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对抗走向战争

从中西贸易中产生的各种体制性问题和利益冲突，使中英关系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无数的摩擦。当东印度公司结束对华垄断贸易后，成为贸易主角的英国散商，使这些摩擦迅速升级，最终导致两国从对抗走向战争。

东印度公司的遗产

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对外政策，曾经是东印度公司长期追求的目标。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相继来华，都是为了诱使中国政府在对英国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在东印度公司支持下由英国政府派遣的。但这两个英国使团均以失败告终。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失败后，东印度公司似乎接受了这一现实。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在1817年致广州特选委员会的信函中，不赞成后者在使团失败后对中国政府采取的对抗性态度，要求他们“在与中国这样的政府进行的一切讨论中采取最为谦恭和克制的态度”。1818年，在听取了阿美士德使团的报告后，董事部告诫特选委员会，鉴于英国法律与中国法律在很多方面极为不同，“你们必须学会谨言慎行，以在任何情况下避免与中国政府之间产生会引起敌意的争执”。他们警告该委员会不要对广东当局进行挑衅，“要使贸易持续下去，就要忍受广州那些讨厌的限制”。然而，当其利益面临威胁时，东印度公司就会放弃这种“忍让”“谦恭”的温和策略。而特选委员会也往往无视这种原则，采取强硬行动。

1823—1828年广州行商破产案连续发生后，特选委员会和英国散商作出强烈反应，要求增加行商。在十三行中尚未正式破产的东生行，事实上又面临破产倒闭命运之际，特选委员会联合英国散商，企图迫使当局设法维持东生行，迅速恢复行商数目。包括巴斯商人在内的英国私商积极参加了这场对抗。特选委员会的大班盼师（William Baynes）等人，以商船拒绝进口、商馆成员离开广州甚至组织武装船员炫耀武力为手段，向广东当局施加压力。虽然这次发难最后并未实现全部目的，但散商们却对该委员会的行径一致喝彩。

1830年9月，3个印度巴斯人在广州杀死荷兰船长美坚治（Captain Machenzie），李鸿宾令南海县查究。特选委员会为了让这3名巴斯人逃脱中国法律审判，在荷兰领事番巴臣（J. S. Van Basel）的同意下将3名罪犯解到孟买，从而引起了中英双方的争执。10月4日，时任特选委员会主席的盼师违背广东当局的一贯禁令，将其妻子带到广州商馆居住，引起长时间交涉。11月，在发现英国商馆有人乘坐轿子从而违反了长期以来的另一项禁令后，广东当局又向英人提出措辞严厉的警告。与此同时，为了对英人施加压力，广东当局又令人在商馆围墙上张贴总督谕示，英国人认为其中含有“侮辱性”的言辞而大为不满。11月底，东裕行司事“五爷”（谢治安）因与英人勾结、为英人代理购买轿子一事被捕，并经受严刑，最后死在狱中。此事在英国人当中激起强烈反应，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折辱。1831年5月12日，鉴于英国人擅自在商馆广场添加围墙、码头等建筑物，广东巡抚朱桂桢偕同粤海关监督带领军队将违规建筑强行拆毁。这一切，后来都被英国人当作严重挑衅。朱桂桢还命令随从“将（英国）前国王画像的遮布拿开，并坐在它的前面”。这一举动，后来被英国人斥为对英国已故国王乔治四世的侮辱，从而也是对整个英国的侮辱。同时，李鸿宾又颁布了经修订的“约束外人八项规条”，对有关来华外国人的管理问题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这次商馆事件和管束外人规条，成为中英冲突走向新阶段的导因。在此过程中，特选委员会和英国散商都以强硬的态度与广东当局对抗。他们一面向广东当局提出抗议，一面多次向英印政府求援，企图请求后者到广州来展示英国的武力，以使中国屈服。

从律劳卑到罗便臣

1834年7月，英国首任驻华首席商务监督律劳卑（John Napier）抵达中国。他希望能够立即建立与广东当局的直接官方关系，但遭到后者的拒绝，由此引起了中英双方的冲突。

与1796年和1816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不同，此次律劳卑来粤，事先并未向清政府或广东当局正式通报以便磋商。他到澳门后才向两广总督卢坤通报，要赴广州上任。卢坤认为，律劳卑等人乃是“夷目”，这种史无前例的“夷目”进省，非以往的大班可比，因事属创始，必须先行奏明请旨，在皇帝旨准之前，不能进省。但律劳卑在7月25日径赴广州，次日又一改由行商居中传递信件的旧规，派人手持其函件到广州城门递交而未果。卢坤表示不能接受律劳卑擅自赴省的行为，要他回到澳门；同时重申，清政府行政架构中没有管理贸易之专门机构或职官，与律劳卑这种“总管本国贸易”的“夷目”地位相应，贸易问题须通过商人商讨。律劳卑希望通过自己赴广州上任这一行为，改变中英之间的交往惯例，因广东当局的坚决拒绝而遭受挫折。

卢坤表示天朝规矩不容逾越，但指的是这种规矩在改变之前不容挑战，并没有说它不可改变。事实上也曾“另立章程”，以适应东印度公司退出广州贸易之新局面。卢坤所争者，是律劳卑在清廷做出决定之前应遵守现有规章；所拒绝者，乃是管理商务的英人与两广总督立即进行直接交往的制度性安排。但他并未拒绝因英人的要求而在制度上作出改变的可能性。

然而，律劳卑却要求卢坤立即接受英方改变交往方式的意志。他拒绝退回澳门，在8月26日发布告示，对中方进行指责。在此情况下，卢坤感到无法以商议的方式让律劳卑放弃自己的立场，当然他自己也绝不会做出更多的让步，遂于9月2日下令停止英人贸易，封闭英国商馆，断绝供应，以使律劳卑就范。在此期间，律劳卑为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一度召两艘英国兵船强入省河，企图以炫耀武力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但卢坤未为所动，调集水师与其对垒。不少英商也无法忍受在正常的贸易季节中断交易带来的损失，对律劳卑的态度提出异议。律劳卑在内外压力下，心力交瘁，于9月21日与英兵船一同退出广州，前往澳门，10月11日病死。

在这一冲突过程中，律劳卑不仅不接受两广总督—行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这种公文往来方式，而且拒绝两广总督—行商—英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这一方式，将两广总督—英国驻华商务监督间的直接联系当作唯一可以接受的中英交往模式，拒绝从这一立场做出任何让步。他还坚持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之地位与两广总督相当，故其致后者的函件用平行的“书”的形式，拒绝使用东印度公司时代大班们上书时所用的、在他看来代表卑下地位的“禀”字。在这一点上，中英双方也发生了争执。卢坤的言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固然是文化傲慢心态和固守旧章的僵硬态度，而律劳卑表现的则是难以抑制的超级强权“日不落帝国”不可一世的嚣张和傲慢。卢坤坚持英人必须遵循中方“体制”，但指出体制的变更亦有可能，但更改中英交往体制的权力在清政府。而律劳卑的主张则是，中方须按英方立场，抛弃以往“不合理”的做法，刻不容缓地接受英国官员驻粤、双方文书直接往来的主张，并按他的要求立即采用新的交往体制。他蔑视卢坤的要求，擅赴广州，又让广东当局接受其旧有体制必须立即改变、不容谈判的意志。因此，1834年的中英冲突，可以看作两国对于交往方式的决定权的争夺，而两种相持不下的“体制”不过是被双方官员利用的工具。在这场争斗中，律劳卑才是进攻的一方，卢坤采取的其实是守势。

律劳卑在1834年8月致函英国政府，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在辉格党内阁下台后短暂担任托利党内阁外交大臣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对于律劳卑所持的态度颇为不满，表示当时英国政府并不想采取武力行动，而是打算以和解的方法，来建立英中商业关系。继律劳卑任首席商务监督的是原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成员德庇时（J. F. Davis）。德庇时向英国政府报告，自律劳卑退出广州后，黄埔的贸易已恢复正常。他认为商务监督的职责是谨慎地避免采取任何行动，以免妨碍中英贸易。他进而明确表示，“在中国人未采取进一步动作之前，在我们这方面保持绝对的沉默和静止的状态，似乎是最适宜的方针”。11月10日，德庇时等将这一政策向在华英商做了更具体的宣示，强调“鉴于事情的实际状态，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保持绝对的沉默以等待国王的最终决定”。这种“沉默政策”的含义是，在英国政府制定、律劳卑执行的对华政策失败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和在华英商都暂时接受现状，维持对华贸易，等待英国政府的进一步决策。

德庇时认为他的“沉默政策”很有效。在他之后的第三任首席商务监督罗便臣也基本上维持“沉默政策”，不做与中国官方建立联系的任何努力。他甚至认为，与中国官府的联系越少，就越可以避免困难与危险。1835年11月25日，罗便臣将其办公地点从澳门移到停泊在伶仃洋上的“路易莎”号（Louisa）上面，以便绕开在澳门遇到的限制，并切实为鸦片贩子的事业服务。但复任英国外相的巴麦尊子爵不同意这一做法，在收到他的报告后不久就将他免职，接替他的是义律。

突破体制的努力：义律和邓廷桢

与罗便臣对中英关系的理解不同，义律认为应与中国官方接触，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应该面对现实，英国政府亦应调整政策。他要求对行商这一交往渠道进行认真评估，接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时代的中英交往方式，按照旧有的惯例，通过行商与广东当局进行交往，放弃无所作为的沉默政策。他认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并非英国政府真正的代表，其职能与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相似，故采取与特选委员会同样的方式与中国交往不会有辱国格。为此，他与罗便臣之间产生了公开的矛盾。

接任首席商务监督后，义律试图马上着手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络。但他的上述意见，遭到英国外交部的否决。巴麦尊在回信中还告诫他，不得在给广东当局的文书上书写“禀”字。不过，在收到外交部的这项回复之前，义律已决定按他的主张起草了致两广总督邓廷桢的禀帖，并在1836年12月底正式递交。这意味着他想放弃坚持了两年多的“沉默政策”。他在禀帖中要求邓廷桢允许他赴广州任职，发展两国关系。邓廷桢同样希望抓住这次由义律主动创造的机会来打破双方关系僵局。在对义律的情况进行调查后他奏报清廷，建议按照从前对待东印度公司大班的规格，让义律作为英人代表住广州，得到道光帝的许可。义律在1837年3月底领到粤海关核发的赴省红牌，即于4月12日作为英国驻华商务正监督赴广州履任，给广东当局的禀帖中自称“英吉利国领事”。当时在粤其他各国领事，均由商人充任。义律自称“领事”，便与中国官方仍倾向于将其当作大班对待的心理相符合。不过，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便在实际上与从前的大班有所区别。

但是，义律是在没有英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采取上述行动的。他陈述的所有理由，都没有使英国外交部在不得通过行商与中国官方交往这一原则上让步。巴麦尊在收到义律的报告后，在1837年6月给后者的训令中措辞严厉表示不批准其已经采取的行动，并对义律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采取如此行动进行斥责，指示他立即将此决定通知行商和两广总督，明确规定义律只能与两广总督直接进行公文往来，且不再使用禀帖形式。义律对此命令只得服从，向邓廷桢要求双方进行直接的公文往来，并停止在公文上书写“禀”字，为邓廷桢所拒绝。在此情况下，义律于12月2日从广州退往澳门，结束了自4月以来与广东官方的直接交往。

义律与鸦片问题

在前述义律努力与广东当局建立联系的同时，清政府内部因许乃济的奏折而引起的讨论正在进行中。义律意识到，鸦片问题日趋复杂，而清廷对鸦片问题也越来越重视，这是他可以利用的一种局面。故他一方面极为耐心地推动与广东当局之间的官方往来，一方面又在策划将当时还未进入外交层面的鸦片问题升格成中英两国之间的问题。他认为，对英人普遍从事的这种非法生意要予以保护，当许乃济的建议被否定后，义律写信给英印总督和英国舰队司令，要他们派战船到珠江口展示武力，试图将英国政府和英国军队卷入鸦片问题。在邓廷桢等奉命严禁鸦片后，他又积极活动，准备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进行干预。

邓廷桢在1837年打击伶仃洋鸦片基地时，曾希望利用他与义律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让后者对英国鸦片商施加压力。但令他失望的是，义律对伶仃洋的鸦片趸船“袖手不顾”，反而趁邓廷桢要他向英王转交关于鸦片问题的信件之机，要求建立官方之间的直接关系。邓廷桢作了一些让步，但不久义律就在巴麦尊的严令之下离开了广州，双方的正式关系断绝。不过，义律却不甘心就此失去他费尽心血开创的局面。在广州内河鸦片贸易复活导致中英之间关系趋于紧张的背景下，1838年3月，义律向邓廷桢递交了一份非正式呈文，表示他从广州退出后，对广州英人无法管束，要求恢复交往。是年7月英国东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Frederick Maitland）率领的舰队抵达珠江口时，他再次进行了试探。但均因双方执着于体制问题而未果。

义律对于鸦片贸易并无好感。他的兴趣在于利用鸦片问题加强自身的地位，并为打开中英关系的僵局服务。故他在1838年底改变以往的策略，希望通过配合广东当局的禁烟行动重开中英交往之门。是年12月3日，英国鸦片商因义士向广州商馆区偷运鸦片被清军缉获，广东当局随即对他进行驱赶。因义士嚣张地抗拒中方的执法行动，并希望得到义律的支持。英商的抗拒使广东当局停止其贸易。义律趁机介入此次鸦片问题引起的危机，试图在中英关系上有所作为。他对因义士的行为表达了不满，认为后者应该受到道德上的指控。12月12日，义律从澳门到广州，决心对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商进行整顿。17日，义律召集广州所有外商开会，表示鸦片贸易“已经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义愤”，使所有国家的对华贸易面临终结之危险，要求英商停止在广州内河走私鸦片。次日，义律发布了一个致全体英人的正式告示，要求“所有属于英国人的，曾在虎门口内经常性地或偶尔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的帆船、快船和其他各类小型帆装船只，自即日起限3日内退出虎门，并不得返回再次从事这一非法贸易”。义律警告说，任何在此类船只上从事鸦片贸易之人，杀死或重伤中国人，将面临死刑之严惩，如果此类船只被中国政府捉拿并没收，英国政府也将不予干预；这类船只上的英国人如果武力反抗中国政府的巡查和缉拿，则是非法行为，将自行承担其后果。这等于宣布了，继续从事内河鸦片走私的英国人将失去英国政府的保护。

在采取上述措施后，义律着手重建与广东当局的关系。23日，他向邓廷桢递禀，谴责因义士的贩烟行径，通报他已令英人鸦片船退出省河，但要请邓廷桢与他进行直接公文往来，将驱逐鸦片船的告示给他，以便他的命令更为有效，对英人的管束更有保障。为了换取邓廷桢的同意，他表示愿意以后以禀帖的形式向广东当局行文。从以上所述情况来看，义律表现出一定的诚意。邓廷桢也在26日作出积极的回应，允许广州府、广州协照其所请，“权宜给汝即谕”，同时强调“嗣后事有交涉，仍由总商传谕，不得援此为例”。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进展，义律在28日的第二份禀帖中强调，“将来有要事，仍求府、协转行教遵，方能办得动”。对此，邓廷桢表示有条件的同意。

这样，1838年12月30日，在退居澳门整整一年后，义律在原东印度公司商馆前再次升起英国国旗。这似乎标志着中英关系回到了1837年的轨道。31日，义律要伍浩官报告邓廷桢，他已令所有鸦片船退出了黄埔，于是，广东当局在当天就下令恢复正常贸易。同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发布致全体在华英人通告，宣布重开与中国的官方关系，表明义律的地位获得中国官方的认可，再次强调商务监督具有结束内河鸦片走私局面的责任。义律通过这些措施，在来华英商中建立其实际的管辖权力的企图，也是很明显的。

义律禁止英商从事内河鸦片走私的命令，在当时被后者所遵守，尽管这些鸦片商的喉舌对义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巴麦尊在1839年6月收到义律关于此次行动的报告，表示“完全批准”义律在贸易停止后“采取的步骤”，包括“重新建立与中国当局的官方关系”，但要求义律“不失时机地施加压力”，要中方同意将来在呈递文书时，“用不那么令人不快的字来取代禀字”。这表明，作为英方的原则，他希望中方最终接受英国对不用“禀”字的要求；同时也说明，巴麦尊在交往体制上的立场暂时也出现了某种松动。这是义律久已盼望的许可。这样，在1839年初，似乎出现了中英关系能够超越双方的体制和观念障碍而有所发展的可能性。但这种局面很快被当时迅速发展的形势所打破。

武力侵华局面的形成

义律寻求以正常交往的方式与广东当局发展关系，遭到英国政府的诸多限制，这是因为英国政界和军界在183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武力强迫中国改变对外政策的主张。在1830年代早期，英国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还抱着谨慎态度。1832年，英国政府指示新任印度海军司令约翰·戈尔（John Gore）“永远不要采取任何导致卷入与中国的敌对状态的政策”。1834年7月，英国海军部要求戈尔，必须令其麾下军官保证不在珠江停泊，绝对不可以进入虎门。但戈尔通过对中英关系的观察，在1834年2月建议海军部，派一艘军舰常驻新加坡，并“在合适的季节定期访问伶仃洋”，从而“增进商业上的信心，并使居心不良者感到畏惧”。英国海军部在收到报告后批准了这一建议，但指示他仍须谨慎从事。这就确立了英国海军在必要时武力干预对华关系的原则。律劳卑就是乘坐海军战舰“安卓玛治号”（Amdromache）闯入虎门的，后来还得到了战舰“伊莫金号”（Imogene）的增援。他认为应该让中国遭受“彻底的军事失败”。8月14日，他还建议英国应派一支小型军队“占领香港岛”。到1835年，新任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卡佩尔（Thomas Balden Capel）建议派一艘有16门炮的小型战舰到澳门，以“显示国家利益，并支持消沉的商人精神”,进一步将英国对华关系与其海上武力联系到一起。

1834年10月，德庇时致函英印总督本廷克（William C. Bentinck），说除非“陛下政府认为应当采取强制手段”，中国政府将不会改变对外政策。1835年3月，英国外相威灵顿也提出，在中国水域“保持一艘大型驱逐舰和一艘较小战舰”。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秘书郭士立在1835年写给英国外交部的专题论文《论我们对华关系的现状》中建议，如果广州的贸易再遭停顿，或英国商人再次遭到“侮辱”，即采取“强烈的报复行动”，“为此目的所使用的武力须足以给中国人的傲慢以致命的打击”。复任外交大臣的巴麦尊，在1836年3月采纳了郭士立等人的建议，认为“从保护英国商船和财产免遭劫掠和令英商、海员服从命令的必要性起见，应派一艘战船长时驻扎在中国基地，并应指挥该战船司令官与英国政府在华机构保持联系”。而1838年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来华，即是海军部在巴麦尊的要求下，落实这一决策的结果。

巴麦尊指示马他仑与义律保持联系。义律在邓廷桢发起的禁烟行动走向深入之际，希望将鸦片问题更深地卷入中英关系中。他建议英国政府派遣特使，在由驱逐舰、轻型战船和汽船组成的舰队的护送下，到中国海岸战略要地舟山群岛碇泊盘踞，以海军力量的展示来威慑中国政府，使后者实行已经讨论过的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政策。同时，英国还应在中国海岸保持一支海军力量，以“保护从事合法生意的英国和平臣民的事业不会遭到阻碍或中断”。但巴麦尊在1838年6月给义律的指示却是，英国政府不打算承担保护鸦片走私的义务，英国鸦片商必须自己承担风险。这对义律的态度产生很大影响，故到1838年底因义士内河贩烟事发导致贸易停顿事件发生后，义律暂时放弃了武力保护鸦片贸易的主张，转而与广东当局合作以控制和影响局势。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以上所述义律与邓廷桢之间在广州内河禁烟问题上的短暂合作。

但广州内河禁烟协议的效果尚未显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已容不得鸦片问题的继续迁延。道光帝在白银外流问题的沉重压力下，禁烟政策骤趋严厉。同时，邓廷桢对伶仃洋鸦片贸易的打击，却导致了鸦片走私重回广州内河，并向靠近清朝统治腹心地带的北方海岸快速蔓延，也使清政府感到问题愈益严重。在邓廷桢与义律尚在沟通协商之际，道光帝已决心重用一向主张严禁鸦片的林则徐，派他为主持禁烟的钦差大臣，南下掌控大局，以收海清河晏之效。

在林则徐到达广州前后，义律正在努力落实他与邓廷桢达成的在广州内河肃清英人鸦片走私的协议，从而维护英国在华的贸易利益。同时他也与珠江口外的英国战舰联系，为即将到来的危机作准备。

林则徐3月10日到广州后，迅速采取了禁烟措施，在3月18日包围了广州商馆区，迫使鸦片贩子缴出鸦片。这就使义律维持相安之局的计划破产，他转而采取强硬立场。当时在澳门的义律向英人发布了措辞激烈的告示，并在3月下旬赶赴广州商馆。3月27日，他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令英人缴交鸦片，表示英国政府将为此负责。这就将英国政府彻底卷入了鸦片问题。在其后的日子里，义律极力说服英国政府对华采取军事行动。他的建议被巴麦尊接受。中英关系终于走到了战争的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