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的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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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选题来源及理论和实践意义

近代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11年(1901~1911)更是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缩影。在这短短的11年内中国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尤为突出的是政治领域,从清廷由沿袭君主专制制度转而尝试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人由各自为战到1905年建立革命团体大联盟、清廷《钦定宪法大纲》出台及皇族内阁成立,到革命党人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共同逼迫下宣布退位,清朝灭亡,实行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再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先由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出任,数月后由前清重臣袁世凯继任,其变化之剧烈颇让人应接不暇,唏嘘不已。

以往学术界对20世纪初这段历史的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以革命为主线,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并将较多精力放在对辛亥革命及其之前革命党人活动的研究上。虽然近年来关于清末新政及立宪运动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也有所提高,但是对清末立宪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这个在皇权专制主义道路上运转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尝试实行君主立宪,艰难进行转制的深入研究方面还稍显不足,尤其是对于当时最高当权者振兴朝纲的动力及其关于推进立宪改革的态度变化,统治阶层内部如驻外使节、地方督抚、廷枢要员对于清廷走向立宪的不同反应及多方运作,若干新政措施的推行对中国走向立宪的客观推动,民间国民主体思想、实践及对清廷走向立宪的期望和拥护等方面,尚有许多档案、报纸、日记资料值得梳理和利用。

清廷推行新政及之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非常丰富。20世纪初,清王朝所面临的局势更加恶化,八国联军之役严重削弱了清廷内部的保守势力,慈禧太后在无奈中决定改弦更张。在清廷的主导和各方势力的推动下,新政陆续推行。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政治领域改革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其他领域的改革。当时,虽然最高统治集团、地方官员、士绅等对待是否实行立宪的态度并不统一,但是,国内呼吁清廷进行立宪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大,国内外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日趋活跃,加上日俄战争出人意料的结果,使得慈禧太后最终下决心尝试预备立宪。

因此,清末新政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01~1905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清廷主要是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并取得了一些成绩;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政治体制环节对其他环节改革的阻碍越来越突出。1905~1911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进行的是针对政治体制本身的改革,包括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及下令成立考察政治馆、推行官制改革、出台《钦定宪法大纲》、成立“皇族内阁”等。以1905年为界,是因为如果没有第一阶段的积累,就没有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推出;而没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推出,就不可能有之后清廷尝试立宪的种种措施的出台。

然而,由于清廷的立宪尝试最终失败,不少学者认为清廷一开始宣布推行预备立宪就是一场骗局,哪怕近年来对于清末新政的评价持续走高,一些学者还是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其一定会走向失败。笔者对这种历史决定论或宿命论的观点并不认同。从1905年所发生的大事及其可能走向来考虑,并没有迹象表明清廷后来推行预备立宪一定是骗局或一定会失败,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著作中,采用年史的方式撰写者比较少。相较而言,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与当代历史学家金冲及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是较为突出的两部著作。近年来,中国近代史晚清段的年史著作开始出现,但笔者并没有见到关于1905年史的著作。相关专著有王树增《1901:一个帝国的缩影》,海南出版社,2004;马勇《1898年的中国故事》,中华书局,2008;马勇《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其中,王著并不能算作实际意义上的史学研究著作,马著分别写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史事,张著则主要论述了1906~1911年之事。事实上,年史的撰写是对历史研究传统思维方式、论文撰写方式的重大革新,因其能够纵横结合地反映某一年历史发展的全貌。对于1905年,笔者试图利用当年的历史发展线索来论述横向的清末新政、革命运动、中外关系、国内局势等状况的关系,从而使论述达到立体效果。因而,无论就撰写体例而言,还是揭示历史中事件发展的横向联系而言,本选题均有着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笔者在梳理相关史料时,体会到《申报》《大公报》等民间媒体的重要价值,尤其是《申报》。当时的主要文字载体,无论是官报还是私人日记都有难以避免的缺陷。官报长于记录清廷及官方的活动却缺少民间活动,日记长于叙述个人对于环境或事件的体会却缺少与己不相干的重要内容,且记述可能有不实之处。而且,二者的信息量、传播速度等均无法与当时的新闻报纸相比。尽管《申报》《大公报》等新闻报纸也难免有报道失误或延时的情况,但当时无论是日俄战争局势,还是抵制美货运动、废科举兴新学、要员出洋考察等,《申报》等都予以及时、充分报道,且辅之以深刻、全面的评论,传递了信息,启发了民智,这更是当时的官报和私人日记所无法替代的。《申报》刊载的一些评论直接反映了时人对于时局的理解、判断和态度。虽然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报纸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相较于当时其他文字载体,《申报》地处租界,由外国人创办,有着强烈的求实精神及独立的办报理念和能力,这种精神、理念和能力在当时中国无出其右者。因此本书注意采用了《申报》等报纸所刊载的内容。

总而言之,本书试图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①写作方法创新。目前国内年史著作并不多见,而1905年更是无人尝试。事实上,用年史的写作手法来对清末新政中的关键年份1905年做一横截,更有利于还原历史,避免以果断因。②主题立意创新。本书对日俄战争、抵制美货运动、废除科举及革命党人给清廷施加的压力等各方面因素与清廷最高当权者做出派遣五大臣出洋考政这一历史性决策及五大臣排除困难最终出行的关系进行论述,认为从当时的历史进程来看,清廷是倾向于尝试立宪道路的,既不是传统观点所认定的骗局,也并非“走上立宪”,而是“走向立宪”。③选用史料创新。本书大量使用了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的报道及评论,对于丰富笔者论证日俄战争、抵制美货运动、五大臣出洋考政、废除科举以及清廷对于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的态度有重要作用。另外,本书对慈禧太后、光绪帝、张之洞、袁世凯、奕劻等人,或从新的角度加以解读,或提出新的认识,较之前人有不同程度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