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

1887年10月1日，香港西医书院正式开学，其办学目标是“向中国人传授医学所有学科，并以本校名义颁发行医执照”。该校是同年2月开业的雅丽氏纪念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附设的私立医校，但其性质是香港殖民地政府认证的学校，受香港总督保护。在香港政厅举行的开学仪式上，各界人士都有代表出席，可见各界对其期待之殷。而其最大特点即在于完全以英语授课。

关于西方近代医学传入中国，早在1820年即有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 c.1770-1838?），与最早来华传播新教、被称为“对华传教之父”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共同在澳门开办西医诊所，其后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医疗活动也未曾中断。鸦片战争（1840～1842）后，除广州外，医疗传教扩及上海、厦门等开埠城市，随之也有人尝试开展医学教育。美国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于1866年创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医校、英国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翻译医学著作等，都是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的浓重之笔。只不过，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使用汉语介绍和传授西方医学。

用英语进行医学教育，其先驱有台湾的梅威令（William Wykeham Myers, 1846-1920?）、天津的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1850-1888）。他们都在1880年代初开始旨在授予行医资格的教育活动。后者在处于李鸿章保护下的医院附设教育机构，称天津医学馆（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在李鸿章的全面支持下，第一、二期生成绩优异，被授予行医资格；但为预料中的中法战争培养军医而招收的第三期生（1884年入学），却因不懂英文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马根济后来回顾到，在当时，他的教育事业为时尚早。不过，无论使用哪种语言，只要教育事业是建立在传教医生个人努力和少数人支持的基础上，不能不说距建立稳定的医学教育制度还很遥远。社会也还不具备足以使毕业生做出贡献的各种条件，付出极大努力掌握了医学知识和技术的毕业生，大多只能服务于母校赖以存在的医疗传教活动，或为李鸿章等极少数人施医。而西医书院却是在当地官方和民间、中外人士（宗主国英国人为主）一致支持下创办的医学教育机构，这是其与上述医学教育机构的不同之处。后来的香港大学医学院就是在西医书院的组织和课程基础上发展而来。

时值中国迎来洋务运动高潮，清政府开始积极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一直追求如何获得商业利益的香港，也开始谈论如何才能在中国“不仅成为商业的核心，而且成为科学的核心、信息传播的核心”。该校最终目标是“在中国普及医学（medical science）”，希望毕业生不要追求个人的荣达和富裕，而要向全中国传播“科学福音”。要指出这些言论基于传教思路并非难事，但值得重视的是，试图通过“科学”（science）谋求中国内地和香港（乃至英国）“共存共荣”的宏大设想，已经突破了传教士们原有的“慈善”框架，且其影响正在扩大。

不过，要开启和推进可能对整个殖民地带来经济及人员负担的教育事业，仅凭普及科学的乐观预期还远非充分理由。该校之创办还有远东殖民地特有的背景。

鸦片战争后，众多行政及军籍、民籍外国人（多半为英国人）来到被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割让前仅约2000人的华人人口也开始激增。西医书院正式开学的1887年，华人人口增至约175000人，外国人则增至约10500人。香港岛因平地有限，人们遂以人种、阶层分地而居。但若人口稠密地区发生疫情，必然瞬间蔓延全岛。即使没有传染病暴发，欧美人也因不习惯当地的湿热气候而时刻面临健康威胁。割让后进驻香港岛的英国陆军的健壮士兵，有不少人死于疾病，香港因此曾被称为“白人的坟场”，这已成为人们难以忘却的梦魇。因此，“普及卫生学和公共卫生（hygiene and public heath）”以预防疾病，不仅对军方，对当地所有外国人都是攸关生命、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然而，要建设排水设施、铺设上下水道以改善卫生环境，却很难得到生活习惯、价值观迥异的华人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医疗方面也极难消除华人社会对西医的强烈怀疑，患病后到政府公立医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求助的中国人一直不见增加。香港政厅曾与华人领袖合作，于1872年开办兼行中医的东华医院（Tung Wah Hospital），并指定其为政府公认医疗设施；但该院当时主要从事的是慈善活动，而非医疗。可见，对中国人提供近代医疗并改变其公共卫生观念，虽可满足居住香港的所有外国人保护自身健康的迫切要求，而且相信对中国人也是“福音”，但却极难奏效。因此，培养中国人成为拥有和实践“正确”医学理念和医疗技术的医生，就成为最有效的方法。

加之，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香港政府及教会开办的学校培养了许多“说英文的中国人”，这对开办西医书院也是有利条件之一。此类学校的典型要数孙中山曾就读的拔萃书院（Diocesan Boy's School）和中央书院（Hong Kong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这些学校本来是为培养香港政厅和贸易公司所需要的翻译和买办人才而开办的，后来发挥了西式医生孵化器的作用。西医书院的入学条件是必须具有基本学习能力，亦即必须能够用英文理解课业。在香港以外的其他地区要招收满足此条件的学生无疑十分困难。

1887年8月30日，西医书院创院委员会正式决定开办书院。此时的8名委员中，何启、孟生、康德黎即后来名留校史的三台柱，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何启。何启是留学海外并获得医学学位的第二位中国人，除捐资兴办西医书院的母体雅丽氏纪念医院外，还作为香港最有名的华人精英长期担任西医书院唯一的华人理事，为稳定该校经营并提高其社会地位而竭尽全力。

该校开办时的院长（Dean，实为校长）是孟生，他此前曾在台湾、厦门致力于研究热带流行病，且已享誉世界。1883年在香港开业后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社会活动的孟生，被称为西医书院诞生的“最好催化剂”。他曾在开学典礼上发表长篇演讲，获得一致称赞。

第三位人物康德黎，有评价称其“更多的是教育家，而非学者”。曾在伦敦从事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及急救医疗普及活动的康德黎，在西医书院也展现了其教育家的才干。康德黎于开学在即的1887年7月27日才抵达香港，却不畏准备工作异常复杂和繁忙，担起了教务长（Secretary）的重任，并于1889年孟生回英国后继任院长。而继康德黎就任教务长的是何启。

上述三人除对书院卓有贡献外，他们都毕业于苏格兰阿伯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医学院，也不可忽视。而将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除同学之谊外，还有共同而强烈的问题意识。

从1495年创办的国王学院（University and Kings College）发展而来的阿伯丁大学，其办学历史之久，在苏格兰属第三，全英属第五。不过，有学者认为，该大学因长期与马修学院（Marischal College, 1593年创建）竞争，作为高等学府“规模既小，成就也乏善可陈”。进入19世纪后，英国出现统一教育体系的主张，其后全国开始大学改革，牛津、剑桥等名校也被迫做出回应。这次改革意味着大学的组织和课程走向不列颠化。苏格兰的所有大学多年来曾维持独立的文化传统，但此时却必须面对要求改革的严厉目光，位于爱丁堡东北约150公里的阿伯丁大学也难免受到此浪潮的冲击。在1860年由国王学院和马修学院合并而成的新生阿伯丁大学，改革成效最显著的是医学院。孟生等获得的学位（M. B. 、C. M，医学学士及外科硕士学位），就是按英国议会制定的医师法（Medical Act, 1858）标准新增设的。

西医书院尽量按英国标准设置和制定其组织、制度、课程等。“本校所实施的教程完全符合英国医校的规定。实际上，我们启动的五年教程，在本国也是直到今年才实现立法，我们比本国还要先进。”康德黎此话不无自夸，却凸显了英国标准在西医书院的分量。考虑到香港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这或许十分自然。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大英帝国领地建立国家水准的医学教育制度，与孟生等的母校曾经追求的目标完全一致。

那么，他们设想的英国标准的“医学”（medical science），其实际状况如何？西医书院创办之初的课程设置如下。

 

第一学年冬季：解剖学（初级）、生理学（初级）、化学、临床诊察、外科入门、物理学、植物学

第一学年夏季：植物学、组织学、应用化学

第二学年冬季：解剖学（高级）、生理学（高级）、外科

第二学年夏季：药物学、治疗学、比较解剖学

第三学年冬季：内科、外科、病理学

第三学年夏季：产科、军用外科、病理组织学、卫生学

第四学年冬季：内科、产科·妇科·小儿科、法医学、毒物学

 

上述课程范围广泛，涵盖基础到专业的各领域，显然符合西医书院“传授医学所有学科”的创办目的。除课堂讲授外，书院还积极开展临床实习，以使学生掌握实用医疗技术。雅丽氏纪念医院于是成为其实习基地。书院规定，要取得行医资格，学生须在各学期通过授课、教育实习和临床实习修满一定时数（3/4以上）、拥有规定的临床经验或实际经验（产科、种痘、调剂），还须通过各年度末的资格考试。考试分笔试、口试和实际技能三项，考官数名从授课教员以外指定。考试成绩要报告理事会，还须刊于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以做公开记录。依课程设置计算，最快三年半即可获得医师资格；但临床实习需

四年，且当初计划似未能顺利执行，故直至五年后才有首届毕业生满足上述条件走出校门。

任课教员，除康德黎讲授解剖学和临床内科、何启讲授法医学外，其他教员各依专业要求从外部聘任。外聘教员主要是开业医师及雅丽氏纪念医院的医生，其他还有政府公立医院医师、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医生、香港植物园职员、英国陆海军外科医生等（孟生不授课，只任考官）。令人意外的是，外聘教员皆属义务授课，不取报酬。开学后五年间，教员死亡1名、退隐8名、辞职10名，该事实暗示着教员负担之繁重。教员们的热忱之高、课程之充实以及资格认定制度之严格姑且不论，教学依靠义务授课，其水准如何不无疑问。实际上，西医书院的最大困难就是确保合格师资。但应该承认，能聘请到如此众多任课教员的西医书院的诞生，在中国近代医学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