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沙会议到围攻武昌
李宗仁
一、长沙会议
蒋总司令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轰轰烈烈地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七月二十七日蒋总司令也率其第一军一、二两师（当时战斗序列为总预备队）自广州出发北上。到此，全国各界才知我们是倾全力北进，决心和军阀作殊死战。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巨头，开始对我们这一新兴势力刮目相看，而再重新估计和部署，以求自全之道。其他左右依违的地方势力，也开始和我们通款曲，冀图加入革命阵营。首先来归的，便是贵州的袁祖铭。他声称愿将他的两军改隶于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到七月中旬，经军委会核准，遂委袁部师长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令率所部自贵州出湘西，直捣常德；袁祖铭本人并受委为北伐军左翼军总指挥。
第九、十两军于七月中旬，由黔东向湘西前进，使我军无西顾之忧。不久，第一、三、六各军也抵达湘、赣边境，自攸县至醴陵之线，东向警戒湘、赣边境。中路我军则和敌相持于汨罗河两岸。战况胶着，双方都在作第二期作战准备。
这时唐生智和我经常交换关于第二期作战计划的意见。我二人不约而同主张一鼓而下武汉。因先鄂后赣，为湖南当局切身利害着想，固为必须；而为北伐整个战略前途计，也极为顺理成章。我二人拟具意见书，派人专程送往正在前进中的总司令部；并决定亲往衡阳欢迎蒋总司令，当面解释我们的意见。
我们于八月九日晨抵衡阳，同行的还有各机关和民众团体代表数十人。蒋总司令偕白崇禧、加仑等一行旋亦抵衡，握手相谈，甚为欢畅，唐生智因前线事忙，稍谈即折回长沙，我却和蒋氏详谈。唯此时欢迎代表甚多，旅途匆匆，未谈出什么结果。
八月十日午夜，我和总司令部一行遂同乘小轮北上，在株洲换乘火车。十一日夜半抵长沙。此时北伐军重要将领多在该处。蒋总司令之外，计有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俄国顾问加仑、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和我。此外还有各军参谋长、师长等多人，济济一堂。十二日晚遂由蒋总司令召开军事会议于长沙前藩台衙门，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
长沙会议是北伐途中在前方召集的第一个战略会议。此一会议所要决定的便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但是我们北伐军的实力实极有限。除原有的八个军外，另有袁祖铭部两军的附义。八月初，江西方本仁声称加入革命，暗中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所以长沙会议时，我们总共有十一个军，不到二十万人。其中除第一、四、七、八各军战斗力稍强之外，其他各军战斗力俱属有限。至于秘密附义各军是否可靠，更有待于考验。
然我们所面临的敌人实力数倍于我军。正面的敌人是吴佩孚，所部驻于京汉沿线，号称二十万。吴氏自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冬和张作霖取得谅解后，化敌为友，于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双方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于南口。冯军败绩西溃。吴佩孚乃将北路精兵南调，欲于潇湘之间，和我们革命军一决雌雄。
长江下游的敌人为孙传芳。孙氏拥有五省地盘，自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也号称二十万。孙氏治军素称能手，又据有全国富庶之区，所部训练有素，饷糈充足，向称能战。
至于奉军张作霖所部，则较吴、孙的部队更为精锐。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张氏击溃冯玉祥入关，占领天津、北京，俨然中国之主，其兵力合奉、吉、黑、直、鲁、热、察，号称三十五万人。战将如云，声势极为煊赫。
此外，窥伺我后方的云南唐继尧也有三四万人之众，随时有入侵广西的可能。
综计此时和我革命军为敌的全国大小军阀，实力约在一百万人以上。以我革命军区区十余万人的基本部队，若欲扫荡军阀，统一全国，则必须运用机动战术，出奇制胜，掌握有利时机，对敌人各个击破。
在长沙会议时，蒋总司令首先发言，略谓，他首途入湘之前，有人主张对鄂暂时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采取攻势，旨在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各位同志对此建议有何意见？我即起立发言，竭力主张乘吴军南北疲于奔命之时，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蔽，扼守武胜关。北则可进窥中原，直取幽燕。若沿长江顺流东进，则孙传芳五省地盘，已为我革命军三面包围，底定东南，也非难事。且当总司令誓师北伐之时，我中央已决定对孙传芳采取怀柔政策，派人联络，希望与其合作，使其不作左右袒。故当我军主力进入湘东，孙传芳即通电保境安民，表示中立。我中央运用政略、战略，双管齐下，已成功大半。虽然孙氏的中立固不可靠，其志欲我军和吴军鹬蚌相争，而彼收渔翁之利。然我人正可利用此点，达成各个击破的目的。今若转移目标，进攻江西，不仅逼使孙传芳和吴佩孚相结合，抗拒革命军，抑且使吴部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整旗鼓以谋我。得失利弊，洞若观火。再者，赣境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如果战事偶有差池，新附义的友军可能逡巡不前，影响民心士气更大。根据上列各点来说，我军攻赣实甚危险。盼总司令、加仑顾问暨各同志加以深思熟虑。
唐生智也起立补充说，如果中央一定要先图江西，则不妨左右开弓，对鄂、赣同时进攻。此建议原只是唐氏的激将法而已。以我们区区兵力，进攻一面已感吃力，“左右开弓”，实无可能。
反复讨论后，蒋总司令和俄顾问加仑都同意我和唐生智的原来提案，也就是先攻武汉，对赣采监视态度。我们第二期的进攻部署遂按此原则进行，长沙会议也就圆满结束。
二、汨罗河、汀泗桥的攻击战
长沙会议之后，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大体是分为三路向北推进。以第四、第七、第八三军为中央军，循武长路直捣武汉。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六军为中央军总预备队。第二、第三两军为右翼军，集结于攸县、醴陵一带以监视江西，并掩护中央军右侧背的安全。黔军袁祖铭所部的第九军、第十军和第八军的教导师为左翼军，出常德、澧县，北窥荆沙以掩护中央军的左侧。唯黔军此时尚滞留于湘、黔边境，态度暧昧，颇有看风使舵的意向。
然左右两翼的实际任务不过是掩护和策应而已，二期北伐的主要战场仍在中央军的武长路上。中央军的作战序列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其下分为左右两纵队。唐氏指挥其第八军为左纵队，并自兼左纵队指挥官；我则指挥第四、第七两军为右纵队指挥官。
这时我们的中央军和敌相持于汨罗河南北两岸。为强渡汨罗河，直捣武汉，我们第四、七、八三军乃计划分三路齐头猛进。我们战略上的进攻路线预定如下：
第四军攻击平江之敌，然后循通城、崇阳一线向武昌推进，右翼警戒赣北，左翼与第七军联络。
第七军于浯口南岸附近抢渡汨罗河，攻击平江以西的敌军，然后循北港、蒲圻、咸宁、贺胜桥向武昌前进。右与第四军，左与第八军取得联络。
第八军攻击浯口市以西、营田以东一带之敌，取道岳州向武昌前进。并以一部相机自嘉鱼或金口渡过长江，向汉阳、汉口攻击，截断敌人退路，将敌人聚而歼之。右与第七军联络，左方警戒长江及湘江江面。
第一军第二师为总预备队，自长沙随第八军后推进。第六军则集中浏阳，随第四军后向北推进。
我们预定的总攻击日期是八月十八日。在总攻击前，各军奉命向指定地区集中。为集中兵力计，第七军并将汨罗河南岸分水岭以东防地让出，由第四军接替。
正当我们作攻势部署时，敌人也在迅速地作其守势的部署以待援军。这一期我们作战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吴是直系军阀的首脑，他的部队是当时北方军队中作战能力最强的一支。吴治军甚严，训练有方。自护法战争后，吴便横行华中、华北，战无不摧，攻无不克，声威的显赫，真是一时无两。吴的直系部队和受他指挥的杂色部队共有二十余万人，实力雄厚，所以他对我们两广区区数万的革命军一向不曾放在眼里。直至我军攻克长沙，威胁武汉时，吴才感事态严重，对我军也另眼相看，乃决心倾巢南下，亲自指挥。不过此时吴佩孚和张作霖在南口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的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吴军精锐尚滞留在京汉路北段，未及南下。所以湘、鄂边境仍由原鄂军、湘军防守，由湖北督办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和代理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号倬章）二人负责指挥。吴佩孚的直系部队参战的有枪三万余支，加上湘军总司令叶开鑫所部的湘军三师，另有赣军和陈炯明残部的粤军，以及韩彩凤等前桂军残部，为数也有三四万人。
敌人在武长路正面的防御部署系沿汨罗河设防。在汨罗河北岸的长乐街、浯口市、张家碑等地构筑强固工事，由湘鄂边防军第五路总司令兼湖北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宋大霈、第十七混成旅旅长余荫森所部和部分湘军担任防守。汨罗铁桥两旁长乐街、南渡河、夹塘之线，则由湘鄂边防军第八路总司令董政国率第六混成旅旅长王梦弼、第七混成旅旅长李乐宾和湘军总司令叶开鑫所部师长邹鹏振等部担任防守。平江方面则由平通防御司令兼暂编第五十混成旅旅长陆沄所部防守，构筑强固工事并铺设地雷及电网，以逸待劳。
我军在汨罗河南岸沿线部署既定，各单位乃于十八日相继进入攻击位置。十九日我第四、七两军开始进攻。我第七军第一路由夏威指挥，于是日拂晓向沿河配备的敌军孙建业部进攻，将军山一带之敌旋即肃清，第一、二两旅遂开始强渡汨罗河。唯河中船舶已早为敌人掳去，无船可渡，所幸时值初秋，河水甚浅，深处亦仅及胸。我军官兵乃徒涉而过。当日即占领浯口市。
我军第二路第七、第八两旅由胡宗铎指挥，也同时由滑石滩强渡占领张家碑。敌军万余人初尚顽抗，经我军数度冲杀后遂溃不成军，向北部山区逃窜。我军夺获山炮两门、机枪四挺，步枪五百余支，俘虏六百余名。我第七军也死伤二百余人。
敌军被击败后已不堪再战，各部分头逃窜。为使其没有收容整顿的机会，我于十九日晚即下令衔尾穷追。第一路循岑川、长安桥，第二路循立师桥、谈家坊齐头并进。战事至此已进入山地战，沿途都是崇山峻岭，所行多系羊肠小道，人烟稀少，林木阴森，不要说作战了，便是旅次行军也很感艰难。据当地居民说，此地区原系世外桃源，向无大兵经过，纵是洪杨太平军过湘北伐时，也不曾涉足此地。所幸我军官兵多来自西南山区，登山涉水如履平地，不以为苦。加以老百姓处处为我们设茶水，送粥饭，探消息，指迷路，亲如家人，为我们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时逃窜的敌军却适得其反。他们的官兵多半系直、鲁、豫一带平原地区生长的，许多士兵甚至连山岭也未见过。此次入湘系乘火车而来。一旦溃败入山，则恍如进入八阵图，不辨东西。湖南历年来受北军的祸很大，人民衔恨。每逢北军过境，居民便逃避一空。加以北人食面，南人食米，生活习惯，容貌身躯，言语行动和当地人民都有显著的不同；平时纪律又坏，所以一旦溃败，便遍地都是敌人。凡溃兵所到之处，人民都到革命军来报信，并领路去包围缴械。
所以我军追击北进时，左右山林内甚或后方都有敌人的溃兵四处流窜，有待肃清。更有北军重机枪三连，携带十七八挺重机枪向我投诚。我接受他们的投降后，即集合训话一番，然后编入我军战斗序列，随军北伐。但这批北军加入我军后，生活语言多感不惯。我七军官兵多说粤语，使这些北方士兵如置身异国。言语既不通，习俗也不同。这三连北军后来竟于我军在德安会战后撤退时，乘黑夜潜逃，不知去向。
我军自山区追击前进，到八月二十三日第一、二两路才在北港会师。翌日本拟直趋蒲圻、汀泗桥、咸宁一带以切断武长路，使岳州前线的敌军无路可退。谁知第七军抵达大沙坪附近时，忽然发现第四军先头部队已超过我军，向左翼前进。
因第四军自八月十九日克平江后，敌军守将旅长陆沄自杀，残部向马鞍山、通城一线溃退。第四军乃衔尾穷追，八月二十三日夜第四军前锋随敌溃兵之后进入大沙坪。敌军再退往汀泗桥一带，第四军尾追不舍，乃越入我第七军原定追击路线之内。第七军既和第四军相遇于大沙坪，第四军向西北追击前进；第七军遂将错就错，舍弃原定路线而向东北方向追击前进，和第四军前进路线交叉而过。因此我除派遣第一路一小部分部队仍循原路北上蒲圻，协助第四军攻击汀泗桥外，第七军主力乃东进，越崇阳，直趋咸宁，向贺胜桥方向前进。
按当时的部署，第四军原属我指挥，然自八月十九日攻势发动后，我偕第七军军部前进，和第四军便无法联络。因当时军事进展极速，我们军部虽都有无线电通信设备，但因电机陈旧，随修随坏，故各军联络时时中断。我们在汨罗河以北山区追击前进时，事实上是各自为政，按既定计划和战术原则分进合击、苦打穷追，因而发生两军互易作战地区的趣事。
当我第四军在八月二十六日于汀泗桥占领阵地时，第八军也已攻克岳州、羊楼司，和我第七军的一部会师于蒲圻。因第八军原在浯口以西长乐街一带伺机渡汨罗河，然船只已全为北军掳去，长乐街一带河深水急，无法徒涉，所以第八军在第四、七两军已在上游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下游敌军自动撤守后，才于八月二十日渡过汨罗河，较第四、七两军渡河迟了一日。
嗣后第八军遂循铁路前进。二十三日占领岳州，二十四日占领羊楼司，二十五日和第七军一部会师蒲圻。由于我第四、七两军进展极速，已在蒲圻、汀泗桥一带将敌军退路切断，大批敌军见无路可逃，乃自动向追来的第八军投降。所以在武长路追击战中，第八军遭遇的抵抗最微，而缴获的敌军武器弹药却最多。
当第四军于八月二十五日夜向汀泗桥迫近时，敌军宋大霈、董政国等已收集从前线各地溃退的残部万余人，据汀泗桥死守。原在武昌坐镇的湖北军务督理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也率所部精兵万余人来援。
汀泗桥为武长路上二大著名铁桥之一。附近为一湖沼地区，位于长江南岸，水深港阔。陈嘉谟陈重兵于铁桥两端和附近高地，所以我军和敌激战终日，颇有死伤而并未奏效。二十六日江水突然暴涨，进攻益发无望。我军在桥的南端虽稍有进展，然望桥兴叹，大有天堑难飞之叹。因此，桥北守军也休息度夜，不以我军为意。这时我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忽然自告奋勇。夤夜于上游渡河。此时敌方守桥各军都在酣睡中，黄团长乃亲率该团精锐于晨光曦微中，自敌后向桥北守军作拂晓攻击，一时喊杀连天，守军自睡梦中惊醒，不知敌从何来，顿时秩序大乱，夺路逃跑，溃不成军。我军其他各部遂乘势猛攻，一举而克汀泗桥。
敌人望风逃窜，我军乘势追击，二十七日遂克咸宁。敌残部乃退守贺胜桥。适此时吴佩孚率精兵数万人自北京南下，抵达贺胜桥；我第七军主力也于是时自崇阳一带赶到。因而敌我两军决定性的主力战遂在贺胜桥前展开。
三、贺胜桥之战
在吴佩孚和张作霖合作，于八月中旬将冯玉祥的国民军击溃于南口后，直系已无北顾之忧。唯因吴和张后有小龃龉，致稽延南下日期。到八月二十日左右，忽闻湘中大败，武汉震动，吴才觉革命势力不可侮，乃亲率精锐刘玉春、陈德麟、张占鳌、靳云鹗等部数万人于八月二十二日晨自保定乘京汉车兼程南下。二十五日到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拟先守汀泗桥。会汀泗桥败讯至，吴席不暇暖，即自武汉率师南下，亲自指挥固守贺胜桥。同时檄邀孙传芳自江西袭我后方，并图诱致袁祖铭部叛离革命集团以扰我左翼。
吴于八月二十八日亲到贺胜桥部署一切。其兵力在贺胜桥设防的，计有吴亲率的第十三混成旅、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刘玉春的第八师等，都是吴的精锐。此外还有自汀泗桥退下的前武卫军马济，以及宋大霈、董政国等残部万余人。合计不下十万人。并附有铁甲车和山炮、野炮数十门、重机枪二百余挺。全部实力较我前方作战的第四、七两军总数多出数倍。
在吴亲自指挥之下，敌军在贺胜桥前以纵深配备构筑临时工事。其大部兵力集结于贺胜桥附近，主要阵地设于桥前高地杨柳垱、王本立之线。
当敌军正在作防御部署时，我前方高级指挥官齐集于咸宁县商讨进攻贺胜桥的计划。到会的计有蒋中正、白崇禧、唐生智、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和我。会中决定由我直接指挥进攻贺胜桥，直捣武汉；唐生智则率其第八军为总预备队，并调第八军的何键师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汉阳，以拊吴军之背。
计划既定，我遂于二十九日令第四军仍沿铁路前进，进逼贺胜桥正面；第七军则出咸宁东北，自王本立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令夏威率第一、第八两旅任右翼，胡宗铎率第二、第七两旅任左翼，与第四军并肩前进。当日第八旅即在王本立之南和敌军警戒部队遭遇，发生激战，将敌人逐回贺胜桥前阵地。我第四、第七两军遂向桥前迫近。
贺胜桥的守军是当时中国最享盛名的直系部队的精华，督战者又系直系的主帅——能攻善守的吴佩孚。我方进攻的也是北伐军的中坚。双方都以其最大的本钱作孤注的一掷。我们以连战皆捷的旺盛士气，虽然自觉甚有把握，而后方的唐生智却颇为我们担忧。他在蒲圻得报说，吴佩孚大军因西面阻湖不能展开，现已大部向东方运动。渠深恐右翼第七军独力难支，乃遣参谋长龚浩来前线和我商讨增援计划。而我则觉得全军士气极旺，可以独力撑持，故要龚参谋长回报唐总指挥放心，静听捷报可也。
三十日拂晓我遂下令第四、第七两军同时出击。我亲率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到前线督战。我全线官兵宛如万箭齐发向敌人同时进袭。而敌人也恃险顽抗。斯时敌军重机枪、山野炮同时向我军盲目射击，战场上简直是一片火海。
贺胜桥一带都是波状地和可徒涉的小湖沼，地形起伏不大，而遍地都是茅草和小丛树，障碍视线，不利于守势阵地。即高级指挥官的视界也不出三数百尺。敌军的移动固然不易察出，就是我们自己各单位的行动也不易掌握。所以战斗的进行，几乎是各营、各连，甚至各排、各班自行判断，按着战斗原则，各自为战。幸我军士气旺盛，全军有进无退，向敌人接合部隙缝袭击猛冲。
此时敌军也顾不得目标，只是集中火力向我军射击，枪炮之声震耳欲聋，机枪声的紧密尤为各次战役中所未有。其火力之猛，北伐途中除德安、龙潭两役外，鲜有可比拟的。我们高级指挥官也都浴身于火海之中，流弹横飞，炮弹时在前后左右爆炸。
这时第四军黄琪翔团在铁路正面左侧的小高地丛林中，为敌军的铁甲车和排炮所轰击，无法立足而后退。敌军复向第四、第七两军阵地的接合部袭击，情势危殆。我遂急令第七军第四团向左延伸增援，才将阵地稳定。这时敌又向我右翼移动，第七军第三团被围，情势甚危。我遂令第十四团向右翼延伸，而敌援军也到，再度对第十四团作大迂回，包抄我右翼。当敌人正和第十四团厮杀得难解难分之际，我再调第二团赶到，自第十四团、第三团之间冲出，将敌阵截为两段，一部向右蹴敌侧背，敌阵才见动摇。我军正面乃乘势冲锋，敌遂全线崩溃，纷纷逃往余花坪、贺胜桥一带阵地。其退往余花坪的，因得金牛之敌来援，复起向我反扑；然我第一路跟随尾追不舍，敌人立足未稳，又被击溃。夏威乃衔尾穷追，敌军宋大霈残部几全部缴械，夏威遂进占鄂城。
这时第四军第十、第十二两师暨第七军第七、八两旅倾全力向贺胜桥敌军正面冲锋前进，敌仍图顽抗，然以我军冲杀甚猛，无法立足。吴佩孚见情势危急，除令陈嘉谟、刘玉春各率队压阵外，并亲率卫队、宪兵队、军官团、学生队到贺胜桥头督战，以壮声势。复排列机关枪、大刀队于桥上，凡畏葸退却的，立被射杀。吴并手刃退却旅、团长十数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以示有进无退。所以敌军的抵抗极为顽强，机关枪向我盲目扫射，疾如飙风骤雨。所幸我军士气极旺，喊杀连天，前进官兵竟以敌人的机枪声所在地为目标，群向枪声最密处抄袭，敌军不支乃弃枪而遁。敌将陈嘉谟、刘玉春阻止不住，吴佩孚乃以大刀队阻遏。敌军溃兵因后退无路，被迫向大刀队作反冲锋，数万人一哄而过，夺路逃命。据说陈嘉谟见大势已去，又不愿退却，竟滚在地上大哭。因其受恩深重，今日兵败若是之惨，实无面目以见吴大帅也。这时我追兵已近，马济在一旁大叫：“你再不走，就要被俘了！”陈的卫士乃将其架起，夺路而逃。此事我后来闻之于马济部下投降的军官，当非虚语。
吴军全线溃败时，已近黄昏。其溃兵和我追兵混成一团，不分先后向武昌城前进。我军中的炊事兵、运输兵等也各挑其什物炊具，杂在战斗兵行列中前进。夜深之后，我追兵已过贺胜桥数十里，敌人也已去远，我乃令各部停止追击，就地休息。因我军搏斗一昼夜，到此已疲惫不堪，亟待休息整顿。谁知我军有炊事兵数名和大队失去联络，竟挑了炊具，一夜未停，跟随敌人溃兵，进入武昌城。嗣后吴军闭门守城，这几名伙夫竟被关在城里，当了四十几天的俘虏。后来武昌克复，他们才被释放。第四、第八军攻城的指挥部因为他们隶属第七军，而我第七军又已远去江西，所以要送他们回广西后方服务。这几名伙夫却不愿回去，又赶到江西前线来归队。这事一时传为军中趣谈。然也可想见贺胜桥之役，我军士气是何等的旺盛了。
四、武昌之围
吴军在贺胜桥大败后，残部退入武昌城据守。我追兵于八月三十日夜间在途中稍事休息，翌日拂晓遂以急行军向武昌城追击前进。三十一日黄昏，第四、第七两军前锋均抵达武昌城下。我拟乘敌军喘息未定时一举而下武昌，因于第四、第七两军大部到达后，立刻下令爬城。士兵遂向民间征发木梯数百架，呐喊冲向城脚，援梯而上。谁知武昌城垣甚高，坚实无比，墙外并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我军所征发的木梯又太短，距城墙上端甚远，纵然攀上梯端，仍无法登城。而敌人守城部队似早有准备，城上灯炬通明，使爬城我军毫无隐蔽，一接近城垣，城上机关枪、手榴弹便一时俱发。我方官兵前有坚壁，后有城壕，在敌人机枪瞰射之下，伤亡极大。于是我军第一次攻城无功而罢。
九月一日晚，第四、第七两军已全部抵达城下。刘峙率领的总预备队第一军第二师也已奉命前来增援，旦夕可到。我军乃重行部署，仍由我任攻城总指挥，陈副军长可钰任副总指挥，准备作第二次攻城。
此次攻城任务的分配是：第七军胡宗铎部任中和门、保安门、望山门的攻击。右与第四军联络，左则警戒长江江面。
第四军任忠孝门、宾阳门、通湘门的攻击。左与第七军联络，右则警戒沙湖方面。
第一军刘峙师到达时，应由洪山、徐家棚向武胜门前进，并接替第四军忠孝门防地。
炮兵则占领洪山阵地，俾步兵爬城时，轰击城上守军。
攻城主要工具则责令工兵和政治部购集大批粗大的毛竹竿，每枝长约二丈，重百余斤，用两根接起，扎成一长三四丈的竹梯。攻城时以奋勇队先进。奋勇队以每十二人组成的小队为单位，每小队抬长梯一具。
第二次大规模攻城于九月三日晨三时开始。先由炮兵以猛烈炮火轰射城上守军，然后奋勇队携竹梯蚁附而上，不料城内敌人并楚望台、蛇山、龟山上所设置的敌军山、野炮和江中敌舰枪炮一时俱发，火力猛烈之至。我军伤亡甚大而奏功甚小，加以竹梯笨重，墙高水深，我攻城官兵虽奋勇异常，然有的竹梯尚未架牢，官兵已全部牺牲。我亲自督战所得经验，知以我军目前的攻城器材，绝难奏效，徒招无谓牺牲。好在我军在下游已攻占鄂城；第八军自嘉鱼渡江后，也已逼近汉口、汉阳；驻汉口的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正和我暗通款曲，愿意投诚。如是则吴军久守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日久必然发生内变。我军与其作不可能的攻坚战，反不若坐困的有效。因此，三日晨八时我军停止攻击后，我遂不再作硬攻的打算。
吴佩孚此时也另作固守武汉三镇的准备。派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防守司令，与湖北督理陈嘉谟同驻武昌城内，据城固守待援。吴本人则坐镇汉口，调度由北南下的援军。
九月三日晚蒋总司令偕白崇禧、加仑、唐生智一行抵达武昌城南的余家湾车站，翌日召集紧急攻城会议。开会时，蒋氏并未分析敌情便说：“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乘敌人立足未稳，一定要攻下！”他说话的态度非常严厉，哪里像在开会，简直就是总司令下令攻城罢了。在场的高级将领皆面面相觑，未发一言。我也未便陈述不宜硬攻的理由。大家因而皆接受命令，再作第三次攻城的部署。
第三次武昌攻城，仍由我任攻城司令，陈可钰任副司令。一切部署仍按第二次攻城计划实行。蒋总司令另调第一军刘峙师接替第四军在忠孝门的防务。并悬赏登上城垣的，官长二百元，士兵一百元，最先登上的部队三万元。登城的准备完毕时，号兵吹集合号，士兵齐呼“革命万岁”。奋勇队的编制如前。前锋部队在奋勇队后，取五十米至百米距离齐头并进。前锋都携带短枪、手榴弹以便爬城。这些都是蒋总司令明令所规定。
第三次攻城于九月五日晨三时开始。我军逼近城垣时，敌枪炮齐发，较前尤为猛烈。第七军奋勇队扑攻保安门，该处城垣较高，竹梯甫架，伤亡随之。后缘附郭民房而上，敌军乃以火药包、手榴弹、爆发罐等引火物，自城上掷于已注射煤油的民房，顿时烈焰熊熊，火光烛天。同时敌军机枪野炮火力自空而下，我军伤亡枕藉，仍然无法爬城。
第四军在通湘门一带的遭遇也约略相同。第四军独立团曾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相继攀登，然敌方机枪弹如雨下，登梯官兵悉被击毙，无一幸免。牺牲的惨烈，达于极点。此时军中忽然谣传刘峙师已攻入忠孝门，第四、第七两军闻讯大为振奋，益发奋勇争先，死伤辄至整连整排，仍无入城之望。
正当前线战况最激烈时，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郭视察，我因为蒋氏未尝做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葸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簌簌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
这时蒋也感到硬攻无望，我随即下达命令停止攻击，各军暂退安全地区待命。这样遂结束了我们第三度激烈的武昌攻城之战。
所幸我第八军何键、夏斗寅两师在嘉鱼渡江后，此时已迫近汉阳。九月五日，原与我通声气的刘佐龙鄂军第二师正式声明附义，加入革命。刘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之职，自汉阳炮击查家墩吴佩孚的司令部。吴仓皇乘车北逃。自河南向武汉增援的吴军也为刘所扼，于汉水中淹毙甚众，不敢渡河。第八军遂于九月六日占领汉阳，七日进占汉口。吴军悉数北撤，江面敌舰也顺流下驶，武昌之敌遂成瓮中之鳖，俯首就擒只是时间问题了。
（节选自《李宗仁回忆录》第二十四、
第二十五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