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真实地报道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新闻作品，尤其是那些报道重大社会事件和反映民众心声的新闻作品，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就可能成为记载或了解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许多记者以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勉励自己。在纪念1902年6月17日创刊的《大公报》出版100周年的大会上，著名学者季羡林这样评价它：“《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新闻界有一种习惯说法：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这种说法不时见诸报刊或新闻学论著，比如，《光明日报》2001年3月1日载文《〈大公报〉保存经过》，文中有一句话：“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再比如，楼榕娇编著的《新闻文学概论》，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4页引文：“今日的新闻乃是明日的历史，今日的历史乃是昨日的新闻。”这一习惯说法有一定的哲理性。但细细品味，还有辨析之必要。

一 今日的新闻确实是构成明日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从新闻业产生后，新闻就成为史料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治史传统。也许是由于这种传统的影响，关于新闻与历史的关系，人们早就注意到了。

史量才在《申报六十周年鉴之旨趣》中说“日报负直系通史之任务”,“同人则以史自役”。而章太炎则称史量才为“史家办报”。史量才认为报纸同历史记录一样，是将历史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人，他把报纸称为“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他不仅认为报纸要记录历史，而且认为报纸评论和剖析历史，又高于历史记录。史量才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益而相从。”

谭嗣同对报纸与历史的论述也有独到之处。他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谍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而徒专笔削于一己之私，滥褒诛于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谥之曰官书，官书良可悼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以穷天，而终古为暗哑之民乎！”谭嗣同认为报纸应不同于以往历朝历代的官书，应刊登民生民事，成为“民史”。它反映了谭嗣同的平民办报的思想。

国外学者也谈过对新闻与历史的看法。马丁·沃克说“一家报纸的历史是出版这家报纸的国家的历史”，“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

在上述前人有关论述中，史量才所言“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更准确地点出了新闻与历史的关系——它为历史提供史料。社会越发达，新闻活动越活跃，新闻的史料价值就越重要。

比如，世界史上著名的海难泰坦尼克号失事。记载这个历史事件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必读的史料。英国的泰坦尼克号客轮，是当时海上最大、最豪华的客轮，有11层，面积相当于8个足球场那么大，船有双层底，分成16个水密舱，被认为是永不沉没之船。1912年4月14日午夜，载有2200多人的这艘客轮以41公里的时速行驶在纽芬兰大浅滩以南150公里处，与4.6万吨重的大浮冰相撞，导致5个水密舱破裂，1513人丧生。

在报道这次海难过程中，《纽约时报》充分显示了客观、准确、迅速报道独家新闻的能力。4月15日凌晨1时20分，该报收到了美联社的简短电文：“从英国驶往美国作处女航行的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在纽芬兰湾与冰山相撞发出SOS信号。”报社立即请人同纽芬兰的无线电台联系。当获悉第一次呼救后再无音讯时，报社断定“不沉之船”已经沉没。于是，立即着手准备报道。报社安排人分别去查找乘客名册、调用以往重大海难材料……清晨3点半以前，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报社将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该报作了较其他任何一家报纸都明确、详细的报道。但是，在文字表现上却十分客观：

新试航邮船泰坦尼克号与冰山相撞，深夜自船头开始下沉。妇女已乘救生艇避难。零时27分无线电联系中断。

为了及时采访部分幸存者，报社在卡帕夏号邮船抵达纽约港之前，在码头附近租了一层楼，架了4条直通时报本市编辑室的专用电话线。并且说服无线电发明者马可尼到船上访问卡帕夏号无线电报务员。当生还者到达纽约港时，各报采访竞争激烈，警察封锁严密，不准记者上船。报社则安排记者充当马可尼的助手，一同进入卡帕夏号，采访到了独家新闻。在卡帕夏号进港3小时后，时报第一批报纸即同读者见面。24页报纸中有15页是对泰坦尼克号的报道，其中包括各种背景材料，以及泰坦尼克号的照片。内容之翔实，行动之迅速，是其他报纸无法相比的。由于这次报道翔实、准确，它理所当然成为史家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依据。

新闻史上那些著名的新闻报道，诸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都成为人们了解那个时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中国的西北角》“第一次真实、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比较正确地反映了红军发展和成长的过程”。《塞上行》“出色地向全国公开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传播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反映了陕北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生活，描绘了共产党领导人物的风貌”。《红星照耀中国》的问世，被评价为“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这本通讯报告，内容丰富，文笔优美，并附有大量照片，不仅被人们赞誉为报告文学的典范，而且被看作是灿烂的历史篇章。”

上述那些著名的新闻报道为人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它们本身还不能构成完整的历史文本，史家还要通过对包括这些新闻报道在内的所有史料进行整理、分析、考证后，才能形成较为完善的历史文本。后人在了解某段历史时，会感谢那些为这段历史留下真实记录的新闻记者。没有这些新闻记者的出色工作，历史可能会出现某些空白。

二 今日的新闻还不能构成明日完整的历史

明日的历史，除了由今日的新闻构成之外，还有许多今日的新闻所不能包容的内容。如果明日的历史全部由今日的新闻构成，那明日的历史也就太简单了，明日的历史学家也就太容易当了。构成今日之新闻的是由今日的新闻价值观所择取的社会新近发生的事实。历史表明，每一历史时期成为时尚的价值观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真正能在历史上留下深重痕迹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

以当今的新闻看，新闻报道中大量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的活动占据了广播、电视“新闻联播”和各大报纸的重要位置和相当篇幅，再加上政治时尚所要求的诸如“满负荷工作法”经验之类的大量报道，成了新闻的主体。明天的历史在筛选材料时，肯定会不留情面地将其中的大部分舍弃。

再比如，我国“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新闻报道，其史料价值就极低。研究“文革”史时，当时的许多新闻报道除了留下一些重大事件的粗浅线条外，除了让人们感受当时的社会氛围外，真正有史料价值的新闻报道并不多。许多真正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被新闻“拒之门外”。比如，当时像吴晗这样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生活轨迹，新闻报道绝少涉及。我们能指望从这些“新闻”中得到当时丰富的历史资料吗？因此李辉在引述了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关于揪斗吴晗的回忆《吴晗同志，我向您道歉！》后写道：

在疯狂和冷酷的历史场景面前，似乎所有能想到的描述和议论，在对“文革”浩劫的揭示上，几乎都无法与当事人的真实回忆相比。

有关“文革”的新闻报道，远远不能再现当时历史的实际场景，人们只好以当事人的回忆来弥补了。

相反，也许今日的新闻并没有触及的有些事情，反倒成为历史学家关心的话题。比如，当新闻电影纪录片被史学工作者用来做历史研究时，有研究者认为：

最具意趣的常常是电影记录“不知不觉的证据”这一方面，那些摄影师无意识拍摄、“溜入”摄影机的现实生活的偶然画面。这种“意外的佐证”对史学工作者也许才是最有价值的。

没有记录到被历史学家认为应该记录的事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那些已经记录的部分也不能保证其真实可靠。因为就电影、电视而言，

许多人往往认为摄影机的作用只是被动的，即所拍摄的事件不受摄影机的影响。然而情况往往相反；如果摄影机不是隐藏起来的话，多少总会对它前面所发生的一切产生影响（特别是近距离拍摄时）。由于意识到自己成为拍摄的对象，人们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事件的“内部根本”与“外部表现”互为依存。可见，摄影机不仅记录历史，而且影响历史。

我们看到的电视新闻里记者现场采访的画面，被采访者的回答，说的都是真心话吗？尤其是那些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问话，被采访者不可能像他（她）私下里与自己的亲朋好友们无拘无束、没有心理戒备的谈话一样。何况，就是这些不能真实反映被采访者内心的镜头和声音还要经过编辑的筛选和剪辑。

如果以上情况属于有意或无意的个人行为的话，那么下面的情况就属于有意的集体或政府行为。1973年初，伊文斯和夫人罗丽丹来到中国开始了《愚公移山》的拍摄。他们到新疆后，地方负责人总是把摄制组置于既成事实中，告诉他们哪儿能拍，哪儿不能拍，哪些场面绝对要拍。在喀什，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以至曾在好莱坞工作过的伊文斯都不相信哪怕华纳或环球公司能为他提供如此出色的排演场面：早晨7点，十字路口与整条街上拥入了成百上千的男女，他们服装鲜艳，笑容可掬，小学生们穿戴一新。第二天也是如此，第三天仍旧如此……在一个商店里的排演场面更是达到顶峰，安居乐业的居民们围着琳琅满目的柜台来回走动，自由自在地挑选商品。

另外，在战争期间，战争双方都利用新闻为自己服务；这时的新闻水分很多。每当战争来临时，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新闻真实。最近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叙利亚战争期间的新闻报道就很明显。如果仅仅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来描述这段历史，显然是不真实、不准确、不全面的。

由此看来，新闻不仅纪录历史、影响历史，有时也扭曲历史。这种影响和扭曲有时并非出于新闻工作者的主观愿望。为了使某些当事人在摄像机面前“一如既往”，保持真相，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等栏目，采取了“暗访”（新闻学中把这种采访方式叫做“隐性采访”）的方式，把摄像机隐藏起来，不暴露自己的记者身份，才使有些不敢在大众媒体面前公开的“隐蔽”的真实得以“曝光”。这从反面证明，许多情况下，人们面对记者，面对摄像机镜头时，所作所为并非真实的自己。新闻记者如果不深入采访，明察秋毫，你的所见所闻，很可能不是真实的存在。新闻受众，面对纷至沓来的新闻，也应有“存疑”意识，善于辨别真伪。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出现之前，史学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相当成熟。那么，在新闻事业出现之前的历史当然就不是由“今日的新闻”构成的了。作为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史学相当发达，在很早以前就有专门治史的机构。而新闻机构在中国产生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然，有一点可以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新闻事业的日益发达，“今日的新闻”会在明天的历史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今天的新闻事业已经为历史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有文字记载，还有声音（录音）、照片和影视画面，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是从理论上讲，我们不能要求新闻报道包容史书所要求的所有内容，因为新闻有自己的内在要求，史书也有自己的规范。新闻有自己特殊的取材范围，历史也有自己的取舍视角。新闻要求快，历史需要沉淀。要求新闻把历史的全部内容记录下来的想法是不符合新闻规律的，历史也拒绝把自己变成新闻史。

三 关于“今日的历史乃是昨日的新闻”

由上面谈到的观点推理，“今日的历史乃是昨日的新闻”这种说法漏洞就更大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昨日的历史，并不全是由“昨日的新闻”构成。这是上述论述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今日的历史乃是由昨日的新闻构成，就更有辨析的必要了。

“今日的历史乃是昨日的新闻”之说，意在强调昨日之新闻对今日历史之影响。固然，昨日之新闻对今天的历史是有影响的。新闻不仅记录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于1972年6月18日开始，历时22个月的关于“水门事件”的调查性报道，最后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这是新闻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个明显例证。在我国，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久拖解决不了的问题，经新闻媒体一曝光，就很快解决了。这也是新闻影响了历史。新闻确实能影响历史，但其影响再大也不能成为今日之历史的全部。我们承认“昨日的新闻”即过去一部分历史对今天的影响，但今天的历史还是由今天的多方面的社会事件和事实所构成的。

四 今日的新闻还可以转化成以后的文学作品

“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这是由新闻到历史。我们可以接着说，今日的新闻还可以成为或转化为以后的文学作品。这是由新闻到文学。

我们先说优秀的新闻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作品。孙犁说：

当然，通讯、特写，其优秀者，也必然会成为文学作品、文学读物。有人把通讯、特写，看成是外来的样式，新兴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古典散文中，是常见的，占很大的比重。例如在古文选本上常见的，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就可以称为“战地通讯”，至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篇，就更可以说是“人物特写”了。

有些优秀的新闻作品，尤其是其中带有文学色彩的新闻作品，在它们作为新闻作品存在的同时，由于自身同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经过时间筛选和历史检验之后，人们也把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中国著名记者穆青等人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魏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美国著名记者A·M．罗森塔尔的印象性报道《奥斯威辛没有新闻可写》，美国记者尼尔·夏恩的人物特写《“老报童”罗伊去世了》等，都可以被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史沫特莱的著名通讯《中国的战歌》（1943）记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前后的艰苦岁月，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对华阴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同时热情记述了八路军坚持抗战的英雄业绩。这本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战地报道之一。其中关于“红小鬼”的动人故事，曾被美国作家海明威收录在名为《最后的胜利之后》的战争文学选集中。不言自明，这些作品首先是作为新闻作品而存在的，它们之所以也被人们看作文学作品，首先是它们的新闻属性，然后才是它们兼有的文学属性。

我们再来说今日的新闻转化为文学作品，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还以泰坦尼克号失事为例，当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新闻报道成为历史时，以泰坦尼克号失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出现了，仅著名的电影故事片就有《冰海沉船》和《泰坦尼克号》，这两部电影都是相当出色的艺术作品。我们不用考证，这些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那些新闻报道。同样，谁又能否认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对于电影故事片《焦裕禄》从创作冲动到材料积累再到主题形成的巨大作用呢？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篇新闻报道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又成为文学创作不断取材的对象，那么这篇新闻报道肯定是新闻精品。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如果进入不了历史，如果不能引发文学创作并且让这种创作成为优秀文艺作品，那么它的大范围的传播只能是一时的，最多只能在专业的新闻史书中留下一笔。只有进入史书，或转化成优秀文艺作品的新闻报道，才能传之久远。当然，进入史书或转化成优秀文艺作品的新闻报道，已经成为历史或文艺作品的一部分，普通受众知道的往往只是史书著作或文艺作品的作者，而对首先纪录此人物或事件的新闻记者则很少有人知道。不过，既然新闻记者的报道已经融入历史和艺术，他们可以以此而自豪。

五 优秀文学作品的史学价值

作为真实记述事实的新闻报道其历史文献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可以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作品对于研究历史有没有帮助呢？答案是十分肯定的。

（一）史诗、传说、歌谣的史学价值

许多民族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了解这个民族的过去，往往只能从口头流传下来的史诗中去考察。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历史的摘要”，他还以古代印度为例指出，“古代的印度几乎完全没有可靠的历史和年表，但留下英雄的和宗教的诗歌，使我们看到印度人的心灵，就是说看到他们的幻想的种类和境界，看到他们梦境的范围和关系，参悟哲理的深度和由此引起的迷惑，宗教与制度的根源。”

在文字产生之前，历史是靠口头文学来传载的。如今在很多少数民族中，还流传着远古时代传下来的史诗、传说和歌谣。他们没有文字，民间歌手就是老师，民间文学几乎是传授历史知识的唯一媒介。如苗族古歌共有20多首，从开天辟地唱到人类起源，又讲到“跋山涉水”的民族迁徙，内容十分丰富。白族的“打歌”、彝族的一支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彝族史诗《梅葛》等，都是远古流传至今的“口头历史课本”。

历史上有些重大事件，由于政治的原因，官方修史机构不敢记载，或不掌握第一手资料无法记载，或出于政治偏见有意片面记载。这就需要民间文艺来补充了。关于义和团运动，在书面的历史记载中不但很难找到正面的记述，即使有记述的也多是“平乱”的经过，甚至无中生有地编造义和团杀人放火的“暴行”。然而在民间却广泛流传着义和团英勇杀敌的斗争故事，真实而全面地记载着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历史过程。历史学家吴晗在评论《义和团故事》一书时，以《论历史的真实性》为题目发表文章说：“《义和团故事》一书是对那些封建统治阶级所写的歪书的最好的反驳，从人民的立场，严肃地记录了义和团运动这一段英勇斗争的历史。”他还说：“这本书搜集了43个故事，都是人民当中的口头传说，其中有些讲述者还是当年曾经参加过这一伟大斗争的老战士。他们根据自己的目见耳闻提供了生动鲜明的史料，这是第一手的史料，没有经过歪曲篡改的真实的史料，是来自人民中间的最可靠的史料。当然，其中有些神话，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可能的现象，但是，从这些神话中，也透露出当时人民的爱和恨，所赞成的和反对的，和善良的真诚的愿望，因此，也就确当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沫若指出：“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靠的第一把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

（二）文学作品对史料的补足作用

卓别林说：“艺术作品比史书包含了更可靠的事实和更详尽的记述。”这个见解虽不是那么经典，也并非完全准确，但其基本思想却是很值得认真记取和思考的。因为，“凡是从前的笔记，宪法和外交文件的缺漏，我们都用文学作品补足。”正好，巴尔扎克为丹纳的这段话提供了一个例证，他在《人间喜剧·导言》中写道：“法国社会将成历史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家的书记而已。开列恶癖与德行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重要事件，结合若干相同的性格上的特点而组成典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讲究描写的具体、生动，讲究细节描写的逼真，新闻报道和历史记载很少涉及的许多生活细节、风俗习惯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真实、详细的再现。

梁启超较早注意到了小说的史料价值，他说：

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

文史皆精的学者，会从文学作品中挖掘出有历史价值的材料。文学作品中的材料，在他们手中可以为史书补缺、订谬或佐证。陈寅恪在这方面曾开拓了历史考据的一条新途径。他曾著有《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指出了《续玄怪录》“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杀之实”，从而揭示唐宪宗和宦官间始终隐秘的关系。他又在笺证白居易《新乐府·阴山道》时指出，《旧唐书·回纥传》所说回纥以马换取缯帛，贪得无厌，固是事实，但如诗中所咏：“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则唐廷用不合规格的劣品以偿马价，也是进行欺诈。这类相当重要的史事，史书记载不明，是经过利用文学作品而得到新解的。

陈寅恪用一些历史记载去笺证诗文，反过来又用诗文引出探讨史事的新线索，从而扩大研究的视野，得到不少的新解。他的《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是在这方面很成功的名著。他晚年写《柳如是别传》，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写成80万字的巨著。这书以钱谦益和柳如是的故事为主线，引用了大量的诗文，考订了明末清初一些重大事件，有许多情况是史书里没有的。其他如《桃花源记旁证》，从这篇寓言文字里联系到西晋末年的屯聚堡坞，《读东城老父传》注意到这篇小说中所写长安少年有胡心和长安风俗服装之渐染胡化，读《莺莺传》通过这篇小说来看当时有关婚姻和男女关系间的礼俗，都是很有新意的成功之作。

钱锺书说：

司马光《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故其撰《通鉴》，采及“野史小说”。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

文学作品还可以提供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细节。中国社会学家翟学伟指出：“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想弄清楚历史上的哪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没说过什么话或做没做过什么事？那么文学中的描写是不可信的……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想知道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人们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打扮成什么样子，有什么礼节、习俗和社会风气等，那么文学中的描写就是可信的。”他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社会学所需要的某些社会生活内容的通行的具体细节。

总之，仅就中国历史而言，

不要说研究西周到春秋的历史离不开《诗》三百篇，研究楚史不能离开《楚辞》，就是研究史料典籍汗牛充栋的近古历史，譬如明代的历史，也不能不注重当时的文学作品。无论是研究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是研究明代人们思想观念、风俗礼仪的历史变化，不论是研究明代城乡的经济状况，还是研究明代市民阶层的政治面貌，都可以在当时的小说集“三言”“二拍”中找到大量的旁证。

严肃的历史学家并不拒绝从文学作品中寻找史料不能提供的东西或者文史互证。

（三）通过阅读优秀文学作品来认识和体验其所描写的时代

艺术作品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待，这没有疑问。但那些优秀的艺术作品，尤其是那些现实主义大师们的杰作，却为我们了解作品所描写的那段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毛泽东曾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马克梦（Keith McMahon）在研究了中国人情小说后认为：

小说事实上比儒、道、释的“道”和二十四史更能反映中国文化。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时曾说道：

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确实，文学作品在描写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现状和人情世态时，比史书要详尽得多。若想具体地感受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环境和人情世态，读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要比读史书强得多。“文学作品以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方式，给我们指出各个时代的思想感情，各个种族的本能与资质，以及必须保持平衡才能维持社会秩序，否则就会引起革命的一切隐蔽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赫尔岑才说，读歌德和莎士比亚那样的大作家的作品，“通过阅读体验了时代”。

（四）文学作品还可以构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心灵史

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于历史还有一个重要的补足作用。一般史书较少记述人们的内心活动，即使有记述，其描述也不及文学作品。

……一个国家的文学，只要它是完整的，便可以表现这个国家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般历史。如英国或法国那样伟大的文学，便保存了无数的证据，可以用来推断这个国家在各个历史的时期里如何思想和如何感觉。

可以说，某一民族或国家每一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综合起来，就构成了这一民族或国家的一部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