怎样留下的，而不掌握此类基本信息，也就难以断定藏印、签名是否具有绝对重要性。尽管存在如此局限而仍将故居藏书整体视作孙中山进行思想探索的图示，乃因其种类分布反映了孙中山曾十分关心包括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在内的“广义科学”。本书后续各章的论述也因此将反复涉及该故居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