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教传播
伊斯兰教也是在唐朝经陆上即“安西入西域道”和海上即“广州通海夷道”这两条丝绸之路而传入中国，在华曾有回教、回回教、回回教门、清真教、天方教等称谓。古代阿拉伯帝国在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为大食，在永徽二年（651）随着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到达长安，中国古代与大食交往之幕遂正式拉开。当时因商业往来而使不少阿拉伯及波斯商贾沿丝绸之路在西亚、中亚、南亚和东亚穿行，不少人亦留居中国，从而使伊斯兰教得以在华生存和发展。这些来华的商人被称为蕃客、商胡、胡贾，后来演变为长期侨寓的“住唐”，他们进而在华娶妻生子，从此发展出新的混血民族，并使这些民族以伊斯兰教作为其民族的基本信仰。至元朝时，蒙古西征曾将所占之地的大批穆斯林带回中国，形成“回回”的发展，并达“元时回回遍天下”之景观。
历史上伊斯兰教沿海陆丝绸之路的东传在华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如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主要是其沿陆上丝绸之路传播的结果，而在东南沿海地带的穆斯林则是源自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伊斯兰教。这在今天也形成了鲜明的伊斯兰教地域地貌特色。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即今天中亚各国及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真实写照，在公元7世纪以后，伊斯兰教逐渐发展成为西域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宗教，并使之成为一条重要的宗教“信仰之路”，为今天中东、中亚的伊斯兰教化奠定了早期基础。当然也不可否认，“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除了贸易和通婚的原因之外，首要的原因即是政治权力和军事征服的扩张”
。而东南亚各国伊斯兰教的兴盛及延至今天的巨大影响则要归功于伊斯兰教沿海上丝绸之路的迅猛传播，由此已使这一地区成为当今世界上穆斯林最为集中的区域。此外，明朝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将领郑和（1371～1435）在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时也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疆域，促进了中国与亚非众多国家及地区的交往，也曾使相关地区的伊斯兰教获得明显发展。
随着西方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失败（1291），伊斯兰教在其发展尤其是东扩中先后建立起伊斯兰教的三大帝国，达到其鼎盛时期。其中奥斯曼帝国的建立（1290～1922）以逊尼派伊斯兰教为正统，于1453年灭掉了原来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于16世纪占领了伊拉克地区。此前13世纪蒙古人西征，曾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使当地长期处于分裂割据之状。但西征时留在当地的蒙古人也有许多皈依了伊斯兰教，如今在中亚东北高加索地区、车臣等地的鞑靼人，即源自这一历史传统。而在与奥斯曼帝国的争斗中，波斯的萨非帝国于1502年建立，以什叶派为国教，并将此信仰延续下来，成为今天伊朗的最主要宗教教派；但其在19世纪中叶爆发的巴布教派运动又从其内部分化出了巴哈伊教，该教因在波斯遭排斥而向外发展，形成遍布全球的当代新兴宗教。此外，1526年在印度北部建立的莫卧儿帝国，也是以逊尼派伊斯兰教为正统。这样，在16世纪已完全形成伊斯兰世界奥斯曼、萨非和莫卧儿这三大帝国并存的地域“板块”，虽然这些“帝国”因近代西方的强势崛起和自身的分裂而随历史的烟云消散，退出世界政治的舞台，但其伊斯兰教的影响犹存，并形成了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宗教文化积淀和民众习俗。伊斯兰教因其发展中的多民族性、多教派性而形成极为复杂的局面，在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沉淀发酵，使今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复杂而敏感，这是我们今天思考“一带一路”之地缘安全时必须认真考虑的。如果不了解伊斯兰教沿丝绸之路的复杂发展及其现状，则很难使我们具备风险管控和应对的能力。
从中国国内来看，与唐朝时早期穆斯林主要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华不同，蒙古人的西进是以陆地丝绸之路为主，这就使得中国人与伊斯兰教有了深入的交往和复杂的融合，特别是沿途穆斯林民族的东迁和融入中华文化带来了中国境内民族、宗教更为多元的发展变化，并逐渐形成了西域宗教的特色。伊斯兰教约于10世纪中叶前经中亚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其传播在新疆出现过两次高潮，先是在喀喇汗朝时期，然后是在东察合台汗国时期，这一过程使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了当地历史上曾经流传的其他宗教而成为其最主要的宗教。而且，在喀喇汗朝时期的统治者采取了强制手段来全面推行伊斯兰教，从此把伊斯兰教变成当地几乎全民信仰的宗教。元朝后期活跃在西域的察合台汗国也以武力东扩，强力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发展，这使当地民众以往信奉佛教、摩尼教的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也改变了新疆原有的宗教生态。16世纪时，新疆全境的居民大多已改宗伊斯兰教，这是其今天宗教现状的历史缘由。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段历史加以深入研究，看到这种“古代丝绸之路的伊斯兰化”所带来的巨变，尤其在我国西北地区所打下的独特烙印。由此我们方可认识其给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可能会造成的深层次影响，并准备好科学的应对预案。
当然，伊斯兰教沿丝绸之路的发展绝非单向性的，其与中国文化的双向互动也颇为明显，而且卓有成效。例如，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庸之道”启发了穆斯林“中道”思想的弘扬，而明清中国伊斯兰教也曾在其宗教“中国化”上取得过可贵的进展，涌现出一批如刘智、王岱舆那样融贯中阿宗教文化的思想家、经学家，从而增强了中国穆斯林的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在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也理应得到传承和发扬。我们在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伊斯兰世界交往时也要注意并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这种亲和力、感染力，使“一带一路”不只是经济合作，同样也是为亚洲命运共同体乃至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而推动的文化共建。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与宗教文化交流密切有关，其现实意义及影响不可低估。我们今天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注意和加强研究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把丝绸之路与宗教作为我们的重要课题和关注重点。我们要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现状及真实处境，在这一战略实施时必须有相应的风险评估、应对及管控举措和机制。我们不可回避这些国家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浓厚的宗教信仰氛围通过政治、经济合作渗入并影响到我国相关地区和民族这一现实。如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和伊斯兰教影响，中亚北非各国的伊斯兰教信仰传统，以及有些国家所保持着的一定程度的基督教信仰，这都会使“一带一路”成为开放的平台，有八面来风、各种影响，甚至包括来自西方的影响。此外，这些国家或地区大多有着复杂的政教关系，有的是政教合一或以某种宗教为其国教，有的是以某一宗教为其绝大多数人的信仰，从而会出现宗教主导社会走向，宗教影响甚至大过政治影响、宗教权威高过政治权威的情形。因此，当我们随“一带一路”战略而“走出去”时，不仅要关注境外复杂的民族、宗教状况，而且还要高度警惕这种境外影响的“倒灌”和朝我国的“流入”，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前准备应变预案及对策。我们既要把“一带一路”视为经济战略，更要明白其也是文化战略，在处理宗教问题上正确有方、游刃有余，以我为主，防范并减少宗教的负面影响，发挥宗教的正能量和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