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强国思想与外交·
强国思想的产生及其早期影响
强国思想（идея державности），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俄罗斯民族意识中，关于伟大强国的思想居于首要的地位，并在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历史中始终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民族思想，更准确的说法就是俄罗斯强国思想。”
强国思想自其形成开始，就对国家的外交目标和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强国思想的产生
俄罗斯强国思想是在民族生存环境、地缘政治条件、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产生，并且因历史经验的刺激而逐渐发展、强化的。
自然地理条件对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广袤的东欧平原养育了俄罗斯民族，也培养了其独特的民族性格。俄罗斯人民倾向于表现自己的宏伟庞大，喜欢气势，张扬“广阔胸襟”，豪放而不拘小节。这种追求雄伟和强盛的意识，是产生俄罗斯强国思想的民族性格根源。
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是培育民族思想的土壤。一个民族及其国家，都会对自己在某一地区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所处地理位置进行思考并形成某种认识。东斯拉夫人迁徙到东欧平原的时候，主要生活在平原的森林地带，与南方一望无际的草原相邻。在几个世纪中，斯基泰人、佩切涅格人、波洛维茨人、蒙古人等游牧民族的侵扰是东斯拉夫人挥之不去的梦魇。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还要同西方的波兰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瑞典人进行斗争。频繁不断的对外战争，是罗斯人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人生活的主要内容。
民族曾经的孱弱与屈辱，是催生强国思想的重要因素。在自己的历史中，罗斯曾经有过国力不强，不得不在强敌之间虚与委蛇、艰难周旋的经历，尤其是在13世纪初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基辅罗斯遭到巨大的外部冲击。蒙古人征服了罗斯，瑞典人、日耳曼人和立陶宛人也进入罗斯土地。作为欧亚之间的一个独特的文化世界，罗斯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罗斯王公们不得不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周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罗斯国家陷入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开展其外交活动，他在与金帐汗结盟的同时，在西北边疆与瑞典人和日耳曼骑士团周旋。在很长时间里，涅夫斯基的外交被看作罗斯作为弱国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他本人也因此被尊崇为俄国历史上的伟大民族英雄。在对涅夫斯基的崇拜中，反映了罗斯人民期盼强国的强烈愿望。蒙古征服时期的罗斯为自己的孱弱付出了高昂代价。在外族统治的240年时间里，罗斯不得不学会在逆境中生存。也正是这种逆境，呼唤着强国思想的产生。
遭受外族统治的屈辱激发了罗斯人对国家强大的期望。有不少文学作品在把蒙古征服视为上帝对“我们”的罪恶进行惩罚的同时，也表达了摆脱外族统治、获得解放的强烈愿望。成书于14世纪初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夸大地描述了涅夫斯基带领诺夫哥罗德勇士在涅瓦河畔战胜瑞典人、在冰封的楚德湖战胜日耳曼骑士团的功勋，实际上反映了弱者对强大的渴望。
随着金帐汗国的衰落，莫斯科国家版图的扩大，罗斯人对于自己国家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其自信也在增长。伊凡三世在位期间，莫斯科公国同一系列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建立了关系，它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罗斯应该成为强国的观念和意识也逐渐滋长。
1472年，伊凡三世接受罗马教廷的提议，迎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公主，这意味着莫斯科公国可以认为自己是拜占庭的合法继承者，是东正教的正统代表。伊凡三世仿照源自拜占庭的双头鹰徽记制定了自己的双头鹰国徽，按照拜占庭帝国的样板建立和完善宫廷礼仪制度，并开始以沙皇自称，莫斯科国家的大国气度逐渐形成。
瓦西里三世时期，莫斯科公国兼并了最后的一些罗斯封建公国，俄罗斯统一国家基本成型。在对外关系方面，莫斯科公国多次击败西邻立陶宛，兼并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等在内的大片土地，大体确定了西部边界；向东，迫使喀山汗国成为莫斯科的附庸。到1533年瓦西里三世去世时，莫斯科国家的疆域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抵第聂伯河上游，东到乌拉尔山脉的支脉，成为欧洲最大的国家。
1510年，当时还不属于莫斯科的普斯科夫叶利扎罗夫修道院的修道士菲洛费伊在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提出了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观点。但是，根据利哈乔夫的意见，莫斯科起先并没有接受这个思想。
俄罗斯学术界一般认为，强国思想产生于伊凡四世时期。这一时期，俄国（莫斯科公国）对于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形成了明确的观念，并开始为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和地位进行斗争。正是在这个时期，强国思想以及俄罗斯人民在世界历史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思想，在宗教和世俗两个层面都得到了表达和解释。
在强国思想形成过程中，东正教信仰起了重要作用。“东正教会的很多属性和象征同时也成为俄罗斯国家象征，这不是偶然的。”东正教虽然没有直接介入世俗事务，但正是东正教人士提出的“第三罗马”思想首先表达了莫斯科应该是一个强国的概念。
到伊凡四世时期，“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阐述，逐渐成为莫斯科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一过程反映了伴随着俄罗斯民族形成和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俄罗斯的民族意识逐渐形成。“强国思想，如俄国文化中的 ‘莫斯科是第三罗马’，就是这样形成的。”
“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反映了深具俄罗斯特色的使命意识。通过理解和接受这一理论，俄罗斯人民第一次在民族—国家思想的层面上形成了莫斯科国家履行世界历史使命的任务：作为东正教强国，它承担着在世界范围内拯救、复兴、传播东正教的使命。这个思想对于把俄罗斯民众团结在宗教和人种基础上起了重要作用。
“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成为东正教理想与世俗理想的结合点。从16世纪开始，罗斯人民就把强国理解为东正教的强国。数百年来，强国一直是俄罗斯民族最主要的理想，而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关于强国的思想是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国家共同理想的表现形式。
在世俗层面，“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是民族发展战略思想的一种表达。为了要实现自己作为东正教强国的使命，发挥莫斯科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特殊作用，还必须使自己成为世俗意义上的、物质上的强国。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建立世俗强国的途径，才能完成自己的东正教使命。强国思想成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它反映了俄罗斯人对于国家的政治权力、领土疆域、经济和军事潜力的认识，这种认识与整个社会智力水平有关。在“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理论的影响下，在俄罗斯文化本源中形成了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及其在世界历史中具有特殊作用的观念，以及俄国应该，也必须成为强国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
俄罗斯强国思想既是俄罗斯人生存和生活环境的产物，也是俄罗斯精神发展过程的结果。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民族创造了关于国家、社会、结构、制度等方面的文化形式，同时也形成了对这些文化形式的观念和认识，即民族思想的社会和政治层面表达。由于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强国成为民族的理想和追求。“俄国人民传统的理想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它应能保证必需的秩序、社会价值，保卫国家抵御外敌侵犯。”这是人民的精神需要，“人民在思想上需要一种超越个人的理想，它表现为建立‘真正的’基督教国家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无数的战斗，以及其疆域的不断扩展。在伊凡四世那个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这样的观念：个别的人是微不足道的，他只是一个螺丝钉，而国家意味着全部。穷人和无权的人也可以为国家的强大而骄傲，这种自豪感鼓舞他们的心灵，是他们作为臣民的主要价值。”
在16世纪形成的俄罗斯强国思想中，包含了俄罗斯精神的一些主要成分。
1．国家观念
强国思想是俄罗斯人国家观念的具体表现。“关于祖国—国家的观念是俄罗斯文化本源中最明显最关键的价值。作为国家的承载者，俄罗斯人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能控制局势，因为在他的背后无形地站着强大的国家，他能够在困难时刻求助于国家。”俄罗斯人民历史地形成了关于国家的观念：只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能够保证必需的秩序和社会价值，保卫国家抵御外敌侵犯。在俄罗斯精神中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对抗，强国思想包含为祖国服役，准备保卫其主权的内容。地域辽阔、实力强大、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是俄罗斯人民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己的怪物，不是要与之做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2．君主制思想
在强国思想最初的表达中，沙皇政权就被赋予实现强国目标的使命。沙皇是国家的化身，强国与君主制是紧密相关的。在俄国传统中，沙皇强有力的权力意味着国家的强大，这种强大首先表现在与外部敌人的斗争中。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是沙皇政权作为民族旗帜同外敌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俄罗斯的强国理想，也需要由国家的统治者——大公、沙皇和皇帝——带领俄罗斯人民去实现。
3．爱国主义
强国思想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虽然不同时期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核心是不变的。“这是一种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历史和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憧憬着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丽、更富足、更强大和更幸福的心愿。这种情感一旦摆脱了民族傲慢和帝国野心，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也不是因循守旧。这是人民英勇顽强和力量的源泉。丧失爱国主义精神，就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我们将丧失人民创造伟大事业的能力。”“丢掉了与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联系在一起的爱国主义，我们的人民就不再成其为有能力创造伟大精神成果的人民。”而所有这些自尊和自豪的感情，都来源于这样一个信念：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俄罗斯，是克服困难、走出因外族强加于它的战争和奴役造成的长久苦难和各种混乱、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精神动力。
4．聚合性
聚合性是俄罗斯精神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俄罗斯强国思想形成的精神基础之一。为了国家的强大和繁荣而团结起来，是对聚合性的社会意义的具体理解。“俄罗斯的聚合性，这是对人民精神一致性的领会，它根源于共同的服务、共同的责任。”在数百年时间里，聚合性的社会目标指向与俄罗斯民族精神最核心内容——强国思想是一致的，它在俄罗斯强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团结人民的作用。
二 强国思想成为社会共识和国家意志
俄罗斯的强国思想在16世纪下半期形成之后不久，就因混乱时期的历史经验而得到巩固和强化，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志。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是俄罗斯国家历史上沉重的一页，也是俄罗斯人民记忆中惨痛的一幕。在天灾人祸、社会崩溃的大混乱期间，波兰国王和大贵族先后扶植了两个假冒的伊凡四世之子德米特里，试图控制俄国；1610年波兰军队开进俄国，次年攻陷斯摩棱斯克；同年7月，瑞典也出兵占领涅瓦河流域，进入诺夫哥罗德。
以往有很多著作谈到混乱时期，但很少探究其作为民族、国家和社会危机的原因，更少注意到“混乱时期”对此后俄国发展道路的长远影响。其实，在俄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混乱时期是留下了深刻教训的。莫斯科国家被动挨打、丧权辱国的原因，首先是缺乏一个真正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在大敌当前的危难之际，政权没有能力组织有效防御和抵抗，甚至在波兰大军压境之时权贵阶层把政权拱手交出。其次是文化落后，国力薄弱，无力抵御西方强国。
在政权缺位、国难临头的时刻，罗斯的民族意识加快发展。东正教会在危难时刻充当了人民和国家的中流砥柱，它坚决拒绝承认波兰扶植的伪王，呼吁人民起来拯救国家。人民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下诺夫哥罗德举起反对波兰入侵者大旗的米宁向俄国人民呼吁：“我们还要忍受波兰人到什么时候？我们还要让他们压制神圣罗斯到什么时候？”1612年10月，波扎尔斯基领导的第二民军利用米宁筹集的资金解放了莫斯科，摧毁了波兰灭亡罗斯的地缘政治企图。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有效政权的情况下，由教会和人民拯救了国家。
罗斯东正教会在混乱时期不仅坚决抵抗外部干涉和侵略，而且其上层人士在制定使莫斯科国家走出危机的方案以及对外关系的原则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谢尔吉三圣修道院，东正教会的思想家提出了旨在使莫斯科罗斯克服混乱、成为强国的方针。1610年下半年，谢尔吉三圣修道院院长巴里津和吉奥尼西主教一起鼓动反对波兰人。在这个鼓动后面，是对16世纪伊凡四世以来国家发展方向和对外关系问题的总结和思考，其出发点是怎样走出危机、怎样改变国家贫弱的面貌。他们提出的新方案是思路清晰的：必须进行西方类型的改革；改革应该由莫斯科国家自己来进行；东正教应该继续是国家的主要宗教和精神支柱；应该由“莫斯科国家”来统一罗斯；莫斯科国家应该实行君主制；莫斯科国家内部的妥协是实施新战略并使其成功的条件。1611年3月，出自谢尔吉三圣修道院的文书在莫斯科罗斯的各个城市流传。谢尔吉三圣修道院的人们还走上街头和广场，直接与百姓对话，号召他们起来采取行动，立即赶赴莫斯科，把“统治之城”从波兰人手中解放出来；鼓动民众要相信我们自己能够选出沙皇，我们的决定将是最好的决定。在极短的时间内，新的思想传遍了莫斯科罗斯。这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辉煌时刻，它为莫斯科国家走出混乱提出了战略思想，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新的强国思想和战略的主要支柱和基础，是正在迅速形成的俄罗斯民族。正是混乱时期的痛苦和灾难促使莫斯科国家各个部分的罗斯人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梁赞人或莫斯科人、雅罗斯拉夫人或特维尔人，下诺夫哥罗德人或喀山人，科斯特罗马人或普斯科夫人，而且首先是罗斯人。人们意识到了利益的一致性和目标的一致性，并且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人民自己、人民的意志，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索洛维约夫就此写道：“民族准备像一个人那样去战斗；持续不断的混乱和灾难不能摧毁年轻的民族，但能够净化社会，并使它意识到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去拯救受到外部敌人威胁的信仰和受到内部敌人威胁的国家形式。”
混乱时期的历史经验指向一个结论：莫斯科罗斯要成为强国。在赶走波兰人之后，“既要西方化，也要独立性”的思想既是国家发展的基本方针，也是新的莫斯科国家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原则。混乱时期的灾难促进了强国思想的发展，并使它成为社会共识、国家意志和具体政策。“这是莫斯科罗斯的杰出成就，也是它的成熟和存在权利的证明。”
三 强国思想的早期影响
俄国与西方相比，其历史进程相对迟缓，并表现为经济上的落后。强国思想之所以在伊凡四世时期形成，重要条件是俄国统治者逐渐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16世纪中期强国思想形成之后，对莫斯科国家的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要使罗斯成为强国，成为外交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外交的目的和任务。
沙皇政权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莫斯科国家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并试图通过发展与西方的联系来获得西方的文化、科技成果以及资金、专业人才等，以此来改变落后面貌，使国家成为强国。这种世俗的强国思想，对俄国的外交取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伊凡四世在1558—1583年间进行的利沃尼亚战争，除了具有加快俄国社会军事化和沙皇政权专制化的作用之外，还有促使“伊凡四世发现西方”的作用。在俄国历史上，能够使政权认识到自己落后的，通常也只有战争。由于落后造成的战争的挫折和失败，促使沙皇政权开始客观地认识世界和自己。正是在这场俄国与西方国家进行的长达25年的战争中，伊凡四世和统治阶层开始看到西方文化的优越，意识到了威胁，希望改变自己的落后状态，但又不准备根本改变现存制度，于是它通常采用现存模式中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法，即学习和借用“别人的东西”的方法。
伊凡四世开始重视与西方的交往，把学习西方作为实现强国目标的具体路径。利沃尼亚战争本身也不再只是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其进一步的目的是建立与西欧的直接联系，以便利用其丰富和优越的文化。这个意图在伊凡四世采取的其他措施中也得到了反映：以聘请外国的建筑师、军事工程师、军械技师、医师、药剂师、艺术家到莫斯科工作的方式来利用西方的知识和技术，扩大利沃尼亚战争期间发展迅速的莫斯科侨民居住区“德意志村”的规模和范围，试图通过王朝联姻的方式同英国建立同盟关系，利用英国航海家理查德·钦斯列尔开辟的北方航线与西方国家开展贸易，等等。
利沃尼亚战争期间，莫斯科国家与西方的联系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西方的东西对于罗斯人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使他们产生了采用和占有这些东西的欲望。罗斯人对西方具有了初步的印象：西方是罗斯人还不知道的那些器物和技巧的拥有者，是罗斯人还不能够定义的某种东西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沃尼亚战争的实质是一场争取欧洲文化的长征的开端，是罗斯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东方化时期之后重新面向西方的开端。
19世纪中叶的俄国外交史学家塔吉舍夫指出：“一个伟大民族的对外政策不是随意和偶然形成的，它是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由这个民族的需求和利益决定的。”民族利益的形成，受到其地缘政治环境、历史、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在民族利益决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强国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它集中反映了对民族利益的认识和理解。
在混乱时期得到强化和明确表达的强国思想，反映了罗斯要成为一个独立强国的强烈愿望，成为处理俄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指导思想，决定了俄国外交的方向。强国思想对俄国外交的影响首先在于其确立了以强国为目标，以西方为主要对象的外交取向。对于俄国来说，要成为强国，意味着必须学习西方。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强国思想指引俄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和外交方向的明确，推动莫斯科国家实现了从面向东方到面向西方的历史性转向，也标志着其对外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新王朝把面向西方、加快学习西方的步伐作为基本的强国之策。为了从被西方征服和强行同化的危险中拯救自己，“俄国人对这些17世纪西方侵略行为的回报，就是大量采纳从西方批发来的技术以及引进和这些西方技术不可分割的大量的西方生活方式”。
以增强经济和军事力量、改变国家落后局面为目的，沙皇政权开始更广泛地学习西方，如发展手工工场，加强军事建设，引进西方的知识、技术和教育，发展同西方的关系。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米哈伊尔曾亲自向外国著名学者发出邀请，大力从欧洲招聘专家来俄国服务。越来越多的从事矿冶、纺织、医药、钟表等专门技艺的外国人来到俄国，外国军官也开始在俄国军队中服务。17世纪30年代，出现了俄国最早的一批由外国人创办的手工工场，在它们的带动下，国家、商人、土地占有者也相继开办了一些制铁、铸铜、造纸、纺织、制革、玻璃等手工工场。欧化成为俄国发展的方向，尽管这以后还有曲折和反复。
在与西部邻国的关系方面，虽然俄罗斯国家逐渐摆脱混乱，开始恢复，但仍没有足够实力作为处理与周边强国关系的后盾。1617年2月，俄国与瑞典签订斯托尔博沃和约，诺夫哥罗德归还俄国，但波罗的海出海口仍在瑞典手中。1618年，同波兰签订了捷乌林诺停战协定，斯摩棱斯克、契尔尼哥夫、谢维尔斯克等地被割让给波兰，波兰承认米哈伊尔为俄国沙皇。这些事实表明，俄国在欧洲仍是一个弱国。丹麦国王在1622年曾试图夺取俄国的科拉半岛领土，他在给自己首相的信中说：“我们最好快点收拾这些俄国人。”
对于俄国来说，除了壮大自己，别无出路。而要增强自己的力量，唯有加快学习西方。
在17世纪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谢时期，西方化的势头因对外战争而变得更加强劲。1654年，阿列克谢率10万人的大军远征波兰—立陶宛。这次远征不仅标志着俄国开始以欧洲大国的面貌出现，而且也意味着俄国的西方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俄军很快收复了被波兰占领40年的斯摩棱斯克，接着又攻占了明斯克和立陶宛古都维尔诺。在这之后，俄国改变策略，与波兰媾和而集中力量对付瑞典，围攻汉萨同盟的重要港口、国际贸易的中心里加。由于长时间未能攻克里加，俄国最终与瑞典签订了停战协定。
阿列克谢发动战争的目标虽未实现，但这场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他曾亲自到过维尔诺和普沃茨克等立陶宛和波兰城市，那里的欧洲文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按照西方的模式，组建了俄国最早的一批由征募兵和志愿兵组成的正规军团队，并由外国军官按照外国方式进行训练。他开始筹划建立海军舰队和商船队，因为他在俄军长时间围攻里加而不能得手时就痛感海军的重要。军事力量的增强要以经济力量来支撑，他加快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鼓励外国商人在俄国投资办厂，促进了俄国工场手工业的逐渐形成。在阿列克谢统治时期，俄国与西欧国家之间海上和陆路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俄国国内市场的成长。与此同时，西方的生活方式日益广泛和普遍地被俄国贵族模仿和接受。
到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一世时期，为强国而推进的欧化达到了高潮。彼得的世界观和他对俄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认识，对于俄国外交取向的进一步明确起了重要作用。年轻的彼得渴求知识，热衷手艺，喜欢结交外国人和接触欧洲文明。经常前去亚乌萨河上的“德国村”，让他看到了西方文明的缩影，并了解了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和日常生活方式。他的唯理主义和实用主义、渴望和能够掌握新东西的品质，大体起源于此。1698年彼得访欧归来之后，开始实行惊世骇俗的改革，希望按照欧洲国家的模式建立俄国的政治军事制度，使俄国能够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
俄国落后于西方，这是影响俄国外交取向和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从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后加快学习西方、扩大与西方的联系和交往开始，俄罗斯的西方化或欧化进程在18世纪初期达到高潮。这之后虽有曲折反复，但方向已经明确，基础已经奠定。这是因为要改变俄罗斯经济的落后局面、实现强国理想，就必须学习西方、发展与西方的关系。由此决定了俄国外交面向西方，以西方为主的目标和价值取向。
在国家层面上把建立强国作为俄国外交的基本目的和任务，以及以西方为主要方向的俄国外交传统，就是这样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