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钟兴菊是我2011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2014年完成学位论文毕业，现在在重庆大学工作。最近，她对博士学位论文做了些补充修改，公开出版，希望我为该书写个序。虽然事务繁杂，但是面对学生的请求，我一般都是尽量予以满足的。

完成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对于兴菊而言，尤其不易。兴菊本科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的专业都是社会工作。虽然社会工作与社会学都在同一个一级学科之下，但是，两个专业确实是有差异的，甚至还有很大的差异。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基础学科，社会工作可以说是关注社会环境中的具体人并以增进这些人的能力与福祉为核心内容的应用学科。两个学科都讲“顶天立地”，也就是说理论与实践并重。但是，社会学的“立地”往往是为了“顶天”，具有更加明显的探求一般规律和重视理论建构的倾向；社会工作的“顶天”更多的则是为了“立地”，更加强调有针对性的实务工作及其效果。因此，从社会工作专业转向社会学专业，从偏重社会工作实务训练转向重视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与建构，还是要费一番工夫的，不仅需要知识上的补课，而且需要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研究能力的提升。兴菊非常努力地应对这种挑战，在学习与研究的结合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学专业素养，这是令人欣慰的。

考虑到兴菊本人的专业背景、研究专长和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我和兴菊花费了一些时间来确定论文的选题。一个合适的选题至少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特点：研究者有兴趣；研究者能够驾驭，与选题匹配；选题具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研究具有可操作性；指导者可以给予有效的指导。研究者可以部分地利用既有的知识储备和方法训练，能够扬长避短，这一点尤其重要。根据兴菊本人的学习经历，我期望她做一项与政策相关的经验研究，发挥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优势，特别是在社会介入、与人沟通、保持耐心、搜集研究资料等方面所积累的优势。最终，兴菊确定了以村庄为单位考察退耕还林政策在基层的实践过程。做出这一决定虽然结合了她本人的一些优势，但是仍然具有很强的挑战性。选定的调查点位于重庆市东北方向的偏远地区，距离重庆市主城区有500多公里，交通非常不便，从主城出发需要9个多小时车程才能到达。虽然没有语言障碍，但是兴菊只身一人，前后三次，累计67天驻村调查，相比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时间不能算长，但其毅力和耐心仍是值得钦佩的。在一个日渐浮躁的时代，一个学生能够如此沉潜于田野，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能在田野中发现学术，将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独立开展学术研究，更是体现了一种宝贵的学术精神，这也正是我对博士生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

兴菊的博士论文以村庄层面的调查为重点，结合对县乡政府和村委会干部的访谈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收集，比较系统地分析了退耕还林政策在基层的实践过程，特别揭示了乡镇政府、村委会与村民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同认知、行为逻辑与复杂互动，呈现了行政权力、生计理性、关系网络、非正式规则、地方性知识、政策冲突等在退耕还林政策实践中的影响，探究了政策变通执行及其后果，也讨论了改进政策执行的一些建议。这种研究具有乡土气息，是鲜活的、富有价值的；对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特别是其“最后一公里”的表现，是有帮助的；对于评估政策的实际效果、完善政策设计具有参考和指导价值；对于分析和建构政策执行过程的理论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启示。大体而言，相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台的大量公共政策，我们对政策执行实际过程的研究还不充分，甚至很不充分；相对于学术界大量传播和建构的理论与概念而言，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对这些理论与概念进行反思、检验和重构的努力也还不充分。或许正是这样两个方面的不充分，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与实际脱节，这样既不利于学术的实质繁荣，也不利于实践品质的持续提升。就此而言，作为一门仍然在成长和建构中的学科，我们的社会学应当更多、更有力地鼓励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中国实际的各种研究。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的推进，中国环境政策的种类更多，内容更为丰富，体系化程度更高，已经涉及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大继续强调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重新定义源于西方的“现代化”，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当前，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约束，中国正在思想观念创新的基础上扎实、全面地推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致力于实现新型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种系统性的新型现代化实践，为中国环境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学学科的成长和壮大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空前的挑战。秉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我们环境社会学者应该更多地介入环境政策设计、关注环境政策实践、评估环境政策绩效，以期不断改进和完善环境政策，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这种贡献中丰富环境社会学的知识与理论，发展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由此言之，兴菊可以说是站在了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我衷心期待兴菊能够再接再厉，持续深化、拓展该领域的研究。我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社会学视角参与到环境政策研究与实践评估中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精品力作涌现。

实践一直延续，研究没有止境，创新永远在路上。谨以此与兴菊和同仁们共勉！

洪大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2018年1月3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