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

先秦时期吏治特点

先秦时期是指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秦朝以前，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历史阶段。先秦时期以禹禅位于启为标志，开启了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也掀开了中华历史文明新的一页。这一时期经历了神权、礼治到法治的变革。在战乱纷飞的岁月也涌现了一批典型性人物，成为先秦时期卑鄙与贤德、贪与廉践行的代表。

先秦时期，受礼教道德的约束，有大批廉德之士为后人所敬仰。但由于先秦时期国家更替频繁，社会制度迥异，西周时期的清官多出身贵族，如周公。周公摄政七年，辅佐了周武王、周成王，是儒学先驱。汉初贾谊曾评价周公：“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而春秋战国时期则出现一些出身平民的清官，如西门豹、孙叔敖等。这一时期的清官近乎“神”，几乎无所不能，绝大多数励精图治，勤政爱民，能够超越个人利害得失，心怀百姓。他们备受百姓爱戴，其存在成为一种希望的象征、民间的信仰。这一时期主要清官代表有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周公姬旦、西门豹、羊舌肸、子罕、晏婴、鲁仲连、李冰等。先秦时期是廉政文化启蒙时期，贪腐的概念、入刑、惩罚都处于萌芽期。加之当时国家众多，实行贵族政治，即使官员有贪腐行为，被记载和惩治的也不多，所以该时期贪官故事数量相对较少，且大多为掌握国家命运的大官、贵族的“顶层腐败”。经梳理，这一时期的主要贪官代表有羊舌鲋、季斯、伯嚭、华督、智伯、郭开、后胜等。

上述先秦时期贪廉特点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从廉政和腐败惩罚制度建设讲，先秦时期尚处各方启蒙、探索期。廉洁思想在西周时才开始发展，而腐败惩罚制度在夏朝法官皋陶制定的法典中就已经出现。战国法家的鼻祖李悝首先提出连坐制度以惩罚腐败，李悝所著《法经·杂律》有“丞相收受贿赂，其左右（助手、副职）处死刑”的规定。将军以下收受贿赂者，一律处死刑。贿赂的金额不足黄铜24两者，免予科刑。这称作“禁受贿”，孔子对其中几位贪官和清官都进行过评价。但由于各国纷争不断，对于腐败惩罚制度执行不严。

从统治社会的主导思想讲，先秦各种思想相继出现、相互碰撞，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势。儒、墨、道、法等思想都在发展时期，但还未出现儒家“压倒性”情况。这一时期，对于“贪墨”制定了法律，也首次以此罪名处死贪官。

从社会风气讲，由于还没有“大一统”概念，各方官员游走于各国，易主或者叛国行为常有发生。从贪官故事来看，“忠”的概念较轻，贪官在各国中间充当“墙头草”。当然，各国也倡导贤能，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贤能的人社会地位较高。

从统治者执政风格讲，在战火纷争、政权交替背景下，诸国求贤若渴，用人方面多用“能”，而较少考虑是否“贤”。但是，各国也强调“克己复礼”，推行德治，希望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上下尊卑名分井然的理想社会。如西周时期，周公辅佐的周武王和周成王。周武王有着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个人魅力极强。他打出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旗号获得人民的拥护，亲自带领兵马直捣朝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周成王由周公旦辅佐，对内推行“明德慎罚”的主张，务从节俭，与其子周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被誉为成康之治。春秋战国时期，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推变法，改革政治，礼贤下士。楚庄王在位初期“昏聩闭塞，贪图酒色”，国政皆赖于成、斗二氏。后励精图治，任用孙叔敖大胆革新，楚国大治。齐景公深知用人之道，身边有两批不同的大臣，一批是治国之臣，另一批是乐身之臣，相互制衡，因此国内政治相对稳定。

从官场习气讲，先秦时期贵族政治浓厚，较为重视才能和家族势力，人治思想严重。因此，该时期贪官最大的特点是“能人”腐败、高官腐败。由于当时实行的贵族政策，家族腐败、“官二代”腐败突出。清官辅佐的君王绝大多数励精图治，勤政爱民。一些清官虽身居高位但为官清廉。清官的人格特点可以归纳为：廉洁自律，道德高尚；一心为民，呕心沥血；追求正义，不畏强权；恪尽职守，尽忠尽责。而贪官对后世影响较大，往往造成本人、家族甚至国家的覆灭。此时期贪官多强悍霸道，目无尊上，十分猖獗。

（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