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埃及反以立场变化的因果关系解释

翻阅文献，我们很难发现有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系统深入的分析，有些文献只是或多或少地提及埃及反以立场变化的原因可能是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分裂。例如，美国学者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Arthur Goldschmidt, Jr. ）与劳伦斯·戴维森（Lawrence Davidson）有意无意地将埃及在对以色列斗争过程中的不断退让解释为埃及领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幻灭和阿拉伯国家内部存在的巨大分歧：阿拉伯民族主义界定了阿拉伯人的整体利益和以色列作为外敌入侵者的身份，也为阿拉伯国家集体反对以色列树立了一面旗帜。但是，阿拉伯各国的巨大差异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将阿拉伯民族主义撕裂，阿拉伯国家失去了共同的方向和动力。在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埃及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最终选择退让。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D. Smith）也认为，埃及与其阿拉伯兄弟国家的不团结是导致其反以立场不断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种解释尚嫌粗略，它只能大概说明阿拉伯国家在团结抗以问题上可能会因目标不统一和合力不足而走向失败，说明埃及可能在反以问题上因与兄弟国家的矛盾而自行其是，但无法清晰阐明埃及对以色列的政治立场是如何发生巨大改变的。

有些文献将埃及的步步退让解释为压力下的理性权衡：自身的实力无法战胜以色列，外界的压力又很强大，面对现实，埃及只能违心地承认以色列，学会与其共处，以便通过更可行的方式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例如，查尔斯·史密斯将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立场退化的原因归咎于它们与以色列之间的巨大军事能力差异，屡战不胜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它们的反抗意志。一些中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做出了类似的解释，认为阿拉伯人的反以立场弱化主要是审时度势后的功利主义考虑。很多文献涉及这种功利主义分析，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分析埃及，但其从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出发所做的分析具有一般性，可以理解为对埃及立场变化的解释。这些解释有一定道理，可以从特定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埃及和阿拉伯人反以立场弱化的原因。但是，这种解释仍有不足，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功利性的权衡往往具有策略性，决策者面临的利害关系背景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导致其权衡结果的改变。埃及对以色列的政治立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持续弱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影响埃及的利害关系的环境不断变化，局部的优势和劣势反复出现，无法为其提供稳定的权衡条件和利害关系基础，无法确保他们的权衡结果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演化。根据功利主义的因果关系解释，以色列的军事经济压力和国际社会的和谈压力一旦增大，埃及就会妥协和让步。那么反过来，我们可以合理假设，一旦以色列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减弱，埃及的立场就会恢复强硬。但事实并非如此，埃及的立场退化总体上具有趋势性和不可逆性。

第二，功利主义的因果关系解释有一个基本假定，即决策者是高度理性的，这也是理性选择模型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埃及在对以决策上是高度理性的。与此相反，他们的很多斗争理念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仇恨，对以色列国的藐视，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信念、信仰甚至情感而不是理性计算。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很难相信功利主义的理性计算能够很好地解释埃及的反以立场弱化。

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基于功利主义的因果关系解释有些笼统，无法为我们提供清晰具体的理解和洞见。因果关系解释模式告诉我们，在埃以冲突中，存在着高度理性的两方：以色列和埃及。以色列从一方对埃及施加强力打压，埃及从另一方产生退让。以色列的打压是原因，埃及的退让是结果，以色列的原因导致了埃及的结果。但是，埃及退让不是以色列打压所能产生的唯一可能结果。那么，埃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导致他们在受到以色列打压后选择了退让而不是其他反应（例如拼死抵抗到底，或者干脆缴械投降）呢？基于功利主义的因果关系解释模式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内在的具体关系机制回答这一问题。换言之，在因果关系解释的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一个将多种可能结果变为一个特定结果的具体关系机制和变化内容的“黑匣子”，因果模式本身无法将其揭开。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揭开这个“黑匣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