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归仁，犹水就下

“仁”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继承、发扬了孔子“仁”的学说，从道德角度发展为“义”（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从政治角度发展为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当时称“王道”，与“霸道”相对）。这一主张以性善理论为根据，开创性地提出了“仁政”思想，并从操作层面设计出了施行仁政的一整套政治构想。孟子认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为了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善言的孟子又一次次地借用水的特性来设喻说理，阐发其仁政学说。他说：

民之归仁也，犹水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渔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孟子·离娄上》

民心归顺仁政，就如同水顺流而下，野兽自然向旷野奔跑一样，这个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他藉此警告统治者，只有施仁政于民众，以百姓的利益为利益，才能使大家“犹水就下”般望仁德而归附；否则，君王像为渊驱渔的獭、为丛驱雀的鹯一样，为所欲为，残民以逞，必然会沦为桀、纣那样的独夫民贼，逼得走投无路的民众揭竿而起，以暴制暴，直至推翻暴君的统治。

孟子生活的时代，正值战国中期，诸侯之间的相互征伐愈演愈烈。面对诸侯之间“杀人盈野”的罪恶战争。大约40多岁时，孟子怀着救民于水火的美好愿望，肩负着“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崇高使命，“以儒道游于诸侯”，带着弟子奔走于梁（魏）、齐、宋、滕、鲁等国之间，含辛茹苦地宣扬和推行着仁政。

孟子的“仁政”作为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和学说，的确光芒耀眼，灿烂诱人，但在诸侯争霸、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这种理想化的政治构想又怎么能行之于世呢？因此，一心想用武力雄霸天下的诸侯王们，如梁惠王（魏惠王）、齐威王及齐宣王等，尽管都很尊重和厚待孟子，让他“处宾师之位”，却从来没有真正采纳过他的王道之说。尽管软钉子、硬钉子碰了不少，但执着的孟子不气馁，不退缩，矢志不渝，表现出“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斗志和干劲。

公元前320年（周慎靚王元年），孟子离开滕国（今山东滕州一带）来到魏国首都大梁（今开封）。那天，梁惠王把孟子请到王宫，劈头就问：老人家，大老远跑到这里，能给寡人的国家一些好处吗（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面对傲慢势利的梁惠王，正气十足的孟子也没客气，马上硬邦邦地顶回去：大王，何必开口闭口就是好处呢？我这里也只有仁义罢了（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孟子便滔滔不绝地向梁惠王讲起了“言利”的坏处。后来，孟子与梁惠王多次论政，向他讲述了“与民同乐”的道理，为他勾画了强国富民的蓝图。在战国诸侯中，梁惠王应算是个具有远大志向的君主，与孟子交谈，他发现孟子的学说虽然不能完全实行，但却不无道理，加之孟子的人格魅力光芒四射，因而随着谈论问题的深入，梁惠王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好，到后来再与孟子见面，便成了“寡人愿安承教”（我很高兴接受您的指导）。

经过多次的交往，孟子发现梁惠王“孺子可教也”（其实也是表面现象）。正当孟子对在魏国推行“仁政”充满憧憬的时候，转过年的春天，即公元前319年，老迈的梁惠王撒手人寰，孟子好不失望（即使梁惠王不死，也未必能用孟子的主张）。一日，继位不久的梁襄王（梁惠王的儿子，名赫）召见孟子，朝堂之上，这位新王忽然进出了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天下恶乎定？”（天下如何才能安定？）这样的问题孟子早就胸有成竹，他坚定有力地回答：“定于一”（天下安定在于统一）。

“仁者无敌”是孟子坚定的政治信念。尽管孟子对“望之不似人君”的梁襄王不抱希望，但他不想放弃这次宣传仁政的机会。为此，当襄王问他“孰能一之”时，孟子还是耐心地给他上了一课，希望能对魏国的政治走向产生积极的影响。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以雨润禾苗和“犹水就下”为喻，侃侃而谈：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渤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犹水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梁惠王上》

这里，孟子用时雨之降、救民于水火来说明实行仁政的效果。他说：大王你知道田里的庄稼吗？七八月间，久旱无雨，禾苗枯槁。忽一日，天空中乌云密布，接着大雨倾盆，禾苗得救，茁壮成长。像这样，还有谁阻挡得住它蓬勃的长势呢？现在世间那些统治者，没有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一个不嗜杀的，天下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着他来解救自己。假如真是这样，老百姓都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奔流一样，又有谁能阻挡得住呢？

在孟子的眼里，仁政有时就是“时雨”。有一次，他的弟子万章问他：宋国是个小国，现在准备实行仁政，齐、楚这两个大国因忌恨要攻伐它，该怎么应对呢？孟子没有直接回答万章的问题，而是给他讲了一段“商汤征无道葛伯”的故事：商汤住在毫地，与葛国为邻。葛伯放纵无道，不祀祖先。商汤派人质问他：为什么不祀先祖？葛伯回答说：没有祭祀的东西。汤派人送去牲畜、粮食等祭品，并让亳地百姓帮助他们耕种，供给老幼食品。葛伯却带人杀死老人儿童以抢夺他们的食品。于是，汤征伐葛伯。天下人都知道汤征伐葛伯，不是为了夺取土地，而是为了给“匹夫匹妇复仇也”，都盼望着汤赶快讨伐到自己这个地方——“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发现，梁襄王既不接受他的仁政思想，又没有君主的样子，自己在魏国待下去也是徒劳，便决定“走为上计”，离魏而去。这时齐宣王刚即位不久，雄心勃勃的他很希望像父亲齐威王那样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因而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重振稷下学宫，延揽天下贤士——以优厚的待遇将他们养在稷下学宫，允许他们不入朝为官却可以自由地议论国事、探讨学问，学者们可以开坛讲学，可以自由辩论。故当时的稷下学宫巨匠云集，名家荟萃，诸子百家中的许多著名人物都在此风云际会。于是，对推行仁政充满憧憬的孟子再次适齐。

在齐都临淄，孟子受到齐宣王的隆重礼遇，拜他为客卿（孟子在齐国只做客卿，“不治而议论”，这样可以保持他的独立性），给他丰厚的俸禄，并隔三差五登门问政于他。谈话中，孟子时而委婉譬喻，循循善诱，时而开门见山，言辞犀利。几次交谈后，孟子发现齐宣王有实仁政的想法（曾表示“吾虽不敏，请尝试之”），十分高兴，幻想着“致君尧舜”，依靠齐宣王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仁政理想。然而现实是残酷甚至是血淋淋的，孟子很快发现，齐宣王嘴上对王道津津乐道，骨子里推崇的仍是他那套王霸思想，恃强凌弱仍是他执政的主旋律。最典型的一例便是齐国兴师伐燕，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把燕国人民推向了灾难深重的深渊。与此同时，齐宣王在国内实行所谓的仁政，往往也是做做样子而已。对此，孟子深感痛心和失望。

在孟子看来，施行仁政应当全心全意、真心实意，而且要一以贯之，决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更不能靠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他以“水克火”的自然现象为例，痛批齐宣王等执政者演戏作秀、浅尝辄止的所谓仁政行为：

仁之胜不仁，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

在治理国家中，实行仁政必然要胜过推行暴政，这好比水可以灭火一样。但如今有些所谓的行仁者，他们的为仁就好像用一杯水来救一车柴燃起的大火，火没有扑灭，就说水不能灭火。这些人和不仁的统治者差不了多少，最终他们还会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仁也丢掉了。孟子以水必然胜火的事实，说明了“仁胜不仁”是必然的趋势。同时尖锐指出，如果为了捞取仁德的好名声，半心半意甚至虚情假意地实行所谓的仁政，就会像杯水车薪那样无济于事，充其量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己，断不会收到仁政王道应该的效果。

我要说的是：在那个以攻城掠地、杀人盈野为能事的时代，孟子的呐喊，即使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又有谁能听得进去呢？就连对孟子十分敬重的梁惠王都认为他“迂远而阔于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