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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东政治

沙特与伊朗在也门内战中的对抗与策略互动——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曾向红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陈明霞陈明霞，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作为中东地区的传统大国，沙特和伊朗在地区事务中的对抗广泛而持久，也门内战便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场域。本文从博弈论视角出发，尝试分析沙特和伊朗在干预也门内战过程中的战略互动，并对双方特定策略选择背后的决策逻辑做出解释。通过构建“胆小鬼博弈”模型，本文对沙特和伊朗在也门内战中的互动过程进行分析，建立“策略”和“收益”，并计算博弈结果。本文以2015年4月21日沙特宣布停止在也门的空袭为时间节点，将沙特和伊朗两国在也门内战中的博弈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博弈中，沙特采取“强硬”策略，伊朗则选择了“软弱”策略，故而沙特成为“获胜方”；而在第二阶段的博弈中，沙特和伊朗均采取了“软弱”策略，博弈没有“获胜方”。以上特定策略选择，背后体现出的是伊朗的机会主义逻辑与沙特的实用主义考虑。理清沙特和伊朗对也门内战的干预行为和逻辑，有助于对也门局势的发展走向进行把握和判断，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或许也可以对外部大国干预第三方冲突中的互动问题提供些许启发。

关键词博弈论胆小鬼博弈沙特伊朗也门内战

“阿拉伯之春”爆发至今已六年有余，但其余波仍未平息。发生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内战，无一不对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与挑战，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似乎只对叙利亚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如西方媒体纷纷对俄罗斯的军事介入和叙利亚的平民伤亡进行报道并表示谴责，而对同样遭遇的也门以及沙特的空袭与各类“误炸”事件则表现得相对冷漠。李亚男：《也门：被遗忘的战争》,《世界知识》2017年第4期。西方国家奉行的“双重标准”在此问题上可见一斑。同叙利亚问题一样，自外部势力介入的那一刻起，也门问题已不再仅是国内反政府力量和政府之间关于国家权力的争夺，而是深深地打上了大国干预的烙印。鉴于大国干预（即沙特和伊朗）也门局势的策略选择较少受到关注，而这恰恰是影响甚至决定也门局势走向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的任务即在于分析沙特和伊朗在也门内战中的策略选择和战略互动，并对其策略选择之后的决策逻辑做出解释。

作为中东地区的两个传统大国，沙特和伊朗在地区事务中的对抗广泛而持久，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问题领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在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的十年时间里，双方的对抗态势明显比较激烈；而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双方的对抗又有所缓和。吴冰冰：《从对抗到合作：1979年以来沙特与伊朗的关系》,《阿拉伯世界研究》2001年第1期。在叙利亚问题上，双方的对抗公开而明确，而在也门内战中的对抗则显得相对和缓，而且双方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克制和谨慎，整体呈现出一种对抗却不“撕破脸面”的软对抗态势。“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第611页。，沙特和伊朗在也门内战中的对抗所表现出来的博弈特征尤其明显。

博弈论是关于决策行为及其后果的理论，适用于本文的研究问题。同时，作为一种理解和把握国际关系的有力工具，博弈论在强调博弈过程时同样关注博弈的结果，即博弈方想要获胜（使其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的话采取何种策略才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因此，运用博弈论能对沙特和伊朗今后的博弈走向做出较为准确的把握。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以博弈论中的“胆小鬼博弈”（Chicken Game）注：Chicken Game，也有中文资料将其直译为“斗鸡博弈”，又因chicken一词亦有“懦夫、胆小鬼”之意，故又有人将其译成“懦夫博弈”或“胆小鬼博弈”，本文取后者。作为主要分析框架和解释路径。

博弈论，本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思维游戏，20世纪以后开始正式用于科学分析胡宗山：《博弈论与国际关系研究：历程、成就与限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并逐渐成为科学行为主义学派极为推崇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博弈论的核心是将具有自主利益的行为体假定为理性行为体，并假设这些理性的行为体在给定的规则条件下会对其他参与行为体的行为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对自己不同的行为类型（比如合作或者背叛等）将导致的结果进行得失比较，从而最终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策略。胡宗山：《博弈论与国际关系研究：历程、成就与限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从构成来看，博弈论主要包含三个核心要素：一是力图获胜的参与者（players），即博弈方；二是参与者可采取的行为或策略（strategies）；三是参与者从博弈中获得的收益（pay-offs），体现的是每个博弈方的追求，也是其行为和决策的主要依据，本身可以是利润、收入、效益等，也可以是量化的效用。王则柯、李杰主编：《博弈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8页。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领域也掀起了一股行为主义革命的浪潮，包括博弈论在内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由此催生了以托马斯·谢林的《冲突的战略》、约翰·哈森尼的《博弈论与国际冲突分析》、马丁·舒比克的《博弈论的应用》、卡尔·多伊齐的《国际关系之分析》和莫顿·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运用博弈论分析国际问题的研究成果。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博弈论“既是研究国际冲突的策略理论，又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实际手段，其目的是为行为者在面临冲突和危机时设计各种合理选择和理性行为”。倪世雄：《博弈论：游戏规则与策略选择——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之七》,《国际展望》1987年第7期。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研究者们可以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出发，将国际关系视作从零和博弈向非零和博弈发展的复杂而变化不定的各种趋势的混合。而对于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要“玩家”——大国而言，若其政治领导人能够坚持国际政治的非零和博弈性，国际政治的运转就会更具稳定性和规范性，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则会变得可行且持久。〔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611～613页。

沙特军事介入也门已两年有余，学术界不乏对外部大国干预也门局势关于也门危机的发展演变参见戴新平《也门危机的演变及其前景》,《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的相关成果。不过，学者们的目光大多聚焦也门局势的由来、现状和前景，以及大国介入的方式、性质和影响，而对大国所采取的具体干预策略则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此外，对于外部干预大国之间带有博弈性质的战略互动行为的忽视，似乎不利于认识和理解也门问题的本质。另外，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博弈论与国际关系渊源颇深，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也十分广泛，深受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青睐，故在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运用比较普遍。胡宗山：《博弈论与国际关系研究：历程、成就与限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同时，相较于在国际冲突和合作问题上具有极强适用性和应用价值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同样作为博弈论经典模型之一的“胆小鬼博弈”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范围则显得相对较窄，多用于分析具体的国家政策或战略战术，或者解释某一特定国际对抗和军事威慑局面的成因。 Todd Sandler and Daniel G.Arce M.,“Terrorism and Game Theory, ”Simulation & Gaming， Vol.34, No.3,2003; Glenn H.Snyder,“‘Prisoner's Dilemma' and‘Chicken'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5, No.1,1971；李开盛：《朝鲜拥核战术何以奏效——基于懦夫博弈的分析》,《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当前也门局势及大国介入具有相当的研究热情和兴趣，同时，博弈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也日臻成熟。但就现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关于外部干预大国在也门问题上的特定策略选择，以及运用具体的博弈论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成果并不多见。因此，为了弥补上述缺憾，本文尝试运用“胆小鬼博弈”模型作为主要分析框架，具体分析沙特和伊朗自也门内战于2015年初爆发以来双方在也门的战略互动，并尝试探讨两国决策行为背后的逻辑，以及也门现状的由来及其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