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空子”的外国人
作者介绍：梅笑寒，男，1992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在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先后任教师、副主任，现担任主任一职。曾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及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任外交官，并担任联合国国际学校（纽约）中文教师。
梅笑寒接待伊朗前驻华大使韦尔迪内贾德
作者感言：现虽囿于经营管理，任务繁重，鲜有时间从事一线教学，但我热爱教学并醉心于中外文化交流工作，每每看到学生点滴的进步都为之骄傲，每每听到学生对我们新设计课型的积极反馈都颇感欣慰。我愿意以我的教学及管理经验，与“对外汉语人”一道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友谊之桥”。
记得第一次上课时，得知某位学生有个响亮的中文名字“史为鉴”，我颇惊讶于其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猜想能够“以史为鉴”的老外没准儿是个“中国通”式的学者。后得知“史先生”是A国现役军人，不仅身份上跟学者差着十万八千里，而且谈起话来毫无学究书生气，不但用流利的汉语介绍他以前来中国留学工作的经历，还询问我在他的祖国工作时有何逸闻趣事，对他的同胞印象如何等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属于那种“自来熟”的极具亲和力的人物。
史为鉴的中文水平虽介于中级和高级之间，但对他所从事的专业方面的中文知识却颇为丰富。我所教授的时事话题课多涉及南海、钓鱼岛、朝核、伊核、地区安全等国际热点问题，政治、军事方面的术语很多。史为鉴学习起来非常认真，对每个词语的意思“锱铢必较”，仔细揣摩各国政府发言人套话背后的“弦外之音”，有时还由于立场观点不同与我就某一敏感话题争得面红耳赤。我有时故意用他不爱听的话刺激他，引得他用中文表达他的立场和观点，达到了充分练习的教学目的。
课间，我们通常喝着咖啡聊些轻松的话题。记得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梅老师，你知道在中国逛公园逃票的方法吗？”这一下子吊起了我的胃口。史为鉴颇为得意地讲起了他在北京留学期间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带着老婆孩子共四人来到北京某公园的售票处，看见规定中写着“现役军人免票”的字样，他一下子掏出了他本国的军人证并微笑着用中文要求免票。售票员当时惊呆了，跟他解释说这里的现役军人指的是中国的现役军人，外国军人不享受此待遇。史为鉴反驳说：“你们的规定里并没有写只有中国现役军人免票。”问得售票员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仍然拒绝其“无理要求”。这个时候，史为鉴就拿出了他“自来熟、套近乎”的看家本领，用当时还不太流利的汉语对售票员讲他的祖国跟中国如何友好，“二战”期间两国如何并肩作战等等，很快就博得了售票员的好感，引得大家纷纷夸他中文说得好。眼看“钻空子”马上要得手，售票处的领导突然现身，了解事情经过后否决了免票的待遇。这时候，那个售票员反而为史为鉴据理力争：“既然规定里没有写明，那么对外国军人免票就不违规。”最终，史先生一家得偿所愿，还跟售票员交了朋友。在讲完这件事之后，史为鉴还不忘幽了一默，说他幸亏不是日本军人，否则即使说出一千条理由售票员也不会给他免票。看，他多了解中国的国情啊！
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史为鉴在中国“钻空子”能成功呢？我回想起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作时，当地各种规定的条文冗长，哪怕是一座街心公园也会有非常详细的使用规定，我觉得应该没几个人认真看过，甚至觉得这种“规避风险推卸责任”的做法多此一举。但细一想来，缜密的条文规定大大减少了基层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史为鉴证实，西方国家的公园也有类似中国的“现役军人免票”的规定，但对持什么证件等有详细的规定，绝不可能发生售票员不知如何是好或私自做主免票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中国人懒于制定详细的规定呢，还是不愿这样做？这里面也许有许多深层的文化原因。众所周知，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上差异巨大：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思维比较抽象，西方人比较具体；在生活态度上，中国人偏重精神感受，西方人注重实用；在饮食方面，中餐重形式，讲究“色香味”，西餐讲实际，注重搭配和内在质量。体现在绘画、音乐等艺术方面，中国艺术讲究写意和意境。拿绘画为例，相比于西方绘画重“透视法”、讲究“解剖学”、贵在“形似”的几大原则，中国画多用线条，人物画不按比例、重“神韵”，特别是中国山水画法中的留白手法，就是为了给读者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营造出一种“意境之美”。
其实，留白这种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还被广泛运用到音乐、诗词、戏剧和文学作品上。留白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白，如文学中讲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音乐和戏剧中有时追求“此处无声胜有声”，判断中国诗歌好坏的标准中有“宜白不宜直”，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含蓄的境界。在这些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的影响下，中国人一直以来相比西方人更为含蓄、不外露。
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哲学思想。中国人常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出自《庄子·天道》，道家的解释是“只能用心去揣摩领悟深奥的道理，没法用言语具体表达出来”。而另外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过犹不及”则出自《论语·先进》，它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把中庸看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也是中国人所说的“分寸”和“度”。在这点上，中国古代哲学三大支柱中的儒家和道家不谋而合。
明白了这个道理，史为鉴“钻空子”成功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首先，由于受过于抽象、不重具体的文化影响，中国的法律法规制定得不够详尽，他敏锐地抓住了规定的漏洞；其次，他意识到法规不详尽给管理者“留白”太多，有可能由售票员自己裁定之后，运用了“大谈两国友好，说汉语博得好感”的方法，让售票员“推己及人”开始同情自己并在领导面前为自己说话。这两个招数的背后体现出史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由此感到，不是每个汉语学习者都能达到史先生这种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程度，而这种认知不能单靠汉语学习获得，而是来自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因此，我们必须在日常的语言教学中加入更多文化知识的讲解，才能让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才能避免文化交流中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