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抵制美约 民唱官和

（一）背景

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首开中美交往以来，美国一直在许多中国士人心中具有良好的形象，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曾赞誉美国“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驱驰”。

因此，包括李鸿章、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均相信美国对华友好，并认为采取“以美制夷”之策或许能使中国免于瓜分之祸。1899年美国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也颇得中国朝野人士的称赞。

19世纪后半期，美国资本家从中国招募了大量劳工，后者为美国当时的西部开发，尤其是铁路干线的修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7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劳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缓解美国工人的就业问题，美国各地掀起排华浪潮。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推出排华法案，对在美华工的人身自由做了许多歧视性限制。此后，美国国会又分别于1888年、1892年、1902年不断提出新的法案，对排华法案的原有条款进行修订和增补，使得对华人的限制变得越来越严厉和苛刻，如居留美国的华工一旦离开美国，就不准再回来；在美国的所有华人都必须注册登记，华人原来享有的人身保护令特权被取消，就连原来排华法案中明令可以自由往来的教师、学生、游客、商人和官员等享有特权的人来美国也会受到各种限制和刁难。

美国政府之所以一再推出歧视性的限制政策，是因其有广泛的民间基础。尽管民主观念深入民心，但是美国统治阶层的精英们还是认定白种人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在美国国内，中国移民大量的涌入及随之而来的排华法案，都在改变美国民众对亚洲文化的看法。在1900～1910年这十年间，在美国的华人增加了一倍（包括华人在内，此段时间的移民潮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明显的一次人口增长），加之当时在美国的亚洲移民很难融入美国社会，这些都引发了美国原有居民的排华情绪——尤其是西海岸，大批中国人被轻蔑地称为“苦力”。在那个时候，包括华人在内的“东方人”在美国媒体眼中是一群堕落的、没有骨气的、危险的、昏昏欲睡的、愤怒的和诡计多端的人，且对民主体制所带来的自由无动于衷。众多美国人表达了他们对“黄祸”的关注——收入低的亚裔工人会急剧拉低美国人的薪酬。就连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认为中国人是叛逆的、脆弱的和消极的。

与此相对，在美华侨组织强烈反对美国当局推出的这些歧视性政策，他们提出的废约主张得到中国国内各界响应。1904年底，《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在各界舆论的影响下，清廷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然而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在1905年奉命与清廷谈判改订条约时，凭着美国国力的强大及就此养成的习惯性傲慢思想，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于是中美之间的条约谈判破裂。在回复柔克义的专电时，主管外务部的庆亲王奕劻告知美方，美国过分限制中国人进入，且苦力移民条约已经到期失效，《排华移民法案》却仍在执行，这激起中国国民义愤，导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并且在中国国内蔓延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活动是由以商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发起，并且基本上是一场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

清末，清廷在经济上制定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允许和奖励私人资本自由发展，提高了民族资本家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和民主自由的推进。特别是商部的设立，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把商业纳入国家“正业”来管理，意味着国家扭转了数千年的贱商习俗，承认了商业在社会中的应有作用。

民族资本的发展也推动了商会的成立。清末的商会是联络工商界的统一组织，当时各省省会及通商大埠设有商务总会，府州县设有商务分会，商业较为发达的集镇则设立商务分所。这种组织架构可使各级商会互相呼应、协调行动，为支持大型运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商会更是发挥了发起者、领导者的作用。特别是在运动初期，这种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如果没有商会这一新式组织，只凭商人个人力量恐难进行广泛的号召和联络，至少不会使运动在短期内达到如此大的声势。

（二）民间之态度

抵制运动最先在上海开始。1905年5月5日，反映上海工商界声音的《时报》提出：华工禁约如果签订，则辱国病商，望爱国之士共起而谋之。5月10日，上海绅商聚集于商务总会，在会长曾铸（少卿）的组织下，决定响应美国、夏威夷和菲律宾华人的呼吁，恳请清廷拒绝续订条约，并希望美国政府在两个月内修改排华法案，公平对待华人，否则将组织规模更大的抵制运动。

在中国开展抵制美货运动的初期，美国的知名作家在报纸上登载文章，宣称中国人没有骨气，不可能有效组织一次成功的抵制。美国前驻华公使埃德温·H．康格在一次演讲中也认为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不会有任何成效，而且会“使华人组织这一概念受到奚落”。此事很快就在美国华人圈中传开，引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慨。

目睹民众中此运动的蓬勃发展，5月17日《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论中国民气有发达之机》的文章，对于国民所激发出来的团结和斗志大加赞扬。文中云：“国势之强盛在于民心之固结，民心之固结在于民智之开通，民智之开通在于民气之发达。……若吾黄种则开化独早，白种方在草昧榛狉之世，吾中国已有文明进化之机，乃何以数千年后白种之进步极速，黄种之进步独迟？曰惟专制政体。故专制之政体利民之愚不利民之智……比年以来，文明之思想日输灌吾民族，人人知国民之责任，不甘放弃其权利以受外祸之侵凌，新机之发达蓬蓬勃勃，有不可遏抑之势。本埠为中外绅商聚集之地，其受外来之影响尤真且切，故民气之发达亦冠于他埠。……吾中国之民气尚能如此固结，如此发达，当亦通商互市以来绝无仅有之伟大举动也。夫中国之受外人欺侮可谓至矣，美之虐待华工亦不自今日始矣。……戢中国自强之起点其在斯欤，其在斯欤？”

在上海商会的牵头组织下，上海各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开始支持并参与抵制运动，抵制风潮从上海扩散到江苏、浙江、广东、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兹以当时《申报》所刊对1905年5月10日～8月31日各地抵制运动的情况加以统计（见表2-1）。

分析表2-1，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申报》记录的运动总次数为62次，其中上海最多，29次，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抵制运动的中心。由于上海工商业发达，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必然较多，因此参与抵制运动的人数也最多；再加上《申报》在上海，采集信息比较方便，所以《申报》中所记载的上海抵制运动最多。

其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上海工商业行业众多，所以参与抵制运动的行业也很多，其中连女子和小工运动也赫然列入，更见群众参与的广泛性。表中所提“公忠演说会”并不是一个行业，而是一个群众团体，从其名字而言，“公”乃为大众，不为自己，“忠”乃为国家，不为个人。该组织可能是之前已成立的用来组织利于国家及大众的演说活动，也可能是专门为此次抵制运动而设。这种来源于西方的文化活动也是近代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重要表现，非常有利于近代思想的传播与交流。

其三，根据统计可知，国内除上海外另有8个省份组织了抵制运动，其中江苏、广东、浙江相关记录较多，而这些省份都是近代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方，可见越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地方，抵制运动越为频繁，由此可知工商业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之强烈；国外有4个国家的华人组织了抵制运动，可见此次运动影响之广泛。

面对中国工商界如此激烈之反应，美国人感到始料未及，开始邀集华商会议华工禁约。

（三）8月31日前抵制运动之影响

据《申报》载，清廷考虑到续约后百十万华工的凄惨处境以及此次抵制斗争的非暴力性和声势，也颇动恻隐之心，“外部密电梁使华工新约暂缓签押”，还拟定了修改方案，并婉拒了美驻华公使柔克义要求中国政府“禁阻抵制华工禁约之请”。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只能先“谕令掌理侨民事务之各官优待到美之华商及游历人，如有疏忽之处即当辞职”。

抵制禁约这件事影响颇大，甚至惊动了慈禧太后。6月29日，《申报》登载了慈禧太后垂询华工禁约事：“皇太后近日召见各臣工，除垂询练兵事宜外，又念及美禁华工之事，论议内外人员皆国家赤子，万不忍稍加苛待。今我民族旅居外洋谋衣食而为工，已属我国家失养，反致外之人虐待，我实不忍。尔等务须速议废约，电饬驻美使臣认真保护，勿负朝廷轸念商民之至意云。”

7月22日《申报》载，由于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锐减，“美商惧华人抵制禁约”，并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宽禁华人来美”；与此同时，西方舆论也发表评论，对美国此禁约提出异议和批评，7月28日《申报》所载文题为《西人论华工禁约之非》。

伴随抵制运动的逐渐发展以及中国各界人士对于美国的极大愤慨和不满，中美关系也一度降到了冰点。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895～190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大幅提高（从3844200美元增加到53384000美元）。美国的出口商品包括纺织品、石油、肥皂、面粉、蜡烛、化妆品、五金产品和文具。自从抵制美货运动在各地开展以后，大量从美国运往中国的货物积压在各口岸城市的港口。美国的对华贸易受到沉重的打击。8月30日《申报》载，抵制运动导致美国“太平洋面粉之商务颇形滞销”。在美国助理国务卿弗朗西斯·卢米斯与白宫的一次电话交谈（该谈话副本于1905年9月2日用电报发给了塔夫脱）中，卢米斯表示，据标准石油公司一名外籍顾问说，公司目前在中国的销售额为零，而去年同期他们销售了35万桶石油（每桶10加仑）。据卢米斯所言，石油市场已经被俄国和德国占领。9月2日，在由J．帕克签署并发给卢米斯的一份电报中，帕克称收到一份英美烟草公司伦敦办事处发来的电报，说受到抵制运动的影响，该公司业务已处于停顿状态。

另据《南华早报》的一位记者报道，到1905年7月19日，抵制美货运动已经蔓延到厦门。标准石油公司的买办收到了一封骚扰信，要求其辞去工作，美国领事馆的一些官员也受到了“骚扰”。在7月25日写给柔克义的一封信中，乔治·安德森领事复制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了7月19日厦门领事馆旗升降索遭受污损的情况，据报道说扯断升降索的那位不明身份的袭击者还在旗杆周围大小便。在7月18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传教士们说他们从未见过中国人“如此愤慨，即使是在1900年的动乱期间也未曾如此”。8月23日《华盛顿邮报》刊文报道，美国国务院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来报告这一骚乱事件。此外，乔治·安德森的中国仆人们还收到了死亡威胁。显然，正如中国报纸所报道的那样，美国领事安德森和一位英国代表曾经寻求中国官方庇护，因此该事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民众对美国的反感，甚至美国调停日俄议和，也被中国舆论认定为假公济私：“益闻西报接西八月十三号德京电云，兹据德国日报传说，当世论者每谓日俄议和一节倡自美廷，盖因美国于全球为第一文明之邦，素能见重于人，故亦独具热心，出为两战国排解现时之战事。不知美国别有深意存乎？其间查吕宋、菲律宾诸岛与台湾相隔仅一衣带水耳，而亚洲东北部之堪察加岛与南北美之辣士加亦不过恃有北令海，腰横亘继击乎？其间倘日俄和议未成，日军势必分兵北上，以达其目的而后止。夫日本海军现已称雄于远东洋面，而陆军又将横逸于亚洲北陆，美国虽强亦有唇亡齿寒之鉴。故万不得已有此首先倡和之举，并可借此市仁义之名，所谓假公济私是也，美人亦狡矣哉！”

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美国在中国市场损失惨重，罗斯福总统只得采取行动，下达行政命令要求礼遇在美中国留学生、游客、官员和商人。移民局任何官员如果对持有合法文件的上述阶层华人不礼貌，将有可能失去工作。如果由于美国官员的过失，导致来到美国的华人所持文件不合法，该华人不会被遣返。

声势巨大的抵制美货运动引起了美国统治阶层的震动。美国企业主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局面。美国总统、驻华公使和驻沪总领事都向清廷施加压力，部分在华美商、传教士也攻击抵制美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