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俄罗斯文明因素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俄罗斯文明的空间因素与外交·
俄罗斯文明空间因素的基本特点
“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范畴是可以用来诠释俄国现象、把握俄国千年社会发展历程基本特征的有效分析工具之一。这一范畴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以后俄国一些社会思想家的系统论述，包括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俄国学者的大量阐述，以及稍后欧亚主义者们的理论构建，乃至20世纪90年代新一波欧亚主义思潮重新涌现之时的理论构建。
当然，“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提法之被应用，远远超出了欧亚主义思潮的阀阅。
对于像俄国这样重要而独特的国家来说，选择怎样的切入点才能够将历史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和文明方法真正运用起来呢？从综合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环境等各方面要素的观点出发，“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范畴也许最为接近这样的要求，将人文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相互融合，即从制约和影响该国实际存在的最主要的基本结构和历史主体出发，同时，将它置于整个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发展的总体视野之内，在一个相对便于综合、比较、验证的学理基础之上来对客体加以诠释。“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范畴不会是一个包罗万象、可以解释一切的理论工具，但是，它可以用来对事物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基本方面进行阐释和分析。特别是对于像俄国这样体量巨大、历史复杂，甚至曾经一度是世界的超级大国来说，从一个或者若干个核心范畴入手来进行把握，是一件非常必要而迫切的工作。
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这样一个强调东西方文化结合的视角，用更为宽广和内涵丰富的视野来把握俄国现象的本质，有利于我们更加贴近俄国历史文化的复杂路径来追寻其存在的意义。处于世界历史发展中东西方文明交融与竞争的结合部状态，乃是决定俄罗斯文明单位、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基础，是决定其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的最主要的长期存在的基本因素，而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对于西方文明的学习和模仿乃是俄罗斯迄今为止最主要的方面。
在对作为文明结合部的实例加以研究的对象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处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斯拉夫人居住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在内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从当代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广大地域通常被认为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因而亦可称为“欧亚文明结合部”。这一地区也常被称作“欧亚地区”，冷战时期，这里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在的主要地区。从历史上看，那时也是这一地区历史潜能发挥到极致的一个阶段。
千余年来，处在欧亚结合地区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主要是承袭了包含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继承了叙利亚文明传统的拜占庭文明、西欧文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乃至亚洲文明等多种文明的影响，它们相互碰撞、渗透、融合、消长，包括犹太文化也以在世界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规模加入了这一文明结合部。
从历史比较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这一地区称为各种文明交织的典型地区。
这里所说的典型性，乃是就其跨越的年代、波及的区域、结合的程度、产生的影响及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所占的地位而言的。从当前来看，“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区既有西方文明在欧亚交接地带的扩展和延伸，同时也有亚洲文明等其他文明在彼处施展影响之后尚存的痕迹。总的来说，自罗马帝国终结和基督教世界扩展之后，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由欧洲西部和南部涌入的文化影响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呈现全面优势，但多支东方文明在彼处所留下的深刻烙印依然对尔后的社会进程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西方以及来自其他方向的文明影响之下，一种不同于原生态文明的特殊的文明形态在欧亚交错地区成长和成熟起来。这种特殊的文明形态从历史上看，其主要部分（指东、西、南斯拉夫地区）都从原始社会解体后直接进入了“封建时代”，而没有经历一个被称为“奴隶制”的青铜时代的陶冶；在宗教上看，以西方基督教影响作为主干，但许多地区却主要尊奉来自拜占庭基督教的一支——东正教；在文化传统上，总体上认同欧洲文化的主流，却仍始终不懈地创造着有自己特殊面貌的精神生活；在制度的构建上，这一地区毫无疑问以西方政治经济发展为楷模，同时也结合了时势的变迁，不时注入来自本土的和来自东方的独特元素；从文明变迁的角度来看，在该地区所发生的一切冲突、动荡、改革与转机，无不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与该地区文化融合与冲撞的现象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从文化冲突、融合的角度，来分析作为当今国际政治实体之一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体上，可以把包含苏联所在的欧亚地区，史称为“东欧”的中东欧、东南欧地区，当然政治上说也应该包含中亚地区的这一地理区域称为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虽然这个地区的边界发生过多次移动，但是有着大体确定的政治与文明历史内容。与欧洲的西部地区相比，以及与位居远东的中华文明相比，作为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的政治实体并不具有如西欧主要民族国家那样民族构成相对单一，同时政治治理单位相对一致的历史；也不具有像中华帝国那样几千年来政治版图、宗教、语言、民族构成大体一致，政治治理空间较为稳定的文脉相承景象。相较而言，不论是俄国，还是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或者中亚国家都有着长期被异族占领的历史，并有着丰富多样的来自外部的民族文化起源。也正因此，处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国家都表现出各不相同且相当鲜明而富有特色的内部与外部行为特征。当然，这一地区也曾经先后出现过具有主导性作用的政治实体，诸如拜占庭帝国、金帐汗国、沙俄帝国以及苏联，包括今天尚存的独联体和欧亚联盟等一些政治主体。多年以来，这一地区的文明以追随西方却不能成为西方、受影响于东方但更不是东方这样一种历史惯性长期延续。不论在制度构建和思想文化倾向上，还是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家结盟的方面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多种取向趋势。这一地区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以侧重于西方取向为定式，但是又以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历史性摆动而令世人注目。
一 形成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诸种因素
从总体上看，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基本上与20世纪苏联东欧地区即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空间相重合。之所以把这一地区称为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是因为来自各种民族、语言、宗教与文化的势力与影响好像万花筒一般，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这里进行着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交汇。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之间，民族大迁移的浪潮和征伐者的铁蹄纵横驰骋，带来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吉普赛人，各民族在这里比邻而居，造成了这一地区异常复杂的人种聚合。随人种交流而来的各种各样的语言在这里被交织使用。19世纪，著名语言学家柴门霍夫正是基于此感悟，遂有了创立世界语的宏愿。
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之后，这里曾经是西方天主教与东正教、旧教与新教，以及伊斯兰教与各种宗教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教会势力的犬牙交错，使这里的同一民族信奉不同的宗教，而同一种宗教的恩泽又遍及于几个不同的民族。
这里还曾经是饱受异族入侵之灾的地狱，但曾几何时，有些被蹂躏的民族却也称霸一方，如俄国、波兰。
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形成既是世界范围内若干重大政治经济历史过程的产物，如帝国影响的扩展、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深刻影响；也是包括宗教、人种迁移等因素造成诸文明形态在抗衡及交融过程中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在该地区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比如山川河流和平原森林的走向也是形成不同政治形态的重要背景。在这里，人们遵循着各自悠久的传统，同时又在吸收、融合、繁衍着诸文明的精华。
1．早期诸民族之汇集交融乃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形成之基础
以斯拉夫人为主干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各早期民族的形成时间参差不齐、各有先后，但大致固定的民族地域的历史形成始自民族大迁移。因此，首先应了解为文明结合部奠基的民族大迁移过程。现在居于这一地区的最主要人种，是由东、西、南三大斯拉夫族群组成的斯拉夫人。对斯拉夫人的起源尚有争论，有人认为是来自欧洲北部，也有人认为是来自喀尔巴阡山脉，即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乌克兰西部和罗马尼亚北部一带。公元4世纪民族大迁移开始后，随着日耳曼人的西进与南侵，斯拉夫人开始朝三个方向进行迁移，遂形成了与今天斯拉夫人居住地区大抵相近的区域：西斯拉夫人，朝易北河、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亦即今天的德国东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迁移；南斯拉夫人直下巴尔干，大体定居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地域；人数最多的东斯拉夫人，则成为主要会聚于西部地区居民的祖先，包括今天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继斯拉夫人之后，讲突厥语的保加尔人在多瑙河以南地区定居，并被当地的斯拉夫人所同化。到10世纪前后，远道而来的马扎尔人在多瑙河盆地落脚，他们从东向西的迁移经历了4个世纪之久，成为现今匈牙利的最早居民。而未有被外来民族所同化的达伦基人，是现罗马尼亚人的祖先。位于苏联境内的中亚诸族大体上是最近几个世纪在俄罗斯帝国的扩疆过程中被纳入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带。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斯拉夫人带来的古老村社制度与拜占庭帝国境内残存的政治经济制度相结合，给转变中的拜占庭社会带来新的因素，也为居住在欧亚地区的斯拉夫等其他民族向中世纪的过渡扫清了道路。从文化发生的角度看，当地的与外来的、较为先进的和正在开化的、游牧的和定居的民族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定居和交往，为该地区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应该指出，西方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是强调欧洲西部历史对于人类的贡献，而忽视欧洲东部。二战以后直至冷战终结的半个多世纪中，这种情况甚至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有增无减。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随着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继成为欧盟的成员，以及俄罗斯与欧盟间关系的深化，西欧的历史学家纷纷著书立说，抛弃原有的轻视欧洲东部地区的陈旧观念，强调欧洲东部与欧洲西部在文明发展中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证明欧洲东部与西部历史的不可分割性。一些主流历史学家的著作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认识过程。
13世纪之后，鞑靼西侵所产生的影响成为欧亚大陆文明结合地带一道特殊的人种景观。原来默默无闻的蒙古部落，倚仗着其精良的武器、剽悍的骑兵以及出色的战略把自己的势力一直从蒙古草原扩展到黑海之滨，不光是俄罗斯人臣服于蒙古征服者，而且波兰、匈牙利甚至是奥地利都被成吉思汗的铁骑侵扰过。蒙古军队所到之处，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与当地力量的争夺与抗衡。但是蒙古人的入侵，也为结合部的文明带来若干重要的因素。15世纪，先是臣服于钦察汗国，并取得蒙古朝廷充分信任的莫斯科大公国，一俟蒙古势力衰弱，立即摆脱了蒙古的控制，逐步形成了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国家虽然标榜以复兴拜占庭帝国为己任，但是两个半世纪之久的蒙古统治，尤其是东方无限君权式的政治统治，包括军事、财政等多项制度的构建，不能不在俄罗斯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最新历史研究表明，蒙古人两个半世纪的占领虽然对当地的自然历史发展带来很大的干扰，但是，金帐汗国所实施的宗教宽容，以及其对东欧、中东、中亚实施的外交政策使得当地能够保持和发展本土的宗教与文化，也拓展了那一地区的对外联系。同时，蒙古人的占领对东欧政治地理的态势划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蒙古人的占领，使得奥斯曼土耳其人从东向西迁移，并在以后以小亚细亚为中心向四面扩展，使得整个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划分为文化渊源相近但在地理及发展方向上各不相同的欧洲大陆及巴尔干地区两大部分，后者为奥斯曼帝国所长期占据。从现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东西方文明结合问题，仍然可以看出作为欧洲大陆部分的东欧地区和巴尔干地区，不论是在经济发展、民族关系，还是在战略态势上，都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
2．罗马帝国及基督教世界之分裂乃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形成之主要起因
公元4世纪，随着奴隶制经济在罗马帝国广袤的疆域内发展愈益不平衡，随着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政治中心越来越向东移。公元330年，拜占庭帝国从过去罗马帝国之下的一个大区演变形成比较完整的政治实体，东罗马首都在君士坦丁堡的建成宣告了这一过程的确立。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拜占庭文明不仅以一个伟大帝国而存在，而且其自身即可被视为这一地区东西方文明结合的滥觞。“它在东西文化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是欧洲古典文化与近代文化的中介；它不仅以自己的宗教、文字等影响着东欧，而且也向西欧传输了古典学术遗产和罗马法。”拜占庭的榜样深深地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中俄罗斯帝国的崛起，也同样激励着俄国承担起东西方文明结合的历史功能。
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之后，在公元816年的弗乌提斯教长会议上，东方教会宣布自己与罗马教廷享有同等地位，并从教义教规上与西方教会公开对抗。之后，东西教会仅保持形式上之往来。1054年，罗马教宗派使者前往拜占庭圣索菲亚大教堂，宣布查埃尔·塞路雷累斯主教为异端，之后，东西方教会相互开除教籍，正式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11世纪之后，罗马教廷组织了名为征服东方异教徒实为打击东方正教会的十字军东征，进一步加深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仇视和对立。
东西方教会分裂之本身乃是罗马帝国政治重心东移并出现政治与宗教多元化的产物，而罗马帝国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基督教会的分裂又反过来成为东西方文明结合的直接先导。这种分裂使得欧亚大陆的西欧部分与欧亚大陆以斯拉夫人为主干的地区之间的历史呈现出不同面目。这首先表现在西方基督教与东方正教将以巨大差异深刻地影响尔后西方与东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西方，教廷与世俗政权的平行分立，成为之后西欧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而东方正教作为王权之下的阴影，始终推动着世俗政权充当现实世界的仲裁者。同时，东西罗马的分裂又为日后外来文明，如伊斯兰文明的介入，提供了机缘。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帝国及基督教世界分为东西的事实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主要开端。
3．东西走向为主的多层次地理特征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之基本条件
东西方文明结合地带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该地区从总体上看，以东西走向的平原、河流、山川为主要的地表景观，从而使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通过处于欧亚大陆核心部位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形成了物质的、精神的延续不断而又能量巨大的交流。处于欧亚大陆这一核心地带的几大地形自北向南依次为以下几种。
（1）横跨欧洲东部的起自乌拉尔山脉延伸至奥得河、易北河的东欧大平原。东欧大平原从俄罗斯乌拉尔以西地带跨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再越过白俄罗斯、波兰直抵德国的东部。
（2）雄踞东自乌克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诸多东欧和中东欧国家的喀尔巴阡山脉。如果从与多瑙河大体平行的喀尔巴阡山脉的走势来看，其自西向东的延伸基本上也与欧亚核心地带横贯东西的地理形态相吻合。
（3）与东欧平原和主要山脉走向相吻合，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森林地带大体也是按东西走向分布。
（4）起自波西米亚高地穿越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最后流入黑海的欧洲最长的河流——多瑙河，也是东西走向。
强调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理构造形态以东西走向为其主要特征是因为这一态势表明：欧亚核心地带交流通道的主要走向，乃是东西方向的横贯而行。换言之，欧亚大陆核心地带这种以东西走向为基本特征的地理构造，不仅使当地的诸种本土文明能够凭借这种特殊的地形得以生息繁衍，融合贯通，而且也大大促进了欧洲西部的古典文明与来自欧亚大陆东端的东方文明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这样的一种地理地貌格局非常鲜明地为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形成提供了主要的地理空间基础。
但是，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延伸到今日俄罗斯境内之后，出现了一个与其东西走向地貌相异的景观，那就是俄国的文化学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非常强调的：“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交通线是河流，大多数是沿经线方向由北向南或由南向北流动的河流。这些河流把波罗的海地区与黑海地区连接起来，最后又将它们与地中海沟通。”除此以外，欧亚大陆东欧平原的东端以乌拉尔山脉为界，该山脉的南北走向成为欧亚大陆的自然界限。这也可以成为利哈乔夫观点的一个重要支撑。利哈乔夫突出强调的无非是俄罗斯的“南北联系”比“东西联系”更为重要。他认为，古罗马文学中的所有东方题材都是从南方经过希腊或者是从西方传到俄国来的，只是到了16世纪以后，俄国的装饰艺术品才出现了东方因素。其实利哈乔夫强调俄国文化的欧洲起源，并不否认俄罗斯也存在东西走向的山川平原；利哈乔夫批评欧亚主义，但无法否认来自东方影响的存在，以及东西方向长期贯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事实上，不论是早年的民族大迁移，而后的蒙古人西侵，以及后来作为千年帝国的拜占庭文明几个世纪向东部的扩散，大体与上述地形特征相关；即使是发生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文明和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交流（如立陶宛—波兰王国与莫斯科公国之间的战争）也都和这一地区的地表景观有着密切关联。当人们把视野转向近代，即会发现19世纪前期拿破仑率军跨越东欧大平原进军俄国，以及20世纪40年代希特勒横穿同样的路径侵犯苏联之时，所凭借的也正是东欧大平原的宽广通道。进一步言之，20世纪近三四十年中，东西欧与苏俄之间，最主要的制度性纽带不光是政治或文化之间的合作，而且是以横穿整个从乌拉尔山脉直至西欧各国的石油天然气管道系统为载体的能源合作网络。俄欧关系几经起落，却经久不衰，不能不说是以地理便利为基础的能源合作设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包括正在积极推进建设的中俄能源合作管道，若不是有着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完全排除了地缘政治障碍的横穿欧亚的跨境交往便利，恐怕中俄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合作格局完全会是另一番景象。言之于此，便自然会想起英国地缘政治创始人麦金德有关欧亚大陆“轴心地带”的理论，在他看来，15—1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以发现新大陆为推动力进行的海上航海建设，只有一处宏大的地理格局变迁可与之媲美，那就是横跨西伯利亚的欧亚大铁路的建设。在麦金德看来，欧亚大陆轴心地带的陆地机动性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海上机动性是完全可以匹敌的历史力量。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横亘于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近年来在波罗的海铺设的俄罗斯到德国的海底天然气管道，以及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中亚、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建设的能源运输管道正在起到与海上资源交换通道同样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感叹于早年海洋型殖民帝国的地缘不连续性引导出以市场、产权、法治为基础的制度构建的同时，也会对大陆型殖民帝国的地缘连续性带来的欧亚大陆横贯一气的浩大地缘联结，以及在此基础上演出的一幕幕政治活剧而惊叹不已。
综上所述，在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早期诸民族之汇集交融、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之东西分裂以及多层次的横贯东西为主的地表景象，这三种因素是今天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形成的基本动力与背景。
二 诸文明形态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消长、融合与繁衍
以下让我们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等基本社会形态变化的角度，来纵向观察这一地区文明结合状态的历史演进过程。
总体上说，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形成基本上是与该地区诸民族文化的形成以及与该地区开始从原始状态进入中世纪同步发生的。
各大文明形态在该地区出现次序，以拜占庭文明扩展为先，西欧文明影响稍次，奥斯曼土耳其伊斯兰文明随后，再加上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的深深印痕。随着各大文明相继在欧亚核心地带出现，该地区之文化构成日益呈现复杂多样的面目。
在欧亚核心地区各国进入近代社会阶段之前，东西方文明结合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自民族大迁移后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分裂、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延续，及至奥斯曼帝国形成之前千余年左右的时段。
在这一长阶段中，在罗马帝国被分为东西两半之后，在欧洲的西部，先是公元5世纪法兰克王国兴起，后是在一波一波异族入侵之下，公元9世纪左右，西法兰克（法兰西）、东法兰克（德意志）以及意大利等王国先后独立，直至公元12—14世纪，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欧封建君主国趋于形成。与此同时，雄踞于欧洲东南一侧和西亚，包括巴尔干、小亚细亚、中东乃至北非，甚至囊括高加索一带的拜占庭帝国，自公元7世纪起，历经了来自阿拉伯世界和来自西欧十字军东征的一次又一次打击，在经历了早期五六个世纪的辉煌之后，于11世纪前后开始趋于衰弱。但是，拜占庭文明继承了古典希腊、罗马时期的文明，加之千年帝祚之下的陶冶和锤炼，因而具有强大的辐射能量，并在宗教、语言、艺术以及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向更加东南的欧亚核心地带传播。其文明传播的最主要成果乃是公元988年基辅罗斯皈依东正教，以及与西方天主教在东欧扩展的同时，拜占庭也在东欧扩展其影响。中东欧的波西米亚、摩拉维亚、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大体是在公元10—11世纪确立了民族国家最初的基础。而公元13—15世纪蒙古对罗斯诸公国的占领，则使得该地区在延续东正教文化的同时，也被输入了东方的文化基因。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与在这一地区发挥过政治与历史影响的其余政治单位相比，拜占庭的影响最为深远。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自公元6世纪始至15世纪灭亡，其文明在中世纪欧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拜占庭文明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其本身乃是基督教文明之主干，而且拜占庭极盛时其疆域包括埃及、西亚等文明古国，因而大量吸收东方文明，形成了极富特色的集大成之色彩。另一方面，东方和西方当时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拜占庭，东正教会尚不能如西欧教会那样垄断一切，因为其文化与西欧相比，具有较多的世俗性，特别是城市中的世俗气氛，有利于古典文化的保存。拜占庭文明之充分发展，及其在地理条件上的便利性，对东欧诸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产生这种影响的最重要的传播环节乃是教会。
自称信奉基督教正统的东正教会与罗马教廷辖下的西方基督教会有着很大的差异，不论是教义、教规、教会组织结构及与世俗政权之关系，东正教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定。随着东西教会的日益分裂，这种独特性日益明显；同时，西方教会与东正教会对尚处在从原始宗教向一神教过渡阶段的东欧各民族的争夺也日渐激烈。
处于近水楼台地位的拜占庭文明对欧亚核心地区最重要的影响，乃是东正教会的影响直接导致了这一地区早期民族的初步形成。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拜占庭派出的西里尔和梅多迪乌斯两位传教士为东欧诸斯拉夫民族创造了西里尔字母——古老的斯拉夫字母，从而使东欧斯拉夫人开始从方言向形成文字阶段发展，为形成、确立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识提供了一个强刺激的讯号；其二，东正教会在保、塞等国落脚，使之成为王权有力的辅佐，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随着拜占庭帝国的日趋衰弱，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拜占庭文明也发生了两次重心偏移，即出现了与拜占庭文明既有密切联系，又呈现地方与民族风格的斯拉夫文明的两次崛起。第一次崛起是在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时期，这是独特的斯拉夫文明形态形成的最初标志。第二次崛起是这一文明从保加利亚王国向俄罗斯民族的转移。自奉为拜占庭帝国继承者的保加利亚被奥斯曼土耳其入侵之后文化凋零。这时，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经过长期努力，在摆脱金帐汗国的蒙古人统治之后，下诏宣布俄罗斯继承拜占庭的权利，并负有保卫东正教的责任，号称“第三罗马”。
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两次文明中心的转移对民族意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时至今日，保加利亚史学会还经常举行研讨会，研究保加利亚曾为斯拉夫文明中心的问题；而俄国自保加利亚衰弱后，一直自奉为东正教和斯拉夫文化的“救世主”。这种意识，不仅对当时形成大一统的俄罗斯帝国起到促进作用，而且由此而形成的民族感和帝国意识在俄罗斯历史衍进中发生着长期而又微妙的影响。以俄罗斯帝国而论，不论是在内部社会革命进程中，还是在抵抗外部入侵时，或是在与列强争霸的进程中，“第三罗马”的思想传统始终延绵不断。
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第二个阶段的历史自拜占庭帝国最后的陨落、蒙古占领的终结、奥斯曼土耳其崛起始，大约在公元14—15世纪，一直到结合部各民族、国家向近代社会过渡前为止，即大体到19世纪中叶为止，这是欧亚核心区域文明结合部形成的又一个高峰。
西方文明在东欧传播，以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为最主要的对象。东欧的这三国几乎在同时（10世纪前后）皈依西方教会，但与西欧日耳曼民族之皈依基督教的过程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日耳曼部落是在其尚处较低发展水平时接受天主教的，因而罗马教廷拥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和权力；而东欧三国皈依天主教时，不仅已具有初步的文化和语言，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国家，因此东欧的教会非但未能成为至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国维护民族独立的工具。东欧各国的天主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如同东部斯拉夫地区的东正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尽管教会对于当地社会的精神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或多或少仍处于王权的威仪之下。这样一种发生在欧洲东部和亚欧核心地区的宗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大体上并不以天主教和东正教为转移。这是欧洲东部与西部地区甚为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被视为东西方文明结合的一个典型现象。
在这一阶段，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东欧与西欧历史发展面貌的巨大反差。从14世纪开始，欧洲政治经济重心出现重大转移。英法之间长期的破坏性战争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之后德国的政治分裂，使西欧进入了一个不稳定、政治衰落和骚乱时期。但在东欧，不论在波西米亚、波兰还是在匈牙利都可见到“具有近代组织结构的强大国家的兴起和巩固”。
正当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中东欧，包括一部分南欧地区，出现了大幅度接近西方，承袭西欧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一脉传统之时，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东部即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俄罗斯，在经过了250年蒙古人的统治之后，开始迅速崛起。在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时期，不光具有自治和民主传统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臣服于莫斯科，而且莫斯科还征服了阿斯特拉罕，控制了伏尔加河通往里海的全部通道，甚至在1552年攻下喀山，打开了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的通道。经过16世纪的混乱与动荡，到17世纪初叶，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沙俄帝国已初具雏形。这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内部，不仅形成了与中东欧诸国的国家竞争，而且在国家内部制度建构上，也表现出与西方的巨大反差。
当说到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点时，人们经常会谈及历史上各个阶段俄国与主要西欧国家的差距。苏联传统史学界通常是把这种“落后性”解释成为剥削制度以及沙皇专制的结果，并且认为只有经过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后，才使俄国克服了这种“落后性”，成为世界先进国家。这样一种解释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消失了，因为这种说法既留下了历史空白，也不周全。给人的印象似乎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前不是永远的“落后”，就是永远的“被奴役”。
米洛夫则提出了自己的历史概念，他强调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地理因素。与前人不同的是，他是将东欧大平原的气候条件与政治制度和人民心态的特性紧密地加以联系。在他看来，在东欧大平原与西欧截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比如，每年很短的耕作时间、难有收获的土地条件等，使得产出低下在东欧大平原成为一种恒定持续的现象。由于社会剩余产品总量有限，一方面，农民村社和集体经济得以顽强延续；另一方面，基于维持国家功能以及供养上流贵族社会的需要，严格征集剩余产品，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就出现了农奴制，在政治领域里也出现了君主专制。在这样几乎“永久的时间短缺”以及“在农业劳动质量和收获报酬之间难以建立起相互联系”的特殊心态之下，一方面形成了习惯使用强力和中央最大限度集权化的体制，另一方面“难以形成非常精细有序劳动的习惯”。所以在米洛夫的概念里，主要并不是“落后”与“奴役”，而是在不良条件之下有限的社会收获总量促成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和特殊的文化。
米洛夫认为，罗斯和西欧分别代表了不同封建关系形成的路径，前者通过国家，后者通过领主经济。随后的中世纪的历史表明，在早期阶段，近似之点要超过相异之处。在中世纪国家的早期形成阶段，欧洲大多数居民在各处都要缴税，而这些税收是由贵族负责派收的。由此，领主经济体系才得以逐渐建立起来。一般来说，在欧洲的西南部，领主经济制度建立得比较早、发展得比较快、普及得比较广；而越接近欧洲的东北部分，与通过国家剥夺各个居民阶层的体制相比，领主经济就出现得比较晚、发展得比较慢、普及面也不那么广泛。从区域发展的类型学角度来讲，罗斯仅仅是欧洲最东部社会经济发展的样式而已。
实际上在“欧洲东部”这样的范畴之下，还是有着一些不同的地区，包括比较接近于中部欧洲的西南罗斯部分，以及离欧洲较远的东北罗斯部分。到了13世纪中叶，当俄罗斯土地处于金帐汗国统治之时，出于一系列原因，俄罗斯国家的中心逐渐地从第聂伯中游地区向东斯拉夫人所在的东北部地区，即苏兹达尔地区迁徙。正是在这里，在14世纪，开始了新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在此以后，俄罗斯也就成了这个国家的名称。
当时俄罗斯的东北地区与南部地区相比，自然地理条件更加严酷，不论是收获还是剩余产品都非常有限。而在13世纪初期，欧洲普遍的寒冷天气（小冰冻时代）又大大加剧了已有的困境。在这样的形势下，俄罗斯所剩无几的大部分剩余产品都被作为金帐汗国的赋税派送到了国外。这样，俄罗斯国家的状况甚至比初创时期还要艰难。这就促使俄罗斯形成了比基辅罗斯时期更加严酷的国家权力结构，越来越趋向于巩固权力的集中和统一。
总之，东西方文明在欧亚结合部地带的碰撞和对抗、融合与渗透所造成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各国各民族对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多种文明加以承袭之后，形成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另一方面，这种基于文明结合部复杂背景的竞争与对抗，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地缘政治与文明的若干中心，先是拜占庭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后是蒙古鞑靼的占领。在这一时期终了之时，已经可以看见一个意欲称霸的新的替代者——俄罗斯帝国正跃跃欲试。
三 向近代国家演进中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
16世纪末17世纪以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与西欧经历了更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15世纪以后，西方城市兴起，以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关系孕育成长。在东欧稍晚也出现了朝这一方面发展的趋势，然而。东西方的发展路径却各不相同。在经济上，当资本主义关系在西欧诸国城乡以相当大的势头为自己开辟道路时，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东欧诸国却遭遇了著名的以“第二次农奴制”为形式、以强制劳动为特征的农奴制的卷土重来，包括俄国农奴制的进一步强化和发展。在政治上，西欧正值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纷纷建立，而东欧经历了一个短暂兴盛的阶段之后，各国政治中重新充满了贵族的涣散分裂与封建割据的动乱。在民族问题上，当西欧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之时，东欧却依然保持着实行瓜分与奴役的多民族宗主国。除了波兰立陶宛王国一度占领莫斯科之外，更多的是沙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对这一地区的异族统治。
尽管东欧地区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先天不足，但历史仍然顽强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犹如狂飙突进，在东欧这块土地上也激起了深刻的回响。从外部条件看，这是由于长期异族的压迫，由于30年战争后法国地位的崛起，也由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所包含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因素对东欧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从内部因素看，乃是各民族自身资本主义因素之缓慢发展。
与东欧的历史发展相对比，尽管彼得一世很早就注目西方，引进西方的技术与政治管理制度，但是这一切更多的是与俄罗斯传统相结合，并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服务。而东欧地区各国则确实在更大程度上开辟了近代民主制度的先声。从国家内部体制构建而言，东欧地区以西欧为榜样，尽管还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但努力构建的是以民族为单位、以更多的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近代国家。而此时的俄国虽然经历了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时期的文明开化与学习西方，但是，对于民主、法治、市场等近代国家要素的追求，始终让位于大一统的中央王权的自身需求。由彼得大帝在18世纪所推进的现代化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深刻地强化了国家主体。这一现代化是立足于农奴制的基础之上，直至当时，农奴制依然适应于这一阶段俄国的社会发展需求。
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发生在19世纪的中叶。从这一阶段一直到20世纪之初，俄国是在按照西方私人产权的模式推进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但是大多数居民在多少世纪中积累起来的集体主义（村社）意识并不接受私人所有权以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这里的客观背景是，在如此艰难的自然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心理，是借助从基层的村社一直到国家上层的集体所有制方式，才得以维持存活。由此，在新的发展形势之下推广集体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成为比资本主义更有动员能力，并且似乎又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思想工具。
在20世纪初的大变动之后，俄国出现了第三次现代化的高潮。这一次现代化的尝试，立足于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依靠集体主义社会意识的支持。为此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借助尤为严酷的政治体制。如同19世纪下半期的现代化进程一样，20世纪初的这一轮发展大约也经历了3/4世纪的时光。
尽管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而后又出现了基于私人所有制的新一轮现代化高潮，但是这样一个学习西方的过程仍未被大众所接受，21世纪以来，一个重新强化国家主体但同时又继续学习西方的过程正在延续，这就是普京时代。
虽然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中的欧洲东部地区与欧亚大陆核心地区即俄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各有不同，但是却显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特点：可以说，世界上几乎很少有其他后进国家和地区有如这一地区19世纪以后的居民那样重视文化并且在这方面卓有成就。之所以能存在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长期在宗主国压迫之下，相对没有政治自由，唯有文化才能起到民族聚合作用，或者唯有文化才能表达久被压抑的民间才艺；也由于先进民族的影响，除以政治结盟开辟道路外，主要以文化为传播工具；尤其是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诸民族都有着自己久远的传统和多方面发展的民族文化，而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又成为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屏障。
19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文化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在学术思想方面，其负有启发民族精神职责的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在很长时期内占有重要的国际地位。在文学艺术方面，不光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裴多菲、密茨凯维支那样表现民族生命力的昂扬诗歌，不光有柴可夫斯基、肖邦、李斯特、斯美塔那那样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的激昂音乐，而且有走出宗教和贵族花园来到民间的造型艺术，有与西方拱顶式建筑截然不同的穹顶式、集中式建筑与西方文明遥相呼应。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正是在广为吸收多方文化精粹之后形成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并以此甘泉哺育这里的人民，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发展格局，并自立于世。
四 几点结论
上述有关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的历史叙述，至少可以提供以下几方面的启示以供借鉴。
其一，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异常复杂多样的文明与文化组合状况，决定了当地诸多国家的国家与民族构建，特别是使这些国家的宪政构架、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主体性选择具有独特的路径依赖，即这是在对其可以产生影响的诸多外来文明之中，经过多方比较、多次筛选之后才加以确定的。比如，基辅罗斯之所以选择来自拜占庭的东正教，是经过了对西方同时存在的天主教乃至来自南方的伊斯兰教加以比较之后才确定的。公元988年之后，东正教为基辅罗斯所接受这一重大事件不仅宣告了俄国从此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选择也成为俄罗斯民族国家构建之启端。
不仅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确立民族国家的初期阶段，而且在以后历史发展的重大关键时期，诸多外来文明均同时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这些民族国家，使其主体性构建形成丰富多样的局面。比如，地处中东欧的捷克、波兰与匈牙利在公元10—11世纪接受天主教，使其基本上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之后又经受过沙俄、奥匈帝国等多种外来文化与传统的影响；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初期，这里又深受西欧文明的渗入与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三国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波、捷、匈三国依然在强权干预和复杂的背景之下，被划入苏联阵营。总之，面向东方还是面向西方的政治与文化选择，使得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国家易于在世界政治谱段中，因重大地缘政治形势或社会革命而发生变动。与地处东亚古老文明中心或地处欧洲西部政治相对稳定的地带相比，地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变动要频繁得多。
其二，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区域的对外关系状况不同于古老文明中心区域的情况。逻辑上说，文明结合部区域对外关系的紧张度和活跃性要远远高于古老文明中心区域。这是因为文明结合部所面临的周边环境要比古老文明中心区域更加丰富多样和复杂。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不同国别和地区会以具有自己行为特色的外交行为参与结合部地区的多边或者双边外交，这显然要比统一的古老文明主导之下的局面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比如，冷战终结之前的欧洲共同体内部各国的外交关系，显然相对要比如今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内部的外交关系简单得多。其原因之一就是今天的欧盟已经把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囊括在内。
处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大国外交是尤其复杂多样的。比如，俄罗斯的外交面目之多样，显然是和俄罗斯周边围绕着来自各个地区和各种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这一基本局面有关系；超级大国的历史经历又更加加重了这一情况。从这一点出发，对于俄罗斯外交的富于变化和形式多样就不应该感到任何意外了。
其三，由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的国家和民族所面临外部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该地区向外部世界学习的多种选择性，而这样的多种选择性自然会要求从事决策和治理的阶层必须具有较高的比较、选择、综合、控制、引导等能力。纵观作为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大国——俄国的发展历史，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其对于外来文化始终在顺应潮流的背景之下，保持着自主的选择性。譬如，彼得大帝独尊沃尔夫的“普善”观念，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开明专制的政治路线之下却对启蒙学说弃而不用，这说明处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俄国具有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和整合的能力。
利哈乔夫在总结俄罗斯与欧洲文化的相互关系时，曾几次相当理智地指出，俄文化“容易受其他文化的感染”。这样一个极其深刻的判断究竟是指向处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背景之下俄罗斯对于其他文化的宽容和易于接受，还是指其过于关注他人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而较少关注主体性的构建，恐怕还是有待历史来进一步验证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四，往往与古老文明中心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文化传播的特点之一，是从边缘地区向中心扩展，而不是从中央向边缘地方放射，往往边缘地区的文明开化程度会高于其中央与核心地区。比如，沙俄时期，与北欧地区相邻的波罗的海地区，以及与波兰等西斯拉夫地区接壤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在相当长的现代化进程中其文明发展水平都要明显地高于俄罗斯中央地区；还有，作为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的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地处边远的长洲、萨摩两藩便率先引进“兰学”而对外开放，成为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进地区。这都表明了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先边缘后中央的文化传播方式。
其五，相当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分析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化，特别是全球化条件下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其含义已经超出前现代的文明、文化结合部地区。比如，中国虽然是一个古老文明国家，但是，其东部沿海地带率先改革开放，正在重复日本、俄罗斯当年文化传播从“边缘到中央”的历史一幕。而国与国之间越来越频繁的多边外交，表明一个日益多元化、多样化的国际社会已经成为每个国家和地区须臾不能离开的基本环境。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国家与地区，必须在博采众长、广泛吸收来自东方和西方制度建设和发展经验的同时，切切实实地在契合国情背景之下进行筛选，实际上，这都说明所谓文明结合部现象已经被泛化为一个相当普遍的国际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与其说是在研究俄国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现象，还不如说，这是在对已经普遍“文明结合部化”的国际社会做一个标本的剖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