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出潼关 会师中原

简又文

陕西预备时期

冯玉祥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返抵西安，总司令部即设于“红城”内。“红城”者，旧名“皇城”，为满洲防兵驻地，冯前督陕时改建为督署，又名“新城”。于右任入陕后“新城”更名为“红城”，盖于氏在此时期左倾程度甚深也。冯氏回陕后，复驻节于此，曷胜今昔之感？部署既定，即赶速预备大举北伐，因其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已克武昌，冯氏与国民政府电报往还，约定同时进兵也。

是时，奉军势力已沿京汉路达许昌、郾城。长江方面，吴佩孚虽垮台，而直鲁军及孙传芳军与南方北伐军激战于苏皖。吴之残部于学忠（犹有兵五万，联合其他灰色军队亦有二三万）经吴放为湖北督办。吴又勾结杨森，放为四川督办，联合鄂北驻军张联陛等共数万人，希图乘虚直扑武汉。陇海路方面，吴佩孚先驻巩县，后移郑州。（余于三月北上过郑，幸有吴部师长孙某竭诚照拂，故得安然通过西行，盖其已暗与武汉方面王法勤等通款矣。）另有张治公部驻洛阳（原属刘镇华“镇嵩军”）；豫西则有刘镇华数万人驻防，西至阌乡，与“国民军”潼关最先头部队接近。刘之态度未有明确表示，而冯氏亦不为已甚，对其留有余地，不作骤攻之计。至晋阎方面，亦未明显表示态度。此则中原之军事形势也。

冯氏计划：首先，令全军陆续入陕。其次，则实施援鄂攻豫，会师中原之策略。当时军队之配置，分为五路：（一）中央军由其自行统率，以孙良诚为总指挥，约八万人，集中豫西，沿陇海路向东进展。（二）右路军以孙连仲为总司令，率其本部二万人，续派冯治安、韩德元两师与张耀枢一旅共约四万人，由陕南出荆紫关，向鄂豫边境进发，沿途修理电线，剿办土匪；此右路军之特别任务在于打通陕鄂之交通线，保护武汉接济“国民军”之物资，兼以防御盘踞鄂北、豫西一带之逆军。此路军后来屡建大功，有利于北伐军事不少。（三）左路军以徐永昌任总司令，率其全部（原“国民军”三军），由陕西过河，假道山西，直趋石家庄。（四）南路军，以新由晋脱险归来之岳维峻为总司令，率原有之“国民军”二军各部五万人，如杨虎臣（城）、李虎臣、邓宝珊等，集中于汉中，东向入豫西。（五）北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集中后防各部队于宁夏，东联绥远南部待命出发，东趋察哈尔、热河。以上五路大军合共三十余万人（连吴新田部在内）。因左路军徐部须假道山西，行军困难，而南路陕军又眷恋家乡，均未能依时行动。所能直接作战，指挥如意者，唯冯之本部中央军与右路军而已。

时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河南军事形势，略有变化。（上月中，余抵西安报到，以后战事，多为目击或身历者。）直系旧部靳云鹗既叛吴而与国民政府秘密联络，但又不正式加入革命阵线，屯兵于郾城一带。（余北上时路过其地，因代表国民政府与其参谋长密商合作北伐事，靳仍含糊不作露骨表示，但不阻扰余之北行，且派火车送余北上郑州。）及奉军南下节节进攻，以靳军阻路，先图解决之。靳不得不起而单独抗战。武汉革命军未能赴援，遂大败于郑州之南。靳由是一蹶不振，退守原地，此其态度暧昧、不肯切实联络革命军之结果也。会奉方探悉“国民军”与南军联合北伐，行将东出，深惧后防受威胁，不敢以孤军南下深入，转分派三族，由万福麟统率，沿陇海路西进，协同张治公扼守洛阳、新安，以御“国民军”。在形势紧张之下，吴佩孚迫得离郑南行，经南阳而至鄂边，倚于学忠为护符。在豫西刘镇华方面，因冯选派员前往联络，亦允就国民军联军东路军总司令职，一致讨奉，然仍无明确之表示（至少亦未易帜。余过陕州时，向其明白表露身份使命，刘极表欢迎，坚留余在其军任政治部长，并向国民政府致电请命。余以原有重要使命必须到冯军总部，故力辞。然所可慰者，刘果加入革命战线矣。刘之部将出身土匪之姜明玉，早已单独秘密向武汉输诚，原拟对刘倒戈，我政府给以某军名义，将印信交余带去。余离陕州，过灵宝，乃面交之。）至于山西方面，则阎亦经冯氏派员联络，得其允于“国民军”出动后，至相当时期，出兵石家庄，以断奉军归路。有此协定，故前奉命假道之徐永昌左路军遂得通过东出，且改隶晋军，受阎指挥，殆为军事便利计也。

会师中原

斯时，国民政府电令冯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派刘骥驻汉为全权代表。双方电商结果，决联合北伐，分路出兵。汉方于四月十九日誓师，翌日出发，以唐生智全部及张发奎全部沿京汉路北上，而冯氏则以所部之中央军沿陇海路东出，夹击入豫之奉军，共谋会师于郑州及开封。

军事计划既定，种种布置亦经就绪，两年来含辛茹苦，艰难奋斗始得复兴之国民军，如今回头来打倒奉军之大机会临头了。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冯氏在西安“红城”集合军民数万人，宣誓就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其誓词申明革命出师之大宗旨，有云：

以为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贡献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决斗，完成国民革命，生死赴之。

宣誓毕，冯复高站台上，对军民全体作长篇的演讲，申明革命的旨趣，至最慷慨激烈之时，高举双手向众大声疾呼：“如果我冯玉祥不是为救国救民，而只是为自己争权利、抢地盘，你们哪一位弟兄都可以开枪打死我。”当下全场数万雄师肃静无声，一种庄严、悲壮、忠义浩然的气象，似乎充塞天地。余当时也站在台下，亲听此言，亲睹此状，心里大受感动，不禁掉下泪来。冯氏言行之感动我个人，以此一次为最深刻，而据个人所知、所闻、所见，其公开表现自己的至善，亦以此一次为最显著。演讲毕，复有一饶有意义的民众联合仪式，以农、工、商、学及妇女各界代表各一人，在台上联手围成一大圆圈，表示联合，共向冯氏致敬致辞，同时，台下则军乐大作。仪式既毕，冯氏率党、政、军及民众团体领袖，举行大规模的阅兵。所到之处，由冯氏领众高声慰问：“同志们，辛苦了！”军士则同声答：“为革命服务。”

总司令部之组织如下：总参谋长石敬亭，副参谋长曹浩森；建设部长兼法制委员长刘治洲，代理政治部长刘伯坚、副部长郭春涛，秘书处长何其巩，军务处长徐廷瑗；军需处长魏宗晋，参谋处长吴锡祺，交通处长王以智，军械处长舒双全，外交处长简又文，军法处长张吉墉，军政处长虞典书，军医处长杨懋，副官处长许骧云，前敌政治工作团主任邓飞黄，副主任简又文兼。

向东出发之军队，以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马鸿逵二人为副指挥。全部布置事宜既备，冯氏五月五日下总动员令，并于是日亲自赴潼关指挥全军。是时南方革命军已开始集中于郾城一带矣。大军出发时，每人背负干粮一小袋，仅备三日之用。时当盛暑，急行军半日，全袋馒头已为汗水浸透，次日发霉发臭，官兵们不能不勉强泡水下咽。因无火车行驶，后方运输粮食不继，干粮既尽则挨饿续行，仍要克期进兵，真苦不堪言了。

先是，刘镇华余部数万人分驻陕州、灵宝一带，虽接受冯氏任命，允一致参加革命，唯以奉军自东压迫，身当其冲而不知冯果否出兵，故左顾右虑，未敢有明显表示。及冯下令出动，对刘部积极“推进”（命令原语）。孙、方两部即迅速东发，刘始仓皇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节节东退。孙部遂于五月六日克灵宝，七日下陕州，沿途毫无阻碍，分路向东进展。卢氏、洛宁、渑池等县相继占领。刘部被迫往南退避嵩山。张治公部则顽强抵抗，退守铁门、新安一带，构筑坚固阵地。

二十一日，大军达渑池之东，随即大举进攻，包围新安。激战之后于翌日克之，缴械者六千余人，得枪炮军需不少。而俘获品之最有价值者则有铁路机车一，车辆百余。盖大军初抵灵宝、陕州，机车尽为刘镇华夺去，以故行军运输，全靠步行，极感不便。有时粮运不继而购买无地，士兵须挨饿进行。及在新安得此车辆，即以此机车往返运送子弹、粮食，有助于军进行不少。闻新安守将于危急之时乘车东去，乃为铁路工人所诒，谓敌人已拔去铁路轨道，奉将乃退还新安，而机车遂得落国民军手云。此则联合工人民众革命之好果也。

二十三日，方振武部复进攻至磁涧，奉军万福麟率三旅之众，合张治公残部兵计不下四万人设三道阵地，以剧烈炮火抗御；孙、方军各部并石友三师加以郑大章骑兵师，连日猛烈进攻，至二十六日，敌始不支，退走洛阳。万福麟乘车东逃，张治公则南窜入山。是役俘获四千余人，枪炮数千，机车数辆、车辆数十，所获奉军遗下之炮弹尤多。

洛阳既下，冯氏令孙部沿铁路东进，方部向东南由登封、禹州趋许昌，以援助南方北伐军，而以马鸿逵警备洛阳，骑兵集团则由巩县、荥阳、汜水活动，以断敌人后方交通。二十七日，占领孟津；二十八日，过偃师；二十九日，敌援兵至，在黑石关凭险抗拒，以图拆运孝义兵工厂机件及施以破坏。迨大军赶至，激战终日，敌不支，乃向孝义逃窜。其破坏兵工厂之计未及施行，追军随至。三十日，克孝义。同日，骑兵集团已进至巩县以东，向汜水、郑州方面进击。第一路军已由登封小道抄至密县夹击敌军。奉军在三面受敌之下，情势危急，乃仓皇向东、北两路溃退；骑兵乘机截击，夺获枪炮甚多。奉军过黄河后，又为当地“红枪会”众缴械不少。五月三十日下午，国民军占领郑州。翌日，南军唐生智部亦继至。

国民军骑兵师郑大章继续追击至黄河南岸，又分由张华堂骑兵旅东追至开封，于三十一日晚上至开封郊外，而奉军全部败将残兵，遂狼狈弃城东退（见“世”日报捷电）。翌晨——六月一日，南军右翼张发奎部赶至，占领全城，全城已无奉军踪迹矣（见“东”日报捷电）。其最先入城者查系国民军三军孙岳旧部梁寿恺师也。历年首鼠两端，先降吴后降奉之国民军第二军旧将田维勤在郑州被捕，即解往洛阳正法。至是全豫遂告肃清，而一南一北之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之计划完全成功。

胜利元素

河南之役，实为革命史中最光荣而最沉痛的一章，足与其前攻鄂、赣诸役之战功血迹先后相辉映。原来奉军是役之作战方略，系以全力直扑南军，拟在最短期间沿京汉线驱之出武胜关以南，然后回陇海路攻西北军。故张学良只遣万福麟率其卫队三旅扼守洛阳，以阻西北军之东出，而尽挥三、四方面军团精锐之师六七万人迎击南军。但因其看不起“南方之强”，又料不到东出之西北军如是之多及如是之速，以致一败涂地。攻豫之役之胜利，元素有二：一为精神的胜利；二为战略的胜利。

曷为精神的胜利？国民军之作战精神，已见上文，毋庸赘述。至于南方国民革命军饱受政治训练，人人肯为主义牺牲，简直不知有生死。每遇大敌当前，无论敌人炮火如何猛烈，充当下级干部之黄埔健儿，及指导政治工作之党代表，以至上中级军官，振臂一呼，口号齐喊（广东兵将更以“××妈”三字经为最有效的作战口号），即率队奋勇向前冲锋，前仆后继，有进无退，以故无坚不克。其中，以张发奎所率之第四军、十一军号称“铁军”者，尤为锐不可当。敌人甚至一闻其名，而胆战心惊。南军是次战术，一与敌人接触，放弹不到三四粒，即行冲锋，血肉相搏。这是北方军人所不常用的战术，以不肯轻于冒险牺牲也。小商河之战，牺牲尤大。我革命军人喑呜叱咤，一往无前，整排整排的战士，血肉横飞，倒在河里，后队几至踏尸而过。奉军气馁，不得不败退。此种悲壮沉痛的战术，足为革命史上之无上光荣焉。

是役也，南军与奉军相比，人不及其众，械不及其精，弹不及其多，粮不及其足，而奉军更有重炮多种，炮弹堆积如山。又有骑兵及坦克战车等，均南军所无者。唯南军作战之妙术，唯靠冲锋；作战之工具唯凭主义，卒以制胜。尤可笑者，奉军虽有重炮掩护前线之步兵，然而后来简直不敢放一炮。何则？因炮声一响，南军大喊几声“三字经”即有数百人向着炮烟起处，拼命越过炮火线，蜂拥前进，夺其大炮。奉军上了几回大当，于是连炮也不敢再放了。至于奉军如张学良、韩麟春的第三、四方面军团，是奉军之精锐，甚有军事训练。然素乏精神训练；士兵不知主义，不知为什么而战。战时军士所倚靠者，唯在器械。及一遇不怕枪械大炮，并不知生死的革命军人，自然不是敌手。每遇南军一冲到前面，唯有喊“弟兄莫打”，即便双手缴械，或跪下投降，否则弃械逃散。奉军散兵及部分撤退之兵，多为河南各寨村民缴械，以故河南民众势力极强，为日后“红枪会”众滋事张本。而且军心不振，兵无斗志。更有甚焉者：前敌的奉军在火线拼命打仗，而其将领辈在后方日夜也拼命打麻将，打茶围，狂赌狂嫖。如此之军队，与万众一心，甘为主义牺牲之革命军作战，而仍能取胜者，真是千古怪事了。

综上观之，则谓攻豫之胜利为精神之胜利，岂不宜乎？然而此役在京汉线大战两星期，南军牺牲之人数，连伤亡共达一万四千（见汪兆铭“报告”），政治工作人员及党代表等阵亡者亦四五十名。伤亡之数，占全军四分之一。牺牲之巨，比例尤甚于攻鄂、攻赣两役。革命史最光荣的一章，是用我们武装同志的宝血写出的（政治工作人员一体武装，故云）。我们后死者，其勿忘诸！（著者按：以上南军战绩系余到郑州后，向南军同乡战友调查、采访所得。）

是役胜利之第二元素，即是战略之成功。国民军兼程东出，夹击敌军，致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卒至仓皇北遁。如其退兵稍迟，则前后受敌，在包围圈内必至全军尽没。当时南军虽屡挫奉军于京汉线，然而精锐损失过重，补充全无，饷械子弹及一应军用品俱乏。南军由武汉北伐，真是倾国之兵，孤注一掷，策略极为冒险，亦极为勇敢，非战略有万分把握，不轻易出此。（关于此冒险战略闻系鲍罗廷献出，预计一个月内可以赶回解敌军到汉之危。）奉军则后方补充及接济尚源源而来。苟南军再独力战斗，则汉之为汉，尚未可知也。而且当时湖北后方，夏斗寅变于肘腋，杨森东下之师及于沙市，武汉危急万分。北方战事苟再延长，结果实不堪设想。幸而国民军依时赶到，遂奏肤功。而且国民军由陕南经荆紫关而入豫之孙连仲所部数万人，此时正含辛茹苦，挺进于崎岖山间路，在后方牵制于学忠之逆军及鄂北之灰色军队，使其不至乘虚而拊南军之背，及与一切反革命的吴佩孚残部相联合，因此南军得免后顾之忧。计此一路孙连仲军，阵亡二千余人。而由潼关东出之师亦伤亡数百人。今日我们追述河南战绩，当不能忽略国民军的功劳。

至于战略上之胜利，则是南北国民革命军全部的胜利。张发奎率其军队由广东极南之琼崖北上，经广东、下湖南、取湖北、克江西，一直打到河南而入开封，转战数千里路，没有打过败仗。同时，孙良诚、方振武等亦率西北军，或由南口、或由甘肃、经察哈尔、过绥远、进甘肃、定陕西、出潼关，一直打到河南而克郑州，亦转战数千里路，也没有打过败仗。两军皆号称“铁军”。一南一北，丰功伟绩，遥遥相对，无独有偶。卒之，南北二铁军，夹击顽敌，会师中原，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奉军部分将领绰号“胡子”，本马贼出身），猗欤盛哉！此岂非革命史中足耀千秋之佳话乎？

尚有一趣事。张学良北遁时，留下一封亲笔函与南军，略云：此次因“政见不同”，以至南北交兵，但因训练无方，威令不行，以致不敌，“见笑见笑”。但有三件事请南军注意：一、巩县兵工厂及黄河铁桥，本来退兵时可以破坏，但不毁之，以“为国家保全一点元气，请为见谅”；（著者按：奉军于国民军东进逼近时，原欲炸毁兵工厂，不过急于东退不及施行。至黄河铁桥则确已被破坏一部分，不能通车。未几，余被任为前敌政治部主任，躬率工作人员北上，至铁桥上停车不能前进。犹记是夜为农历七月初六日——乞巧之夕。）次则请好为照料奉军俘虏（但奉军则惨杀革命军俘虏）；三则河南人民，久受兵灾，困苦之极，其本人（张）已捐五万元赈济之，望南军尽力抚恤云云。（其实分文未尝捐出。）这一封信，恰好视为攻豫之悲壮沉痛的战史之小小点缀，故并及之。

郑州之会

郑州将下未下时，南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绕道至汉阳，由余招待及陪伴，同至豫西陕州谒冯氏，共商今后革命进行计划。事后邓对于我们在国民军的全体政治工作人员之刻苦耐劳，努力工作，嘉许备至，多方鼓励。郑州下后，邓与冯氏同至郑州与南方各位同志多人相会。冯氏乘车兼程东行，于十日抵郑。时，武汉方面之党、政、军领袖谭延闿、汪兆铭（四月初由俄回国）、孙科、徐谦、顾孟余、唐生智等，已于三日前抵郑。冯专车一列到达时，群赴车站欢迎。冯衣灰色土布军服军帽，背土制雨伞及馒头袋，一如全军士装束，满脸胡须，从一辆篷车下来，行至各位面前，众始惊讶，拱手相见（于右任亦随来）。由翌晨起至十二日，大众开联席会议，议决军、政、党务要案多件，皆与以后革命大计有关者，大致如下：（一）军事方面，河南全省及陕甘两省并归第二集团军防地；豫东、豫北之余敌由其肃清，而唐、张各部即回武汉，盖是时夏斗寅部变起肘腋，杨森东侵之师亦迫近汉口，不得不迅速回师。（二）军制方面，第二集团军改编为八个方面军，各总指挥如下：第一，孙良诚，第二，靳云鹗（以其此次协助北伐有功），第三，方振武，第四，宋哲元，第五，岳维峻，第六，于右任（统率驻陕各部，后以于不就，改委石敬亭），第七，刘郁芬（统驻甘各部），第八，刘镇华。另有河南旧军如梁寿恺等部，亦拨归冯统辖改编。全军在冯总司令麾下，嫡系二十余万人连新编各部不下四五十万。此为冯氏毕生统兵最多时期。（三）政治方面，以冯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于不就，亦由石敬亭兼代）。（四）党务方面，设开封政治分会，以督导豫、陕、甘三省党务政治，并以冯氏兼任主席。

徐州之会

方郑州之会犹未散时，南方诸公忽接共党首领陈独秀自南方拍来紧急密电，报告冯氏已归顺南京方面，促他们急返。会议甫毕，诸人即行返汉，而留顾、徐二人在汴助理党政。（二人旋亦南归，但以后徐仍常来往。）是时，蒋总司令自克闽、赣、浙、皖、苏后，以不满于鲍罗廷与共党及左派之在武汉把持中央，与武汉方面同志分流。四月中旬，召集中央执监委胡汉民、吴敬恒、张人杰等，在南京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然而汉口与南京双方在党政方而虽分化为两局面，而彼此对于北伐之举却能顾全大局，一致行动。方唐、冯两军沿京汉、陇海两线攻奉之际，蒋总司令亦提师沿津浦线进攻孙传芳余部，直至徐州。十七日，蒋氏电约冯氏往徐商洽军、政、党务。

时，汉方诸委员已南下，冯氏即乘车东往，自己所坐的是铁篷车，随员何其巩、熊斌等数人则坐头等花车。十九日抵徐，与蒋、胡（汉民）、吴（敬恒）、李（煜瀛）、李（烈钧）、张（静江）、钮（永建）、蔡（元培）、黄（郛）各要员暨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总指挥等相晤。冯氏驻京代表李鸣钟亦随到。冯氏此次徐州之行，极端秘密及慎重，我们在总司令部各人员鲜有知之者。事前，他令铁路局备车往西去，及车头机器发动，忽下令东趋。铁路人员甚以为苦，卒费了许多时间始克遵令东行。讵料列车开动不久，即遇炸弹爆发。冯氏幸免丧生，亦云险矣。乃即下令严行查办，终不能破获谁是主谋也。

上次郑州之会，冯氏为主而汉方诸委员为宾，至是次会议，则冯氏反而为宾。至徐时备受主方同志极热烈之欢迎。从前，他曾屡与国民党人物接触及相交，但只是个人的交情。在这两次的会议，他初次与全党的领导集团作官式的相叙，并与党的最高的机构作正式的接洽。一切所历所见的实际情况，对他一向的生活经验大为不同，所受的印象并不完全如他理想所期望的。是时，强敌甫败退而宁汉双方意见愈深。据李宗仁言：冯氏到徐州之夕，宁方先与其谈论对付武汉问题，要其一致行动，进攻武汉。冯氏即婉却之，一力主张调解。翌日开会，遂不提出此问题，而只谈共同北伐事云。试想：冯氏以新进之党员，对于双方分流之背景，毫不了了，而且与汉方同志在郑州会后无几时，政治军事之新地位由此而来，无异互订联合共进的新盟约。此时，墨沈未干，言犹在耳，何能忽尔反唇相稽，反戈相向耶？顾冯氏拥有雄师（嫡系军队共二十四五万人，全部四五十万人，为宁汉双方所不及），介于两者之间，双方均欲拉拢为助，借以自重。他最初的感觉即是“左右做人难”，更不欲介入兄弟阋墙之争，故一到徐州即有上言之表示。乃舍此不谈而言他；以抵徐未久复饫闻宁方诸同志对于鲍罗廷及共产党之厌恶，与汉方如出一辙。于是在联席会议中一致决定清党去鲍及贯彻北伐两大计。而冯氏个人及西北各省之军事政治之新局面仍照郑州会议所决定，一无改变也。会议散后，各人亦感结果满意。蒋、冯两公会衔发出联合北伐通电，冯氏并单独去电汉方请去鲍罗廷。电文有云：“所有以前发现共党对本党及国民革命破坏之阴谋与实据，先应设法矫正。至于鲍罗廷顾问鼓动政潮，已失助国民革命之本意，应送其回国。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必须统一，万不可分离，以为国民革命之障碍。”发电后，冯氏遄返豫省，进行第二步军政工作，积极准备第二次北伐。

军政变化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全局军事政治又起大变化。因宁汉争执愈烈，双方调兵在长江上游备战，徐州防务为之松弛。奉方以“安国军”名义乘势反攻，由旧直系之孙传芳统大军南下。七月二十四日，复占徐州。蒋总司令再行北上督师，约同冯军会攻。唯第一集团军兵力仍苦不足。冯氏以前方兵力亦有限，豫省驻军受灰色军队之牵制（如靳云鹗，详后），陕甘后方又以运输困难调集迟缓。八月初，先令鹿钟麟任东路总司令，竭力进攻。所统之国民军旧二军及新编之师，与奉军及张敬尧等作战，均不得力。方期所派入鲁图攻济宁之郑大章部骑兵及另派往截断徐州、兖州间铁路之一部，特奏切断敌军后路之效，而津浦线第一集团军已退，奉军又大举进援，冯军不得不退回豫境，坚守陇海路线。

在宁方，则党中要人亦深知非与武汉复合不可。甚至有决定性之动力则以李宗仁、白崇禧等一致主张蒋氏下野，以促进统一之局面而挽救全党于危亡。面遇党国之危机，蒋氏果当机立断，于八月十二日飘然辞职，去宁赴日。于是，时局急转直下。九月间，汉宁两方领袖，大会于南京，党部与政府复合为一，大局乃有转机矣。

秋间，长江以北之战事仍不停顿。孙传芳与张宗昌于八月中由徐州长驱直下，直至江南，由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位总指挥（并无总司令）率师大败之于南京附近之龙潭。张宗昌之鲁军亦沿陇海路西进攻豫东，冯氏不得不尽力应付。然冯军此时心腹之患却在后方之靳云鹗。靳本隶吴佩孚麾下（为曾任北京内阁总理靳云鹏之弟），向驻豫中，在郾城设总司令部。吴倒后，无路可走，乃托庇于国民革命军。

因其于讨奉之役，不无微劳，国民政府乃委为第二集团军之第二方面总指挥、河南省政府委员，后又兼民政厅长等职。冯待之亦不薄，先后曾拨付现洋五十四万元，从军衣、子弹、粮食无数，比待自己军队为优。唯靳则原是军阀官僚，唯升官发财、占据地盘是务，屡曾要求政府升其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时在武汉之政府不得已乃改调为中央直辖之第八方面军。靳仍不满，始终欲占河南地盘。乃密与孙（传芳）、张（作霖）结三角同盟。其条件则孙攫苏、浙，张（宗昌）占山东，出兵攻击，而以靳为内应；约定共灭西北军后，则以豫归靳。故靳屡抗命，不肯攻徐。上次会攻徐州之役受其牵制，（时，鹿已进至九里山，距徐州仅十里，而靳在后方不肯前进，且现叛变迹象，）以致功败垂成。靳复假开拔之名，向武汉骗款三十万元，且运动“红枪会”众响应。又私在总部刻“安国军”关防，定期举事攻击冯军。唐生智亦与之有秘密联络，为其后值，假刀杀人，殊可痛恨。冯见逆迹已彰，且为北伐之后患，乃以最敏捷之手段，于三日内调马步兵十余万，四面包围。九月七日，开始总攻击，靳所据之十一县防地，数日间全行克复，并解散其全军。其本人幸得逃去。靳前谎报军额十二万以骗饷械，而实不过二三万人。是役，除残部一二千人逃窜皖北，及秦德纯一部始终不变外，余悉解决（秦氏此后正式编入第二集团军，任军长）。靳逆既平，内患尽去（陕西田玉洁部后亦叛变，为留陕冯军削平）。

豫东大捷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回冯军销假，曾由南京中央党部第二次任命为政治工作委员。回豫后，得饫闻秋冬间冯军与奉鲁军在豫东大战的史迹。今补述如次。

内患既平，冯氏遂得以全力东御张宗昌攻豫之师。当时，战事形势至为严重。冯先与阎锡山协商，由晋军攻直隶，而由冯军攻苏北、山东。九月杪，晋军先发动与奉军作战于新乐、保定间。冯军则分三路——第一路鹿钟麟率五万人由马牧集、砀山攻徐州；第二路刘镇华、郑金声率五万余人由考城攻济宁；第三路孙连仲率四万余人由大名攻德县。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郑大章（骑兵）等军九万余人集中开封、郑州一带为总预备队。十月九日，全军同时发动攻势。第一路军与徐源泉等十万众（前线五万余人）激战于马牧集之际，二路军以调集迟缓，未开战，而且刘部匪军姜明玉等忽相继叛变，执副总指挥郑金声降奉，随与刘志陆（粤人，陆荣廷旧部）断一路军后路。鹿以前线兵力不敷，后方复受威胁，于激战五昼夜后，急由归德撤退。退师才毕，铁路即被切断了。所以冯有“这一下，我便打了双料的败仗”之言（《我的生活》第二一二页）。

十一月六日，郑金声在济南为张宗昌所杀。郑，山东历城人，性侠义忠烈，早年从戎。辛亥年与冯氏同任管带，驻海阳，相与密谋革命，共预滦州起义之役；事败，冯氏幸免罪，郑有助力焉。其后驻绥远。一九二四年“首都革命”之役，郑率其混成旅附义，遂加入“国民军”一军，历任师长、军长。一九二六年天津、南口诸役，战功甚著。至是遇害，冯与全军痛悼之。至一九三二年九月初郑之嗣子继成住济南车站刺杀张宗昌，为公为私的不共戴天之仇乃得复了。

是时，奉方以全力分三面进攻：（一）南面孙传芳在津浦路与第一集团军何应钦部相持于明光以北。（二）奉军与第三集团军阎锡山部相持于五台、娘子关一带。（三）直鲁军则分三路猛攻河南；褚玉璞、徐源泉、姜明玉等八万人任中路，沿陇海路西进；刘志陆、潘鸿钧等四万余人任左路，进攻太康、陈留等处。别以孙殿英等三万余人由大名进豫北。奉军主力在黄河之南者不下十五六万。幸而奉军不协同进攻而集中于豫西北，否则战局不堪设想了。冯氏之应付军略：先令孙连仲、韩复榘两军赶急冲击豫西北彰德方面的奉军张学良。奉军受了重大的打击，后退百余里；韩随即赶到豫东，与石友三等加入前线，而孙连仲则留防豫北。布置既妥，冯乃倾全力击破南岸之直鲁军以保卫豫省。因敌军经马牧集之战后，占据归德，沿陇海路猛进，于是施“诱敌深入”之计，电令前线各部节节退后，伏兵铁路两旁成长袋形。其时勇将前敌总指挥孙良诚不明战略，拼死进攻，不肯后退。冯严令催迫，至不惜以军法从事威胁之，始得完成计划。据记录，直鲁军之优越武器为钢甲车及迫击炮。其精锐皆在铁路两旁；破敌妙计，端在诱其深入，在铁路正面以沉着雄师与其作持久战；然后急出精兵突击其两翼背后，但得破其一翼即可败其全军矣。直鲁军果然中计，沿铁路中路挺进，由兰封逼近开封。自十月二十三日起，铁路正面战事发生。二十六日，黄河南岸至杞县，全面剧战，昼夜不停，双方肉搏冲杀。孙良诚、马鸿逵等部日夜迎战，疲惫不堪。俟敌军主力已深入重地，孙即急令右翼埋伏的精兵分六路由杞县出击。二十七日，总预备队韩复榘三师由开封开至前线杞县。二十八、二十九两日，配合右翼石友三等军并力冲杀出来，纷向敌军后方抄击，大破其铁路迤南的阵线。三十日，直鲁军全线大败东溃。孙、韩、石等亦全面猛追。十一月二日，左翼孙良诚部吉鸿昌师占领兰封。而铁路正面之敌首尾不相应，亦败溃，鹿钟麟部与郑大章骑兵再进，包围敌军。吉、石、韩各军亦各向东追杀残敌，分占沿铁路各城邑。围攻刘镇华军于考城之敌亦退。五日，韩军庞炳勋师（国民军旧三军）复克归德，俘获甚多。次日，石、郑两军更追过马牧集、砀山。鹿钟麟乃进驻归德。是役军略成功，获全胜。总计俘奉军三万余人，获枪二万余支，大炮四十余尊；另钢甲车六列，实为冯军前所未有之大捷也。

时，前方将领，均欲乘胜直取徐州；唯冯氏取稳健步骤，以津浦路方面，第一集团军何应钦正谋攻蚌埠，在军事形势上与己军未能衔接，且奉鲁军力量强大，未可轻视；孤军深入，策非万全，故即下令退师，各部遵令。其间，独有韩复榘一将，恃勇倔强，抗命前进，欲乘胜夺取徐州。冯氏无法制止，但不放心，即令刘汝明随进备援。刘仍未忘曩年韩之投晋事，初不愿行，经冯氏勉以大义，始率部东趋。韩复榘逼近徐州，果被重兵包围，不得脱。幸刘部赶至，复大败敌军，韩方得解围退却。（见《我的生活》第七一六—七一七页）。以后全军暂屯归德一带，紧守前线，以待南方革命军在蚌埠之发展焉。由此可见冯氏用兵之稳健。

第二次大捷

凡战事发展，每有出人意表者。是役全胜后，冯军作战略的撤退，却于无意中成为第二次“诱敌深入”之妙计。盖在前线各军转进新阵地间，直鲁军已另行编配，卷土重来，由济南开十八列车运强大援军，再赴陇海线。缘其统帅部见冯军忽而撤退，误以为其内部有变，后方不稳，故乘机大举反攻也。其阵容仍分三路：右路以刘志陆指挥潘鸿钧、姜明玉等五万余入由考城直指开封；中路以前敌总指挥褚玉璞及徐源泉统五万人由陇海路西进；左路以张敬尧指挥二三万人向太康、杞县前进。冯军各部分路迎击。十一月十九日，直鲁军右路先击败刘镇华军，占考城，西侵之势甚凶猛。唯其左路张敬尧各部力薄势弱，屡败不敢进。中路褚、徐等鉴于前役深入中计大败，此次不敢冒险轻进。唯其右路刘、潘等未尝受创，乘胜突进。是时，全部国民革命军已居有利形势；在南面何应钦大部已攻蚌埠，与冯军渐能呼应，此一利也。在陇海线各路敌军，因内部复杂，各将领互相欺瞒，侈言进军，不肯互报确实军情，故无联络共进之效，此二利也。冯氏于是急定应敌军略，取“各个击破”之计，立调韩复榘、石友三两部任中路；鹿钟麟任右路，孙良诚、马鸿逵任左路，与刘镇华部会合。二十四日，左路开始攻击，先解决考城全部敌军，击毙其军长潘鸿钧，俘二万人，枪万余支，后奉命乘胜急进。在这一役中，吉鸿昌初露头角，自后以骁勇善战名。

吉鸿昌那时正当师长，因前在河北新乡、彰德一带，我任“前敌政治部”主任时，遇“红枪会”之役，与他同患难，成至交，深识其人。于此不能不附笔细述。他是冯军中一员“怪将”，不特二十六史中所看不到，就是历朝的稗史、野史、小说也见不到同样的战将。他头大眼细，眉粗鼻尖，长的满脸浓黑的胡须一如剧场上张飞、王彦章的脸谱。身高六呎以上，体重二百余磅。他打仗习惯，一到开战，便赤条条的裸体上阵，胸前现出一大堆茸茸长毛，几乎掩盖了他便便大腹。全身肌肉横生，条条突出如虬龙盘旋于胸前两臂间。这还不算奇怪；尤甚者，不知道他从哪里物色得两名特别高长的大汉，各高逾七尺。也赤膊紧随他左右上阵作战。一执大刀（关刀），一挥大旗。开战时，他本人左手握短枪，右手持大刀。每冲锋陷阵，三人同进，呜咽叱咤，真是神威凛凛，有如三个怪物煞星下凡督战，不徒敌军望见胆寒披靡，就连本军官兵也为之胆壮力生，倍增勇气。以智勇兼备，深得军心，所以无往而不胜。前在西安时，他因事被撤职，罚在总司令部内任苦役，未几冯氏见他刻苦悔改，立志自新，乃再委他任师长。在这大战中，他所以特别努力奋战，大显身手，连立殊功，遂得升级（著者按：吉鸿昌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郑大章为冯军后起的五虎将，足媲美中期的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韩复榘、石友三五虎将。前期的五虎上将是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其他骁勇善战、功绩卓著的将领尚多，不可胜数，以上是其表表者）。

十二月二日，全军围姜明玉于曹县，连下数邑。围城至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以坑道爆炸曹县城墙，乃克之。叛贼姜明玉被生擒后自戕。鲁西肃清，左路军事乃结束。中路韩、石两军配合左路前进，于十一月下旬连败徐源泉、褚玉璞等军。右路鹿钟麟等亦由杞县进军，连占睢县、归德、夏邑。十一月下旬，不及三日，三路连捷，击破直鲁军十余万人，残部东溃，无能再举矣。于是豫东又告肃清。

尚有足资谈柄者。鲁军张宗昌顾有白俄兵五六百乘车作战，全军尽没。白俄均饱受军事训练，不畏枪炮，强悍勇敢，甘愿战死，唯最畏冯军之“大刀队”。每念及白刃相加，血肉横飞，身首异处，甚或头半断而不能脱离，即不寒而栗。此次作战，常遇“大刀队”袭击，每每战斗力丧，故大败云。冯氏派人以理晓谕，皆愿投降，随军服务。又：全胜后，韩复榘一军俘获新式犀利武器手提机关枪三千余挺，冯氏尽以配给卫队旅。韩颇悻悻有怨言，终亦无奈总司令何也。

再克徐州

当豫东大战时，北方奉军以阎锡山坚拒加入其阵线，遂于十月三日对晋宣战，猛攻山西，全省岌岌可危；而在南方则孙传芳、张宗昌大军，尚与何应钦军酣战于徐州之南，冯氏决定乘胜直攻徐州，如是乃可杀奉军之势以救山西，并以威胁南面津浦线孙、张之师，迫其撤退。韩复榘、郑大章等奉令东进，于十二月三日至徐州城下，占车站，开始攻城。一时，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均被困城内，急调后方部队来援。冯军石友三、鹿钟麟等部进兵较难，于七日始至徐会齐，而各军苦战经旬，疲惫已甚，难当数倍之敌；且有溃兵、土匪扰乱后方。冯氏急令前线各军暂且后撤，专俟南方革命军北上，再行夹攻徐州；并调刘汝明师肃清后方，维持交通。旋接何应钦电，南军进展顺利，约于十四日会攻徐州。冯氏于是复令各军分路东趋；韩由正面，石由北面，鹿由西南面进攻，包围徐州，共击破敌军三万余人，但直鲁军先于十三日反攻津浦线；冯军复败之，再由陇海线蹑其后。敌不能支，卒于十五日放弃徐州，分路北遁。十六日，徐州克复，第一、二集团军会师。

豫东之战，冯军伤亡甚多，每日运回伤兵至开封者，数以千计。一时，医院无地方安置，无医生看护诊理，更无药物医治，为状甚惨。尤可哀者，死亡过多，无棺殓葬，临时只有用布裹尸，埋之黄土，称为“革命棺”，尚比不上古之“马革裹尸”也。这亦可留为革命史中之壮烈的不朽佳话。

豫东既平，冯氏于是倾全力肃清豫北，先是，方冯军集中精锐作战于马牧集、兰封及徐州等地时，豫北防军力薄，直鲁军孙殿英等数万人，遂得大肆活动，连占多城。时有梁寿恺（国民军三军旧部）违令擅攻大名，败退至新乡。冯氏以其违令有误戎机，又以其染有洋烟癖，即解除其兵权，以韩复榘兼领其众，而令其离军休养。此所以顾全孙岳面子故不以军法从事也。

由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彰德、卫辉各邑均为敌占领。兰封初捷后，韩复榘尝一度赴援，虽获胜仗，但不旋踵又须赶回豫东应战。冯军乃于豫北取守势，由秦德纯（靳云鹗旧部）等与敌军相持。至十二月徐州克复后，遂调刘镇华、鹿钟麟、石友三、郑大章、孙连仲各部过河，大举进攻。韩复榘则在豫中京汉线以防御樊钟秀叛军（樊声言以二十万之众北袭）。一九二八年一月，各军捷报分至，迭克各邑。至二月初，豫北直鲁军尽退。其防线在彰德以北。各军毙敌及俘获无算。至三月中，最后将林县之“开门会”匪巢攻破，焚其伪宫，于是豫北肃清。其后，大军北伐，再无后顾之忧，而晋方危难亦得缓和了。

（节选自简又文著《冯玉祥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