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与文艺批评活动

在建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过程中，胡风无疑是一个路标式的人物。他的理论批评可以说最有可能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他有良好的理论修养，对艺术作品有良好的感受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领会得相当透彻，对文学艺术怀有那种始终不渝的激情，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他可能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事与愿违，胡风非但没有起到路标的作用，反倒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发展的绊脚石。驱除胡风这个路标，足以表明中国的现实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方向，那就是建构以政治为本位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步入了激进的历史化进程。在胡风那里，政治可能与艺术达成最大限度的调和，或许文艺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政治的生硬色彩。然而，历史最终没有选择这个本来应该是最有力量的理论家，而是把他驱除出文坛，使他沦为一名阶下囚。探讨胡风的理论批评和对他的批判，就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建构过程，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胡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29年到日本留学后更全面接受了左翼思想，结识了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1933年被日本警察厅遣送回中国后，他在上海深得鲁迅先生赏识，与冯雪峰等人也过从甚密，担任过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书记等职。1936年3月出版第一本评论集《文艺笔谈》，随后出版《密云期风习小记》，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上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抗战爆发后，胡风创办并主编文学杂志《七月》、《希望》。当然，他重大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培养和造就了“七月”诗派。当时《七月》杂志影响相当大，具有很强的理论号召力，团结了一大批知名作家，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形成了一个创作力旺盛、艺术追求特征明显的“七月派”。在整个新文艺运动中胡风在文艺批评方面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把他说成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开山人也不为过。他以对新生的文学现象特别敏锐而著称，在主编《七月》和《希望》期间，发现并扶植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如张天翼、欧阳山、艾芜、端木蕻良、艾青、田间等，他们之崭露头角，或者名噪一时，以及后来成为新文学的主将，都与胡风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田间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少年时，胡风就能从他尚未发表的诗稿中，发现这位时代的号角般的诗人，认为他是“震荡在民族革命战争狂烈的暴风雨里面的”农民之子，把他称为“战斗的小伙伴”，向文坛热烈推荐他的诗“充满战斗气息，具有独创风格”。胡风也非常恳切地指出田间诗作的稚拙之处，鼓励他要走出“自我溺爱”的路子。这些都证明了胡风作为一个新文艺运动的批评家所独有的眼光，以及他的理论气魄和强烈的责任感。

胡风的理论批评后来被他自己提升为“主观精神论”，这一理论也被批判者概括为“主观战斗精神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是他多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化的结晶。这个理论也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它带有那个时期的相当强烈的革命意识形态，它是胡风个人对文学的体验与时代的革命要求相融合而产生的思想，同时也是团结在《希望》和《七月》杂志周围的那些文学同仁的共同理念。

胡风的“主观精神”理论有一个逐渐形成和明晰的过程。早在1935年发表的《什么是“典型”和“类型”——答文学社问》一文中，胡风就表达过作家创作的“主观战斗精神”问题，后来在1940年发表的《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一文中胡风又阐述了这一问题；1942年胡风发表《关于创造发展的二三感想》对这一问题继续展开讨论；1944年，在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风宣读了论文《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用他“主观战斗精神”理论来阐述抗战文艺的方向。1945年，在《希望》第1集第1期上，胡风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这是他全面深入地阐述他的“主观精神”理论的文章。胡风显然有感于革命文艺的概念化倾向，也对那些教条主义的左翼理论颇有看法，才强调现实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在他看来，文学写作就是与现实的血肉人生搏斗，就是为了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执行思想斗争的要求。对于作家来说，思想立场不能停留在逻辑概念上，一定要化合为实践的生活意志。他把真理看成是活的现实内容的反映，把握真理要通过能动的主观作用，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在文艺创造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造力的充沛和思想力的坚强。他写道：

在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里面，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然是活的感性的存在，那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底思维活动就不能够超脱感性的机能。从这里看，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底生命被作家底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底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底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艺术创造底源泉。

这是胡风论述他的“主观论”最有名的一段话，也是被反复批判的代表性言论。胡风强调作家的主观能动性，从创作实际出发，强调作家用个体生命拥抱社会现实，这本来只是学术探讨，只是一种理论构想。从日本回国的胡风显然多少也受到日本文化观念和那种强悍的民族精神的影响，而且在抗日战争年代，他也寄望于中华民族有强烈的主体战斗精神。这种态度转到文学上面，就是设想通过作家调动主观能动性而更强有力地表现社会现实的巨大矛盾冲突，这在当时应该说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积极意义的。同时期，舒芜也发表了长篇论文《论主观》，从哲学上对“主观精神战斗论”进行阐述。由于当时《七月》和《希望》在文坛的影响相当大，在青年中很有威望，胡风的观点在国统区的文坛形成了一定的气势。温敏儒认为，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是左右开弓，既反对来自自由派的“性灵主义”，又反对过左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其实有很实际的时代内涵，“那就是纠正二三十年代形成的文学上的庸俗社会学与机械论等‘左’的影响以及贵族化的文学倾向，恢复五四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振发革命文学的活力”。

但在左翼文化阵线中，胡风的这个观点被看成是反对“客观主义真理”，强调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因此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在由胡乔木主持的重庆整风运动中，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判了胡风的观点。

革命文艺阵营对胡风的批判由来已久，胡风显然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坚定不移的奋斗热情。但革命文艺内部却并不这么看，胡风与革命文艺内部其他人的矛盾早已有之。并且在此之前，胡风也已经受到了左翼联盟内部以及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家们的批判。他关于革命文艺的看法，始终得不到大部分左翼文艺理论家的支持。1948年，他发表《论现实主义的路》，提出要正视人民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及把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观点，就遭到左翼文艺理论家们的激烈批判。

胡风与其他革命文艺理论家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职业的和个人的文学经验。胡风始终从作品出发来阐发他的文艺观念，他不管多么激进，多么急切地要为革命文艺开创局面，都始终要面对作品，特别是面对新生的文学事物。他是一个真正有艺术感觉的人，作为一个批评家，一个具有艺术感觉的人，很难越过这一巨大的障碍，这是艺术所具有的那种倔强性，对艺术怀有真诚信念的人，都不得不受到它的约束。胡风强调过，批评家应该从作品给他的感应出发，应该重视从作品中得到的感觉，要追究他自己的感应和“现实人生底行程”有着怎样的相关意义。他说道：“因为实践的生活立场保证了接近思想内容的可能，从这立场所养成的精神状态保证了反抗旧的美学影响和接近新的美学影响的可能。一个真正懂得活的人生的实际斗争者，或积极生活者，他对于文学作品的意见有时要比只是拎着僵硬的政治概念或抽象的文艺理论的‘批评家’要好得多，原因就在这里。”在当时，胡风的文艺批评给人以非常诚恳的印象，对作家诚恳，对艺术诚恳。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对艺术的那种诚挚信念，是很难不令人钦佩的。这种对艺术的态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启蒙时代起就具有的那种艺术理念，它使中国的现代性文艺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艺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另一些革命文艺理论家们（例如周扬）则是从政治出发，从理论特别是苏俄的理论出发，这就是他们之间根本的区别。

胡风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作家个人的自主性，他多少年来犯的致命错误，就是始终想保持文学的最低限度的自由特性，不能完全彻底从政治革命的需要来对待文学。他一直以为，文学总是有自身的规律，这是革命工作所不能完全忽略的。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除了偶尔强调过文艺的自由外，很少有人会真正会从文艺自身的特征出发来理解文艺。所谓的创作自由、个人自由，从来都被贬斥为资产阶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