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旋转木马鏖战记”：规训中的身体

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作为身体而存在。身体既是构成人的生命（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立足点，是人自我理解的起点，也是人与他人、社会、自然相互沟通、相互交往的支点。自尼采开启经由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到福柯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身体”已经成为走出生存困境的一条路径。后现代主义身体观中的“身体”是生物性存在和某种文化性成分相互交融的产物，它不仅是生理层面的血肉之躯，也是欲望化的拥有快感和痛感的个体，更是历史、社会、文化的生成之物。“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中存在。……我们用我们的身体知觉世界。”与这种身体意识相呼应，村上春树在创作中将身体体验或知觉经验的种种特性凸显出来，构建了一个与身体息息相关的生机盎然的“具有村上风格的”文学世界。

一

村上小说中的很多细节与其说是理性化的语言叙述，不如说是作家凭藉身体自身那种不言而喻、不可理喻的感觉在言说。短篇《献给已故的公主》中没有任何情感纠葛的“我”和“她”都觉得十四年前的偶然相拥而眠“叫人怀念”，相拥的温煦感轻易地把他们带回遥远的时空，早已消遁于幽缈之中的信息鲜活地被召唤回来，“她的喘息她的体温和柔软的乳房的感触还留在我身上，这使我极为困惑，一如十四年前的那个夜晚”。在这里，身体记忆远比纯粹精神性的记忆要深刻、持久、丰盈得多。《奇鸟行状录》中冈田亨与绵谷升初次见面后好长时间都摆脱不了一种呕吐感，就像嘴里被塞进一团催人反胃的毛毛虫。眼中所见激起了冈田亨口、胃诸感官的强烈反应，对绵谷升的憎恶之情油然而生。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加纳克里他则因无处不在的疼痛而痛不欲生，她说：“我所说的痛不是精神上的痛，不是比喻性质的痛，我说的痛纯粹是肉体上的痛，单纯的、日常的、直接的、物理的、因而实实在在的痛。具体说来，有头痛、牙痛、月经痛、腰痛、肩酸、发烧、肌肉痛、烫伤、冻伤、扭伤、骨折、跌伤……就是这类痛。”因为痛憎恶整个世界而自杀，自杀未成，痛感却全然消失。痛感确证并强化了个体存在的真切感，没有痛感，麻木不仁，她同样不可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正常的痛感恢复，她才能重构自我。疼痛是身体受到伤害的一种警告，长期的剧烈疼痛必然引发身体的系列反应，小说中一再强调她俨然是60年代画报上的人物，缺乏现实性，如此一来她的“人生三阶段”更为象征性地表现出疼痛往往是人力图重新开辟生命历程的发端。《1Q84》中的青豆的信念便是“肉体才是人的神殿，不管在那里祭祀什么，它都应该更强韧、更美丽清洁”。其实在这里，我们也不无凄凉地发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正让我们自己能够拥有的东西其实少得可怜。

身体功能的某种变化、凸显或缺失也往往成为村上文学叙述的转折点、作品中人物人生的拐点。“我”就是在宣称“耳朵就是我，我就是耳朵”的耳模女郎的引领下开始了寻羊冒险记。冈田亨认为自己和妻子生活发生重大转折皆因妻子做了堕胎手术，他从井底死里逃生，脸上长出一块青痣，于是他和同样长着青痣的“满洲国”的兽医有了跨越时空的关联，他也因此与兽医的后代肉豆蔻、肉桂邂逅，并具有了奇异的为人疗愈的能力。人物“跛足”也是村上文学的某种神秘记号，如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人老师，《出租车男人》中讲故事的女画商，长篇小说《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中“我”的童年女友岛本，《奇鸟行状录》中的笠原May，他们均以“跛足”出场，但看上去无不令人感觉温馨，无不为主人公带来生命顿悟。“跛足”一方面是身体的缺陷，但另一方面这些形象因跛足又都拥有了某种神圣性的光辉。

村上还特别突出了身体（尤其是大脑）任人占领和宰割的惨状。《寻羊冒险记》中“羊”牢牢占据“先生”的头脑，头是人的意识、思维的载体，占据人的头脑即控制人的思维意识。头脑在人体器官中是承载特殊意义的符号，法国大革命时期国王路易十四被送上断头台，原因就在于“头”是代表一个阶级的象征。市野川荣孝在《身体、生命》一书中，对“王”的身体做了如下的解释：“自身以内存在着两个身体，即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自然身体是可死的身体……有幼儿期、老年期的衰减性，与其他的人类自然身体有同样的缺陷。但是政治身体是眼睛看不到、手触不到的……在这个身体中完全不存在困扰着自然身体那样的幼儿期老年期，其自然身体的缺陷与虚弱也全然不存在。”这里所谓的政治身体并不因个体的消失而消亡，而以某种不可思议的形态传承于人类的意识之间，从未间断。村上世界中神秘的“羊”、“会跳舞的小人”、“电视人”、“地震人”以及《1Q84》中的“小小人”等不过是这种“身体”的变体而已。

尽管有“人文主义之父”美誉的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早就宣称“我同时爱她的肉体和灵魂”，但长久以来，谈及爱情，人们强调更多的还是情感与心灵层面。近代以来的爱情更是向往心心相印，两情相悦，进而步入婚姻的殿堂，实现肉体的结合。而村上春树笔下的爱情与之相反，始于身体的某一感受：“通常意识不到，但作的身体上有一处极敏感的部位，是在背部某处。那是自己的手无法触及的柔软微妙的部分，平时被东西覆盖，从外表看不见。但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由于某种微小的变动，那个部位会裸露出来，被某个人的指尖按住。于是作的内心世界就有某样东西开始动起来，体内分泌出某种特殊的物质。那种物质混进血液，被输送到身体每个角落。那里生出的刺激是肉体性的，同时也是意象性的。”身体的灵性化和心灵的肉身化无疑是后现代语境的产物。

直接用身体感受和构造的世界，既有身体感官直接感受的，也存在着感官意会而未能言传的界面，这个世界必然充满谜团。所以当众多研究者追问“羊”这一意象的含义时，村上说：“如果这的确是一部成功的小说，那么成功的原因便在于连我本人也不知道那只羊到底有何意味。”诚如《舞！舞！舞！》中的羊男所言：“只要音乐在响，就尽管跳下去。明白我的话吗？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本来就是没有的……”随着音乐下意识地扭动肢体，身体的自然律动与世界的基本律动相互呼应，彼此互动。所以村上写作不是为了表达清楚明白的思想，不是为了倾诉无病呻吟的情感，而是以身体欲望为前提，以意蕴丰富的种种意象展示某种身体的姿态。

村上还主动放弃了作者的支配作用，希望和读者处于“物语的共谋”状态，他希望美妙的故事能够给予我们身体上的感动，就像音乐中的“泛音”，“如同温泉中的热水很容易让身体温暖一样，作为一种物理现象，包含着泛音的声音也能够长久而深远地残留在身体里”。他在短篇《出租车上的男人》中谈到何谓“艺术冲击力”时指出那是一种“皮肤性、生理性的冲击”，“自己能介入其中的和像电视遥控器那样能喀嚓喀嚓变换频道的东西”。村上追求的就是这种“皮肤性冲击”式的作品。读者似乎很难讲清村上作品有什么意义，自己有什么感受，但是透过文本享受或参与了这种肌肤相亲，因此人们阅读村上文学不仅只是一种精神交流，更是一种身体行为。仅此一点，便使村上拥有众多粉丝了。

二

长久以来，我们确信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主权，事实远非如此。福柯敏锐地指出了身体在现代性进程中被各种权力话语以种种规训手段生产和构成的这一事实，我们的身体非但不完全属于我们，反而处处受到“规训”的限制。“规训”的英文是“discipline”，它有学科、纪律之意，同时也含有为提高效率、改良品性、强化纪律、加强控制而对人实施训练、管教、矫正、惩罚之意。福柯以“discipline”的多重含义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特征，所谓“规训”即“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在日益专业化、标准化的现代社会，规训将身体置于一种严密监视、强化训练、严格考评的机制之中，在提高个人能力的同时，加强对个人的控制。村上将这种身体经验不断被规训所遮蔽的生存境遇形象地比喻为“旋转木马上的鏖战”：“我们固然拥有可以将我们自身嵌入其中的我们的人生这一运行系统，但这一系统同时也规定了我们自身。这同旋转木马极其相似，无非以同一速度在同一地方兜圈子而已。哪里也到达不了，既下不来又换不成。谁也超不过谁，谁也不被谁超过。然而我们又在旋转木马上针对假设的敌手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鏖战。”

军营、学校、医院和工厂是规训、标准化民族国家国民身体发展的重镇。《挪威的森林》中“敢死队”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当同住一室的“我”不堪其扰，央求他把跳跃动作去掉，“敢死队”却满脸惊讶地不知道有跳跃动作这回事，“我”和着音乐演示之后，他表示“没注意”，也断然否定了“不跳”的建议：“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一做到底。要是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广播体操是中小学学校教育在强化智育、德育之外，通过强健身体塑造现代国民思想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身为作家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东京的义务教育中强制唱“君之代”、升“日之丸”，并对不肯屈从者实施处分。

“敢死队”的肢体表达固然可笑，但这种训练有素乃至达到本能状态的身体必然导致肉体自由、精神独立的丧失。正因如此，世界才被管理得井然有序，人们按照程序如齿轮般生存下去即可。村上笔下的“象厂”就是“非常看重秩序这个劳什子”的地方，工人做象严格按照轮流次序表轮班，“我”的每一天生活也与生产线上的流水作业别无二致：“我仔仔细细地洗脸、刮须、烤面包，煮咖啡。然后喂猫，换厕所沙土，打领带，穿鞋，乘公共汽车去工厂。我在工厂做象。”如此培训必然生成一种既温驯又具生产性的身体样态。

人不仅被程序化，同时也处于被监视中。马克斯·韦伯、福柯等社会历史学家向人们表明保持秩序的方式已由严惩冒犯者让位于强调自律、自控的现代方式，福柯认为圆形监狱建筑结构代表了现代纪律的缩影，通过囚犯无法确知什么时候受到监控而自觉保持秩序。村上在小说中为我们展现了这种所有人都被监视的生存状态。《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身为“计算士”的“我”在组织要求下被实施了脑部手术，而在负责实施这个手术的博士告知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天黑之后》（After Dark）通过情爱旅馆的监视镜头、24小时便利店的监视镜头、以及爱丽房间的作为视点的摄像镜头全面向我们传递了这一事实：监视镜头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置于监视之中，身体受制于（远程）视觉暴力。所以小说人物感慨：“天知，地知、数码摄像机知。”殴打中国妓女的白川的照片固然可以被打印，但这种监控对个体自由是极具暴力性的。中岛一夫强调《天黑之后》可以视作是描写“监视、管理型”社会的寓言，在“我们”视点的监视之下，任何人都无处可逃，当然，他也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的人们也无意从监视、管理的之后（after）逃走或斗争。牛河也不无讽刺性地在1984年预测，“世界或许将沦为电脑管理员与入侵者之间的血腥战争”。信息化时代的大众传媒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村上在《电视人》等作品中对媒体操纵人们的思想内容及其潜藏的暴力给予了敏锐的省察和表现。另一方面，正是媒体的强势介入造就了世界范围内的“村上春树热”。村上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尤其是在《海边的卡夫卡》发行之际，村上和读者在网上实现了直接对话，以此为蓝本整理后出版了《少年卡夫卡》。我们对作家和传媒的这种密切关系不得不加以关注和深思。

消费主义和消费是后现代社会的核心主题，人的身体也必然受到消费文化的规范，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以及基因工程、整容手术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重塑人体和新的身体观念。各种可视媒体频频昭告人们：优雅健美的身体和魅力四射的脸蛋、得体的衣着是开启幸福的钥匙。因此对身体进行修正成为消费文化的重要任务。村上人物由于对身体衰老的种种征兆（如松垮的肉体、中年发福的迹象、秃顶等）极为关注，因此常常进行积极的身体维护与保养。有纪子对身上堆积的脂肪极为恐惧，“减肥和健身成了她心目中的重要事项”（《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卡夫卡少年在离家出走的途中也坚持不懈进行体能训练。《游泳池畔》开篇写道：“三十五岁那年春天，他确认自己已拐过了人生转折点。”但丁在《神曲》中说他在人生的中途即35岁时迷失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不过中世纪的但丁在维吉尔和贝雅特丽采即理性与信仰的引导下登临了光辉灿烂的天堂，20世纪的“他”远没有但丁幸运。“他”为了让自己不至于“沦为丑陋的中年男人”，先找牙医将牙病根除，继而同减肥顾问签约，按减肥食谱吃饭，每天坚持做操、跑步和游泳。35岁之际“以刚降生时的姿势站在更衣室墙壁上那面同人一般高的镜子面前仔细检查自己的身体”，检视自己35岁的人生，“他拥有干得起劲的工作拥有高收入拥有美满的家庭拥有年轻的情人拥有健壮的体魄拥有绿色MG拥有西方古典音乐唱片大全。他不知道此外还需要什么？”然而他却莫名热泪涟涟，显然如此规训身体并不能为都市里的红男绿女面对衰老和死亡提供完美无缺的解决方案。

衣物、配饰、化妆同样可以实现对身体的修正。村上的人物们富有教养，衣装情趣也无可挑剔。但衣饰足以实施对肉体的控制，甚至造成身心的背离。《奇鸟行状录》中冈田亨失业后许久再次穿起西装，“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被紧紧箍在什么异质物质里面，沉沉的硬硬的，同身体格格不入”。《托尼瀑谷》中近乎完美的妻子购衣成瘾，当她听从丈夫的劝说退掉新衣时，竟因“脑袋里全是那些外套和连衣裙”，被撞身亡。身体在衣饰等人为包装中反而显得虚弱和不真实，甚而被湮没。由此可见，村上的身体写作绝非某种时尚使然，而是作家的创作自觉，它揭示了当代日本乃至当今世界对身体的种种规训真相。

三

如果说规训社会是村上小说的背景，那么村上要着力塑造的是与这一社会格格不入的那一类人物，被称为“青春三部曲”的《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的“鼠”就是其中代表。鼠家里有钱，可他不甘心坐享其成，即便人最后都难逃一死，“可是死之前有五十年要活。这呀那呀地边想边活，说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五千年还辛苦得多”。他参加学生运动，挨了警察的揍，愤而退学回家，因为即便是“哈佛大学不知加工处理了几千名这样的青年并将其送上社会，而他们所受的损伤是肉眼几乎无法看出的”。他自觉选择参与校园斗争，以学生的这种特殊身份孑然一身地生存下去，他想写小说，“或为自己本身写……或是为蝉写”，企图借助艺术的力量来保全自我。村上笔下另一著名的角色“僕”（我）和鼠一样在学生时代豪情万丈投身游行示威，甚至被全副武装的机动队打断了门牙，即使迈入社会，在都市安然、自在地生活，但仍无法从“我现在在哪里”、“我哪里也到达不了”的自我丧失与茫然状态中解脱出来。

“鼠”们游离在社会边缘，似乎与规训相安无事。但规训并未放过他们，因为改造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规训的职责，一旦发现这个人无法改造，它就会启动两套机制，一是监狱，二是精神病院。不服从规训的人被视之为“病态主体”、“反常主体”，其下场要么走上犯罪的道路，要么被投入精神病院，要么死亡。《再袭面包店》中的年轻夫妇在午夜被身体中心的饥饿空洞所俘获，面对“麦当劳式”的微笑和不愿破坏麦当劳营业程序的店员们的迷惑，实施了袭击汉堡店的行为。当鼠发现自己难以保全属于自己的身体、记忆乃至懦弱和矛盾时，选择与“邪恶”的化身“羊”同归于尽，直子、玲子进了疗养院“阿美寮”，直子自杀，羊男改变身体形态，隐身于深林，肉桂失语，卡夫卡少年则实际是一个多重人格患者。

《海边的卡夫卡》中的大岛尤为特别，按照医学—性事体制下知识权力的划分，她是性同一障碍的变态女性，从生物学性别和户籍上说是女性，但她没有月经和乳房，也没有睾丸，没有胡须，大岛还是血友病患者，血友病是一种隐性遗传疾病，通常男性患病，女性传递，女性血友病患者极其罕见。大岛的哥哥说到大岛的时候以弟弟相称，大岛说自己“身体结构诚然是女性，但我的意识彻头彻尾是男性”。这样一来，大岛的性别身份无法界定，也因此“在各种场合各种意义上受人歧视”。大岛坦然接受了这种命运的安排，“他”对女权主义人士的驳斥就是以自身的存在对那些“缺乏想象力的狭隘、苛刻、自以为是的命题、空洞的术语、被篡夺的理想，僵化的思想体系”不以为然。然而，作为卡夫卡少年精神导师的大岛最终警示卡夫卡：“归根结底，在这个世界上，是建造高而牢固的藩篱的人类有效地生存下来，如果否认这点，你势必被赶去荒野。”

村上还以可见身体与不可见身体的自由转换来对抗规训世界。《寻羊冒险记》中，“我”来到鼠父亲的别墅寻找鼠，“我”“祓禊”般地打扫房间，在擦拭一新的古董式镜子前，“与其说我在注视映在镜中的我，倒不如说我是镜中图像，而由作为图像的呆板的我注视真实的我”。羊男坐在镜子的对面，他却不在镜子里，羊男的身体为不可见身体，因为那是鼠的阴魂。由可见身体进入不可见身体，首先要阻断视觉，在黑暗中完成。当黑暗降临，“我”和鼠得以重逢。冈田亨要解救在某处受困的妻子，也必须由可见身体进入不可见身体，于是潜入井底，在井底的漆黑中，“自己存在于此的事实难免渐渐变得难以令人认同”。“无论怎么努力，自己的躯体都犹如水中流沙一般一点点失去了密度和重量。好比我内部正在举行激烈的拔河比赛，我的意识正将我的肉体步步拉入其自身地界。是黑暗将原来的平衡弄得乱七八糟。我不由想到，所谓肉体云云，归根结蒂不过是为了意识而将染色体这种符号适当重新编排而成的暂时性空壳而已。一旦这符号被再次重新编排，我便可能进入与上次截然不同的肉体。”肉体回缩至意识深处，规训没法介入，从而获得暂时性自由。然而，与光鲜有序的现界相比，彼界的真相“充满暴力和血腥的，而且同历史深处最为阴暗的部分直接相连”。身体转换为不可见身体，与其说是梅洛—庞蒂的肉身心灵化，莫不如说更具东方佛学、日本“生灵”的色彩。

规训作为巧妙的“身体控制技术”对身体实现了科层化、程序化、监控化和消费化，从而缔造了高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理想身体的神话。《且听风吟》中“我”在“第三个女孩”14岁时生命中最美瞬间的照片中发现，当时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让“我”联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里似乎行文突兀。近代战争“在国家主权发动战争之际，杀人与强奸以国家名义得到了合理化，并且通过学校教育，这种合理化的逻辑被灌输到全体国民的意识中”。集中营被关押者的身体成为纳粹军官的游戏场所，与女孩在学生运动溃败之际上吊自杀事件并置在一起，恰恰说明“大屠杀”与有序操作身体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的当下社会同是“理性文明”的变体。诚如短篇《猎刀》中坐轮椅的青年在谈及自己和患有神经病症的母亲时说：“我们——我的家族——明显分成两类：健康人与不健康人、有效益的人和无效益的人。所以作为结果，除此以外的标准势必模糊起来。健康人生产瓷片、巧用财富、逃税漏税，养活不健康人。作为一种机制、一种功能性本身，倒是天衣无缝。”社会通过这样的“诊疗”，将人划分为“正常”与“异常”，“健康”与“不健康”，进而实现对身体的全面管制。可以说，村上文学的意义就在于作家揭示了“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神话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