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洋学生们

>>> 胡凝

作者介绍：胡凝，女，1992年毕业于外交学院，曾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2002年至今在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从事对外汉语教学。

作者感言：在学生提高语言水平的同时，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他们的独特视角有时会启发和引领我思考的新方向，这种双向的教学相长的过程使我受益良多。在教学中，我最大的感受是，有些运气好的时候真能“他人栽树我乘凉”。我最喜欢上高级水平学生的课。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成熟的想法，更难得的是具备了基本无障碍的汉语沟通能力（感谢前任教师们的严格要求）。作为这样的语言学习者和语言教师，双方的交流互动和碰撞出的火花是这一职业最精彩的部分。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勤能补拙”。我一直相信，即使能力有限，但只要勤奋努力，是一定会有回报的。

当语言教师13年了，和学生的相处既快乐又默契。从他们身上我有很多发现，尤其是不同文化的碰撞更让我觉得其乐无穷，更可贵的是从别人的文化中我学到了很多。

小马

马蒂亚，意大利少年，15岁，结实的大块头，深邃的蓝眼珠。每当看到庞大的他略显吃力地爬上四楼时，我都觉得他比实际年龄大不少。可跟他一起聊天时，我又感到他确实只是个大男孩而已。他接连两个暑假来练英语。第一次是他继父陪着来的，后来我们在谈到他继父时，他老说这个老爸怎样怎样。他这个老爸锃亮的光头不知怎么让我想起了黑手党，差别只在于他没戴墨镜。家庭的变故似乎没给小马留下任何痕迹，他看上去反而比许多其他男孩更阳光灿烂。

小马很喜欢侃，每个话题他都能聊半天，兴致一起还连比画带画画儿的。我喜欢和这样的学生在一起，语言嘛，就是用来说的。第一次介绍自己家乡时，他就抓过我的笔和课本写了起来，从此Bracciano这个地方就永远留在了我的课本上。他讲欧洲历史，滔滔不绝，摇身一变成了历史教授，只不过学生只有我一个。他站起来跑到白板前一会儿画个还冒着烟的大舰船，一会儿画个士兵，寥寥数笔却很传神，搞得我下课后擦白板的时候都觉得可惜了。聊到默契之处他常会举起双臂“噢瑞”地感叹一下。他讲学校、家庭轶事，讲自己在综合格斗训练中是个无敌手，确实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儿中恐怕他还真的找不到对手。有一次他呆萌地问我：“男孩儿和男人有什么分别呢？”直到现在我都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就会聊到这儿了，当时我想了一下说：“如果有一天你有了一个女人就会变成一个男人了。”这下他接不上茬了，过了一小会儿才接着说：“将来我想生很多孩子。”现在我有点儿后悔，其实那时不该把他往复杂的方向引导的。最后一节课他通常都带弟弟妹妹来上课，自己坐中间。弟弟妹妹的英语水平很初级，如果他们回答正确，小马会开心地一边欢呼一边扭头去掐一掐弟弟的脸，再去晃一晃妹妹的肩。

印象最深的是小马对美食和厨艺的热爱。他最喜欢的中国饭是包子，和习大大趣味倒挺相投的。他去京客隆一口气能吃一大堆，惊得别人下巴都掉了，“包子”和“京客隆”这两个词他中文讲得很标准。他上的是意大利一所挺好的厨师学校，类似中国的职高，讲起做菜来有板有眼，什么步骤和对付什么肉类该用什么刀都一清二楚。有一次他讲做一道菜，把几个步骤都画了下来，遇到一种蔬菜忘了怎么说就开始画，我一看就告诉他这是芹菜，他高兴地举臂欢呼“噢瑞”，随后在芹菜后面画上了一个举手欢呼的笑脸，他画的所有人物都是招牌式的笑脸。对包子念念不忘的他最后还写上了一个程序，“你可以用做这道菜的汤汁儿煮包子”，他用的词是“煮”。然后他问了我名字的拼写，写上这是送给胡凝老师的礼物，并花里胡哨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第二年来的时候，他已在一家意大利餐厅找到了实习工作的机会，上课时他很兴奋地在白板上画了一通自己在餐厅的形象：他穿着大厨服装，萌萌的笑脸上顶着大大的厨师帽，他边画边解释上衣什么样，围裙什么样。我能想象他穿戴完毕一定蛮酷的。他说将来要在他最喜欢的国家奥地利开一个最棒的餐厅。

最后他说第三年他就不来了，要去英国练英语。现在想起他时，我就似乎看到一个画面：在风光如画的奥地利，有家远近闻名的米其林星级意大利餐厅，已成长为胖胖的萌大叔的小马顶着高高的大厨帽，裹在讲究的制服中在厨房里悠闲地呷着Espresso，指挥着手下团团转……

在中国，职业似乎是分类的，有些职业如金融、律师等是高大上的，人们趋之若鹜；而其他如服务业似乎光环就黯淡了许多。而在欧洲，所有职业都是平等的、有尊严的，似乎没有贵贱之分。大家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而且充满激情地为之努力、为之骄傲。

像小马以及无数小马这样的少年，并不是把自己的将来都寄托在高考上，在这条独木舟上拼得死去活来筋疲力尽而同时又迷失了自己的兴趣。相比中国的少年，“小马们”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他们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会受到鼓励、得到尊重，因而他们总是自信满满的。

弥敦

加拿大帅哥弥敦中文不错，能说能看。每次来都相当准时，一来先把头盔放一边，再把电脑准备好。第一次见面，我告诉他这个课这么上，要学这个那个，他手一摊，说：“你是老师，听你的。”

他很会学习，旅行回来会用汉语跟我讲一路上的趣事、糗事和冒险经历，既练习了成段表达，又顺带学习了大猩猩、热带雨林、鸡尾酒、千斤顶之类的新词。他常常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后来我问他：“打完字是回去还能看吗？”他说：“你不知道这个吗？”他居然会用反问句！然后开始讲解这个学习卡片的软件，我就又学到了fl ashcard这个新词。

我们有时会聊到一些社会上热门的事儿。有一次，我告诉他中国农业部要把土豆排在水稻、小麦和玉米后作为第四大主粮了，因为我自己是个土豆的死忠粉，所以很高兴地向他宣传，土豆的地位扶正了，将不再是蔬菜了。他不知道“扶正”这个词，对此我特意解释了它的原始含义和引申含义。他对这条消息表示出很大兴趣，“我要写这个。”他说。他是个记者，写中国是他的本行。还有一次我跟他请假，说要去南方和在那儿过冬的父母一起过春节。我告诉他现在大批的北方人都像候鸟一样飞到海南过冬，躲避雾霾和寒冷，春天再飞回北方，“真的吗？我还以为中国人都是回家过春节的呢。”他笑着发表评论，“就像温哥华也有很多中国人，加拿大人都快被挤走了。”说到雾霾，我告诉他起码在一点上中国要感谢美国大使馆，是他们使我们长了知识，懂得了世界上还有PM2.5这个概念。他觉得很有趣，说：“美国使馆监测站还读出过900多呢。”我很惊讶：“啊？我还以为到了500仪器就得死机了呢。”一周后他再来的时候告诉我要去海南，他说跟老板说好了要去三亚看那些过冬的鸟。

跟他一起上课是漫无边际、海阔天空的各种聊，他最后直呼有趣，我也有所收获。我们能从长城的烽火台学起，辐射到汉民族的儒弱和异族的生猛；从他西装革履要去采访的能源会议谈到能源结构、核能、煤炭、油砂、油页岩；从长江翻船延伸到龙卷风的几种英文说法；从中美印大三角关系中出现的“二流”这个词一路拐弯儿聊起中国的级别概念和论资排辈……这种上课更多的是发散性的双向交流，常常让双方都感到意犹未尽。

有一次他讲在中国理发，不会说鬓角这个词，就比画是耳朵两边儿的部分。“那叫鬓角。”我告诉他。“怎么写？”他问。我没有防备有点懵，再加上平时已经很少写字了，而且这个字又那么难写，写了几笔感到有些凌乱就提笔忘字了。他一看就舒服地往后一坐，有点儿幸灾乐祸（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地说：“你也有字不会写啊。”在这条小沟翻了船，我的自信于是碎了一地，觉得挺丢面子的。由于好不容易在学生中逮到他这个英语母语者（native speaker），平时有不会的英语单词就会请教他，所以这次我又问：“那鬓角用英语怎么说？”我得到的答案直译成中文是“边儿上都烧煳了”，这确实挺让人费解的，于是我就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什么会这么说啊？”“……”这次轮到他张口结舌了。无意当中我又扳回一局，好歹算跟他扯平了。有一次又谈到级别，说到中国人喜欢称呼别人官衔，比如袁局长、胡主任什么的，我开玩笑说：“按照中国的习惯应该叫你万社长啊。”他的中文姓是万，名片上印的是他们报社驻北京分社社长。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其实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工作，他们给我‘帘子’。”闻言，有一幅图景马上出现在我眼前，难道他们报社每个光杆儿司令的标配都是一幅帘子吗？我有点儿疑惑。当然这只是电光石火的一瞬间，随后我马上明白他是在说“他们给我脸子”。我纠正他应该是“他们给我面子”。本来还想给他讲讲里子的，别只顾面子不顾里子，后来一想还是算了，面子这词儿还没整对呢。

面子是太有趣的一个中国概念了。涉及面子的词语太多了，像要面子、给面子、有面子等。中国人似乎是最要面子的民族了。请人下馆子要找个让主人有面子的地方，还要点上几个硬菜，最后盘子里最好还能剩下点儿。父母聚一块儿拼孩子，谁家孩子上个重点学校，又琴棋书画无所不能，那谁家父母才倍儿有面子。生意人要没个奥迪奔驰什么的都不好意思开车去接客户……外国人虽然现在也学会用这个词了，但也许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面子，更不用说会做出打肿脸充胖子的事了。

多丽

德国学生多丽是个单纯优雅的金发淑女，年龄不详。我们上英语课通常前半段是聊天儿，聊各自的见闻和故事，然后如果没得聊了再用课本。她说聊天比课本有意思多了。我常讲故事，她常乐得脸都红了。有一次讲我平生第一次想做蒸鱼，去超市让人帮忙收拾鱼。估计那条鱼绝对想不到自己那天的命运。卖鱼的女人先把鱼啪啪地摔地上两次，摔晕再弄，我没忍心看。后来我拎走了弄好的鱼，走了若干步后，它竟然在袋子里开始一激灵一激灵地抽筋儿，可能是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吧，吓得我赶紧回去质问人家为什么鱼还活着，人家说膛都开了鳃都掏了还能活着吗，还挤对我，说我一看就没吃过新鲜鱼。“鳃”的英文我不会说，所以就跟她比画，在自己嘴的旁边做了一个往外抓掏的动作，把她给乐坏了。可我忘了告诉她我今后再也不干这种事儿了，这是杀生。现在想想，那天倒真该给她普及一下不杀生这个理念。她听我吹嘘怎么蒸鱼听得很认真，她哪知道其实我也是二把刀啊，菜谱还是才刚从网上下的呢。我告诉她要先把葱姜盖在鱼身上腌一下，等水开了以后再把鱼盘子放进去，蒸六分钟后熄火，等待三分钟，同时做浇汁儿，用蒸鱼汁儿和蚝油（蚝油是我自己做主添加的）把葱丝、姜丝、青红椒丝、香菜段烧一下儿，三分钟鱼焖好后浇上去就大功告成了。她很感兴趣，还让我用中文写下了需要买什么蒸鱼汁和原材料，说要回去给老公做，说他们也喜欢吃蒸鱼。然后接着问我：“那这些佐料各种丝之类的都放多少啊？”“呃，这个嘛……”我一时语塞，“你就每一样儿都放一点儿，就看鱼的大小放吧。”我补充说。

德国人的严谨认真是出了名的，所以“德国造”才成为世界上响当当的货色。德国人的厨房也是相当精细，厨房秤自不必说，什么都要精确到克；还有那数不清的各种大小器具，直看得你头晕眼花，都说不出那都是些干吗使的。哪像中国人的厨房这么简洁，生熟水果几种刀，煎炒蒸煮几种锅就齐活了，做菜时一点儿油、一点儿盐、一点儿糖，不必那么费劲，一切全凭感觉，却丝毫不影响中餐成为世界上颇受欢迎的美食。

每次在中国下馆子，多丽和老公都先瞅瞅邻桌们都点了什么，长相好看的就照样儿来一份，好吃呢就让服务员把菜名写下来，自己再加上备注，以后再点，现在他们的单子已经相当长了。多丽说中国菜太好吃了，再回到德国吃中餐馆都觉得没法儿吃了。她说可是有一样，德国的规矩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你家餐馆被检查出卫生不合格，那可惨了，罚得你肝儿颤不说，还要停你的牌，你别想再在这行混了。她说有朋友告诉她在中国吃饭千万别去厨房瞧，闭着眼吃就好了。

媚兰

法国小女孩媚兰12岁，她个子小小的，长得漂亮极了，性格又温柔，尤其是一双无邪清澈的大眼睛太可爱了。她就像一个安静玲珑的小精灵让人连对她大声说话都不忍心。有一次练习你最喜欢的什么什么，我问：“你最喜欢喝什么饮料啊？”“我最喜欢喝苹果汁儿。”又做替换练习，我问：“你最喜欢喝什么啤酒啊？”“我没喝过啤酒呢。”我有点儿意外，然后好奇地又接着问：“那你最喜欢喝什么红酒呢？”心想法国那可是让人一想到红酒就心神往之的国度啊。“我没喝过红酒呢。”我大感意外：“你没喝过红酒？”“我才12岁啊。”她有些不解地望着我。

有一次听力对话里出现了contact lens这个词，她问：“contact lens是什么啊？”我解释是戴在眼睛里面的隐形眼镜，同时注意到她戴着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我问：“你是上课看书的时候才戴眼镜吗？”“不是啊，我一直都戴着的。”我顿时感到我的观察能力亟待提高。“你怎么不戴隐形眼镜呢？”我接着问。“妈妈说隐形眼镜对小孩儿不好。”然后她补充说，“不过我朋友说我戴隐形眼镜会很漂亮，因为我的眼睛很大。”她小小得意地晃动一下脑袋，笑得很可爱。

我要求她每次来上课都讲一些有趣的事，作为热身活动，她点头表示明白。下一次就开始讲了：“我今天早上6点45 get up（起床），然后洗一个澡，然后吃早饭，我8点半开始上学，今天上了数学、历史、汉语……（一边掰着手指头数），然后我吃一个苹果，然后我就来这儿了。”整体通过，我只纠正她要用got up。没想到数次以后仍然是这个，有时仍然忘了要用过去时。我暗自叫苦，我要的可不是你的流水账啊！本想跟她说明白的，不过一想还是算了吧，一个小女孩儿的世界里又能有什么呢？于是这就成了一个小仪式，于是每次我面带微笑地跟着她在心里默念：“我今天早上6点45起床，然后我……，然后我就来这儿了。”直到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说：“先讲讲故事吧。”她开始讲：“今天我去学校了，可是我什么也没做。”这跟往常不是一个风格，我好奇地问：“怎么回事呢？”“老师们都in strike（罢工）了。”我精神一振，这才是我期待已久的故事啊！“为什么啊？”我仍然面不改色。“因为老师们都不想要Euro（欧元）了，他们想要Yuan。”“元”这个汉语词，她的发音很标准。联想到最近欧元暴跌，我乐不可支。当然最后我还没忘了纠正她要说on strike而不是in strike。

有一次上课的内容是运动，有个表格是关于各种运动在各个年龄段的受欢迎程度。她先说了自己的运动是排球，然后说到瑜伽时她说这是老年人喜欢的运动。我就接茬说那自己可能是真老了，因为我喜欢的运动就是瑜伽啊。媚兰闻言大惊，双手捂住嘴睁圆了那双无辜的大眼睛，连声道“sorry, sorry”，好像犯了天大的错似的。

还有个多丽的小插曲。有一次和多丽谈到家庭的话题，说到她孙子过生日大家在外面一起玩儿，小男孩儿叫她奶奶，然后她就假装四处踅摸，好像叫的不是她似的。我觉得有趣，问：“那让他叫你什么呀？”她回答说：“叫多丽啊。”

西方女人不习惯谈年龄，从不打听别人年龄更不说别人老，她们觉得这样做是冒犯了别人。即使已经七八十岁，她们仍然朝气蓬勃、妆容精致、气质出众，打扮得美不胜收。这是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永保年轻的心态，始终活力四射，忘记岁月，过着无龄感的精彩生活。让自己开心，又让别人养眼。

在中国好像没什么隐私，什么话题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谈。比如你挣多少钱啊，有没有男朋友啊，怎么还不要孩子啊，什么时候结婚啊，等等，你自己还不着急呢，问的人比你都着急。那是因为他们关心你，希望你一切都好。年龄就更不是什么禁忌了，中国人先要在岁数上掰扯清楚、分出高下，长幼有序嘛。然后才是称兄弟论姐妹，为兄弟两肋插刀，跟闺蜜卿卿我我。这又何尝不透着一股子让人舒坦的亲热劲儿呢。

入乡随俗

有一次跟多丽聊天儿，说到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她说一般进电梯要跟别人打招呼的。我说在中国不是这样，跟邻居碰面时好一点儿的只交换几句简单的问候，更多的人干脆什么都不说，面无表情当你是空气一样，遇到这样的表情你即使有招呼的心也没这个胆儿了。就是同乘一部电梯也静悄悄地坚持到最后，彼此离得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挺尴尬的。我说这种情形下，如果你主动打招呼，没准儿人家会认为你有病呢。她一直在笑，我继续讲故事。有一次出门，在我前面一个小男孩出去后竟然返身给我扶住门，笔挺地站那儿等我走出去，我一看旁边没别人，只有我，我有点受宠若惊，小跑几步赶紧过去，真心谢过他后，心里第一次觉得在中国做女人挺好。我肯定地告诉多丽，他一定是国际学校教出来的学生。多丽又会意地笑到脸红。

我告诉她，中国人对待熟人和陌生人是截然不同的，对熟人可以如春天般温暖，对陌生人可以如冬天般冰冷。这也就是为什么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袖手旁观。她不太同意，说中国人很友好，然后给我讲她的故事。有一次，她在朝阳公园骑车遛弯儿，一不小心被路上凸出的石头绊倒了，摔了个嘴啃泥，我心里暗想：这下你知道中国的道路施工标准跟你们德国的差距了吧。她说她伤得不重，可是脸上血流得挺凶，四周呼啦啦地立刻围上了一大圈人。这个场景我很熟悉，因为中国人最喜欢围观了。有一次我和朋友在东便门的老城墙那里怀旧，那天的天跟两年后的“APEC蓝”和三年后的“京蓝”一样的湛蓝，雪白的云彩像一团团棉絮一样堆积在一起，这儿一堆儿那儿一堆儿的，这久违的美景令我激动万分，忍不住对朋友一边感叹一边往天上指指点点。周围的一些人见状也纷纷围拢过来抬起头往天上张望，没看到有什么特别的后，又有人转过头来用疑问的眼神看我，好像我哪根儿神经搭错了似的，朋友赶紧拉着我逃离了。扯远了，回到多丽的故事。大家纷纷要来扶她，她表示不用，自己先慢慢坐在地上镇静一下，于是人们不再勉强她，可是纷纷递过来自己的纸巾让她坐那儿擦脸，左一包右一包的。最后她的自行车筐里攒下了一大堆血迹斑斑的纸巾，她一边两手做出了一大捧的手势，一边又乐得脸都红了。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甚至心里有点儿小阴暗地想，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帮助她，还不是一准儿认定她一个老外淑女怎么可能千里迢迢跑来中国碰瓷儿呢，还不是一准儿认定她怎么可能懂得倒打一耙反咬一口再最后讹上一笔呢。当然我还是跟她总结说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好人的。

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和谐相处，如果帮助他人不会为自己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我相信人人都会选择与人为善。其实还是有很多善良的人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想都没想就伸出援手，每当看到这样的报道，我都会感到很欣慰。

我一直认为环境塑造人，好的环境会让人变得更好。在西方，我亲身体验过车是让人的。那是第一次出国，当时我并不了解，所以脚上会犹豫，直到车上的司机帅酷地给我打手势示意后，我才敢迈步。我想在这种环境下熏陶久了，我也会以人为本、照顾弱势群体的。而在中国，人让车天经地义，没人会觉得不正常。同样在中国，女人不会被先让进电梯，甚至有时还没等你出电梯呢就已经有人急吼吼地往里冲了，更别提会有男人为女人扶门、开车门了。中国女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并无怨言，更不奢望。她们知道这样的待遇只是那些高官们的专利。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大多性格内敛吧，所以才不太和陌生人说话，不太同圈子外的人发生一丁点关系。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吧，所以如果为别人扶门，自己就永远走不了，如果车让人，车就永远都没机会，无形中形成了你争我抢、唯恐落后于人的浮躁心态。置身其中的外国人久而久之都会被改造成半个中国人。弥敦说在中国有时候还蛮享受这种环境的，着急的时候可以骑着摩托闯红灯，可以逆行，可以跟别人一样不排队，他甚至还学会了假装去上厕所偷偷把单先买了……他说，在中国没什么事是不可能的，还熟练地用上了一个很标准的词：“入乡随俗”。可是他还是禁不住感叹，自己并不想得罪人，只是这种差异确实有时让他感到无所适从。

环境对人的影响真是值得深思的。

时间观

说到时间，当老师的应该感受颇深。虽然我的大多数学生在守时方面中规中矩，而奇葩学生仍然会偶尔出现。这种学生不是动辄迟到二三十分钟，就是干脆不出现，同时又不肯动一下他尊贵的手指短信告知一下，让老师等得望眼欲穿，下次来时人家就好像一切从未发生过一样神情悠然，那是相当任性随意。

最为离谱的是一对儿某国新生A和B，可能是更相信自己的写作能力吧，他们要求跟老师邮件联系。于是我发邮件提出下周一早9:30的见面时间，由于恰逢周五，所以周末我数次查看邮件，均没有任何回音。直到周一一大早他们才回邮件表示没问题。好，我踏实了。新生首次见面，我一般会去楼下迎接，陪同到教室，以示尊敬。所以当天第一节课上完后，我早早就跑到一楼候着，干坐了四十分钟仍不见踪影，以为他们一定有事不能来了，所以就想等回头再约他们，于是我就回去继续上课了。下课后听同事说其实两人8:20就到了并打探老师的下落，中间离开后，当天11点又折返回学校要见老师未果。我一听惊得大脑一时短路，这可是本人职业生涯中头一回这么大的失误，我是只允许我等人，不允许人等我，更不允许让别人白跑一趟这样的事发生的。可他们什么时候跟我又约的11点呢，我这个当事人怎么不知道啊，而且他们竟然跑来两次却连老师的面都没见上。我估摸着经过这番折腾他俩一定气得不行了，同事却告诉我说他俩看上去还是挺开心的。我捋了捋整件事情，带着愧疚连忙去查邮件，结果真看到A发来的不知所云的西语邮件一封，下附一转发邮件，仔细一看倒是英语，可是语焉不明，我看得云里雾里，左猜右猜觉得大概意思是他的同伴B早上9:30不能前来见面，因为他要在11点去商谈英语话题，可这看上去好像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啊。于是我对自己的英语阅读和理解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感到挺受打击的。可即使他们的意思是约我11点见面，但他们还没收到我的确认呢，难道他们国家一般是无须等待对方确认就一厢情愿自行前往的吗？我马上又发邮件道歉并提出第二天中午见面，同时又追加了相同的短信。后来虽然没有等到任何回音，我还是按时守候，万一他们出现了呢。结果他们仍然没来，我忍不住追过去一个电话，赫然发现对方手机关机，难怪他们只希望邮件联系啊。此后，邮件也好，短信也好，电话也好，他们就此音信全无。直到半个月以后才回了我的邮件，而那时我还以为不会再有任何消息了，以为整件事就像聊斋故事一样似乎隐约发生过，最后却只剩下一片荒地、一缕青烟了呢。

时间观的背后折射的未尝不是处事态度和民族性。跟他俩沟通虽然有些不畅，可他俩是当之无愧的好脾气，什么都无所谓，比起那些像钟表一样精确的民族，他们倒真是多了些率性的天真和可爱呢。我的结论是，各国人对时间的理解不同。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们的时间观越强。在我接触过的学生中，一般来说，西欧、北欧、北美及亚洲一些国家如日本的学生比较准时严谨，有事要晚到或不能来，通常都会提前知会，感觉比较靠谱。南欧，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家的人们有些随意松散，对他们不能期望过高。大部分亚非拉人民则十分自由散淡、不紧不慢，和他们交往基本可以把手表扔到一边儿去。而在我国，只争朝夕，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这充分反映了大国的进取和高效。而另一方面，在我国广大的乡村，半夜鸡叫、日上三竿、太阳都晒屁股了、一袋烟的工夫等这些散发着浓烈乡土气息的词语被形象地纳入了对时间的模糊性表述中。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多样化的中国，一个内容丰富的中国，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