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因何对周礼村落进行研究

一 对西岐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是研究周礼村落最本初的原因

1987年，当时本课题组的负责人还在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里工作，单位组织旅游，课题组的负责人有机会第一次来到岐山拜谒周公庙。当时雨后初霁，道路泥泞不堪，大家只能在岐山北郭村纪家拐那里下车，踏着泥泞的土路走了几公里去拜谒周公。雨后游人稀少，周公庙里宁静肃穆，古卷阿（周公庙位于古卷阿，《诗经》有载）里薄雾蒙蒙，润德泉喷涌而出，让人油然而生一种神圣的敬畏感。这也是课题组的负责人第一次踏上西岐这块神奇的大地就心生的好奇和敬畏。1995年偶然的机会，课题组的负责人弃工从政，当时陕西省开展农村基层组织整建工作，推行了一项称为“双万工程”（一万名机关干部到一万个村子整组）的活动，本课题组的负责人有幸带着一个七人的工作组，来到了岐山县故郡乡索王村整组。省里的“双万工程”要求驻村工作组大约一年时间里必须“三同时”，即工作组必须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个机会使课题组的负责人有机会深入观察和了解在周礼村落生活的人们的文化、生活、习俗以及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1997年，陕西省市县换届前夕，组织委派课题组的负责人担任岐山县常务副县长职务。课题组负责人第二次到周公庙拜谒，距离第一次来周公庙已经过去了10年时间，周公庙的破败和凋敝令人触目惊心（见图0-1）。

图0-1 周公姬旦圣像

周公庙文管所的张华所长告诉课题组的负责人，经费紧张使得周公庙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课题组的负责人回到县里，与当时的县文化广播旅游局的蔡平刚、李秋虎两位局长一起商量旅游发展，就怎样能够整修周公庙，发挥周公庙旅游的龙头带动作用，着力解决好周公庙旅游留不住人，游客逗留时间太短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探讨了能否将岐山传统臊子面饮食文化、西岐民俗农家乐旅游和周公庙旅游结合起来，发展民俗旅游。这些想法交由县文化广播旅游局的蔡、李两位局长具体落实，这些事情是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2012年，当课题组的负责人了解到中国社科院百村经济社会调查项目希望在西部展开调查的时候，他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对西岐周礼村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纳入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项目当中去。对于本课题组的负责人而言，故地重游，情感的回放，学术的不了情结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索引钩沉的兴趣、情感和学术成就感并存”, 这样一句话也许能表达其心中所想之一二。他随即跟中国社科院百村课题组取得联系，但由于当时的团队力量薄弱，申请未能获批，后来才得知是中国社科院百村课题组的总负责人没有同意。转瞬到了2015年，课题组的负责人工作变动，来到了西北政法大学工作。当他和西北政法大学的同事们谈及中国百村调查的项目时，各位老师情绪高昂，都愿意参加到这个项目当中去。这一次我们组建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这个团队由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和文化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当我们又一次正式向中国社科院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课题组提出申请时，顺利通过了资格评审。将西岐的周礼村落列入了中国百村调查项目之中，一方面是基于课题组负责人很早并且长时间在岐山蹲点和工作的原因，对西岐土地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更重要的是课题组负责人对西岐的一草一木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另一方面，选择周礼村落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课题组负责人熟悉和了解那里的人和事。正像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说的那样，“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基于感情和了解的原因使我们义无反顾地参与到了中国百村经济社会的项目调查之中。然而当我们开始对周文化积淀深厚的村落展开调查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所谓的了解其实是太肤浅了。周文化的博大精深，使我们课题组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周礼村落虽然有中国农村的许多共性问题，但是她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现象。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西岐的周礼村落也在变，或好或坏。忠实记录这个伟大时代的变化，是我们课题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二 研究中国社会应从中国文化的根源周礼开始

费孝通在分析中国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时说：“礼治从表面上看去好像是人们的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乡土社会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费孝通著作中多处讲到“礼”，并未言明“礼”从何而来？从何而始？本书分析的是周礼村落社会，就是要从中国文化的根源开始探讨。一切都要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说起。历史学家夏曾佑言：“黄帝之后，孔子之前，与中国文化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据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岐山县志》（见图0-2）记载：“周公（姓姬）名旦，文王第四子，武王同母弟也。有圣德，位冢宰，始辅武王，伐纣救民，继辅成王，建官立政，制礼作乐，以致成周之治。衍易系辞，以续斯道之传。后封与鲁，特留相王室，以子伯禽侯于东焉。及薨，成王念其有大勋劳，赐鲁重祭得用天子礼乐。谥曰文，又称曰太师。初文王迁沣，以岐周之地予公为采邑。墓在咸阳县北十五里。”

图0-2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岐山县志》

钱穆云：“（周公）是以一学者哲人的身份，而来建立的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秦代以前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贡献最大、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周公和孔子。周公规划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蓝图，孔子则建立了中国的学术和思想体系。周公的“礼”“乐”之核心精神成为后来中国几千年政治与社会的推行之“道”。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力量之强，不强在它的政治而强在它的社会。中国社会之强，也不强在它的经济和武力，而是强在它有一个“道”。此即中国人所谓的“人伦之道”的“道”。中国社会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中国社会乃主要是由人与人之道而形成的。人与人相交有道，乃可不仗法律，不要宗教，而常得相安。如果我们今天研究观察中国社会，而不追根溯源，那无疑是本末倒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钱穆说过：“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故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韩愈认为：“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钱穆有言：“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周朝从周武王“应天顺人，克商而有天下，乃作镐以为宗周，传世三十七王，历八百七十三年”。“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孔子，唐以后转而推崇孔子、孟子，更少提到周公。”

周公建官立政，制礼作乐。周公东征平定殷商，正式册封天下诸侯。他参考殷礼，依据周礼中原有的礼制，建立了一整套的各种典章制度。通过“礼乐”的形式把社会中的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制度化、固定化，使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周公所制之礼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种典章制度。周礼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层面如宗法制、井田制、刑制和国家的重大活动的礼仪制度，人民生活方面如日常的婚丧嫁娶、宴飨往来等等。礼分五类，有关祭祀的叫吉礼，有关军事活动的叫军礼，有关诸侯朝见以及诸侯国之间相互交往的叫宾礼，有关日常生活如结婚、加冠、待客、养老等在内的叫嘉礼，从而构成了一整套君臣、父子、夫妻和人际交往的礼仪规范，从此中国进入了‘礼乐文化’为标志的理性文明社会。”周公制礼作乐的丰功伟绩为后世儒家宣扬的典范。

孔子极为推崇周公并以“克己复礼”为圭臬。孔子在《中庸》中有云：“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孔子之所以仰慕西周，梦见周公，正因为周文化是他创建的儒学的依据和根源。”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欲了解中国社会，应从中国文化的根源周文化始。周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源，周文化的核心就是礼乐文化。周礼是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欲知中国当代社会之情状，应从周文化开始。西岐作为周文化最为重要的发祥地，西岐的周礼村落虽与中国大多数村落并无二致，但走进西岐的周礼村落，强烈的文化气息又无处不在。在西岐周原大地上探寻周文化遗存的民风民俗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三 岐山的民俗旅游开创陕西农家乐民间旅游之先河

狭义的周原，是指今天岐山县的东北京当镇，扶风县西北的法门镇，黄堆镇约10平方公里的独立原面，因黄帝曾封周昌于此而得名。广义的周原，是指岐山县、扶风县、武功县、凤翔县的大部分，兼有今宝鸡市的陈仓区、眉县，以及咸阳市的永寿县、乾县和杨凌区五个县（区）的一小部分，南跨渭河，北倚岐山，东越漆水，西达千河，南北约25千米，东西长约150千米，这就是周礼的肇始之地，也是周文化重要的发祥之地。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里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周原大地。“文王夜梦飞熊兆”“渭水文王聘子牙”“四圣西岐会子牙”“姜子牙金台拜将”“姜子牙归国封神”“武王封列国诸侯”等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以及武王顺天应人、克商建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封神演义》“此书久系传说，苦无善本”。该书应当视为明朝许仲琳、李云祥对民间艺人创作改编、完善的小说作品。

中国乃礼仪之邦。礼从何而来？礼，非空穴来风，亦非与生俱来。“礼因国家的出现而逐渐完备。”周公东征、武王灭商、封建诸侯而在周原建国，“周公以周原谦让尊礼之风为蓝本，借鉴夏礼和商礼，制定出周礼并推向全国。”周公建官立政、制礼作乐使得周礼成为天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可以说，周礼源起于周原的民风。《周礼》是一部专门记载古代政治制度和政治蓝图的典籍。原本称为《周官》，系周公所作。王莽新政时期，刘歆提议设《周官》博士，始改称为《周礼》，从而成为儒家的正统经典。《礼仪》是一部专门记载战国以前贵族生活中各种礼仪仪式的书。《礼记》则是一部关于礼的理论的论文集，包括礼制的内容、礼制的产生和变迁的历史、礼论等。《礼记》内容十分庞杂，传世的有《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分。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指出：“欲知儒家根本思想及其蜕变之迹，则除《论语》、《孟子》、《荀子》外，最要者实为两《礼记》。而《礼记》方面较多，故足供研究资料者亦较广。”历代学者对周礼都非常重视，善于挖掘其要义并加以提倡和推广。周礼的内容十分庞杂，涉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以食为天”流传于民间的饮食文化最为普遍，也最能反映周文化深入人们生活的广泛性，只不过“百姓日用而不知”。

在岐山流行一种独特并长久传播的面食，这种面称为岐山臊子面。凡是初次到岐山的客人在享用臊子面的宴席上，主人一定不会忘记告诉你一个常识性的规矩，就是一口香、只吃面、不喝汤。岐山臊子面的吃法可能源于周人邦国对内对外的名目繁多的礼仪形式。在初民时代，部落的首领要施财与众，以争取民众的支持。施财与众的方法很多，其中“合众而食”就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在《诗经·豳风·七月》当中，就有记载“合众而食”庆贺丰收的场景。周礼起源于周原大地，自然而然吸纳了初民时代周原的风俗习惯，形成了脤膰（shēnfán）之礼。脤，指古代王侯祭社稷所用的生肉。脤膰，是古代王侯祭社稷和宗庙所用的肉。《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有：“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郑玄注：“脤膰，社稷宗庙之肉，以赐同性之国，同福禄也。”贾公彦疏“分而言之，则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庙之肉……而《公羊》、《榖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非郑（玄）义耳。”岐山臊子面这种食俗习惯可能源自周代的“馂汤”之俗。何谓“馂”，食之余。《礼记·内则》有：“既食恒馂。”《礼记·曲礼上》中记载：“馂余不祭。”孔颖达疏：“馂者，食余之名。祭，谓祭先也。”《礼记·祭统》也有与孔颖达疏同样的记载：“夫祭有馂，馂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由此看出，岐山臊子面的“馂汤”习俗古已有之，而且与祭祀、食礼、脤膰之礼等有关。文化学者李辛儒认为：“这种食俗流行的地方除岐山县全县之外，包括周边地区共有百万多人口，约两千平方公里。这个小的地方在一种餐饮形式中保留了周公姬旦推行礼教的圣迹，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的确，岐山臊子面的独特饮食习俗仅在周原这个地方完整地得以保留传承。1997年，岐山县提出“吃岐山臊子面，住农家小院，体验西岐民俗风情”，大力发展民俗旅游业。岐山的民俗旅游事实上最初应该是外源引导推动，内发动力促进的混合发展的模式。1997年，可以说是岐山县政府和北郭乡两级政府外源推动为主，主要的标志性事件：一是岐山县政府（主要是文化广播旅游局及周公庙文管所）强力推动在周礼南北两村选择十户臊子面接待户；二是1998年初县政府同意成立周公庙旅游公司，并确定统一的接待标准和接待的价格；三是县政府投资改善周公庙旅游设施，以及改进周公庙庙会的运作方式。

岐山发展民俗旅游满足了人们的旅游体验与休闲文化的需求。岐山民俗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外化、传承了西岐周文化的特色。“民俗旅游的发展既是参与民俗旅游的各种行动者共同促成的持续性经济行为和过程，也是它们共同进行的持续性的文化生产过程。”1997年，陕西将周公庙的旅游资源、独特的岐山臊子面饮食文化、西岐的民俗风情紧密结合在一起，开创了陕西民俗旅游的先河。由此，岐山的周礼北村获得了“陕西民俗旅游第一村”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