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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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创业史》: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

到现在为止,柳青的《创业史》依然代表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年仅12岁(1928年)时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奔赴延安。解放初期,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1952年任陕西省长安县副书记,并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文革”期间被关押,1978年6月13日因病逝世。柳青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地雷》(光华书店1947年2月初版),中篇小说《咬透铁锹》(载《延河》1958年4月号),长篇小说《种谷记》(山东新华书店1950年3月初版)、《铜墙铁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9月初版)、《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第1版,该小说最早在《延河》1959年第4—11期上连载)、《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第1版)、《创业史·第二部下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创业史》196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全面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作者原来计划分四部来写:第一部写互助组,第二部写初级社,第三部写两个初级社,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的联合,即高级社;构思显示出宏大的历史结构特征。但作者并没有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现在看到的《创业史》,只是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上卷及下卷的前四章。虽然这样,这部作品还是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始终被视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

这部小说描写了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历程,反映农村存在着的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所产生的矛盾冲突,由此来揭示农村开展互相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表明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蛤蟆滩是作为中国农村的缩影来写的,经历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远未完成,这里交织着新旧两种习惯、两种势力的矛盾冲突。小说尤为深入地描写了梁生宝父子在旧时代生存创业的艰辛与惨败,通过与他们在新时代的生活的对比,来说明只有共产党创建的新社会才会给贫苦农民指明一条生路。这一思路也喻示着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新一代农民创业的胜利保障。这部小说正是要说明这样的真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是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的,这个主题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金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171页。长期以来,这种思想主题被认为是“主题的历史深度使小说获得了内容的史诗性”同上。

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受到的争议和赞扬主要体现在它的人物塑造方面。梁氏父子是主要人物,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典型形象。梁生宝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来塑造,他是一个吃苦耐劳、有政治觉悟和理想的新一代农民的代表,相信只有共产党指明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坚定地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这个朴实的农民,在大多数情形下,被写得很丰富生动。作者不可避免地依据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先进人物的规定来刻画这个人物,在他身上注入无数的优良品德。在当时的理论界,曾经开展过是否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问题的讨论,占据压倒性的理论观点,是“英雄人物的缺点”还是不能写。梁生宝身上汇集了中国传统农民的所有美德,也概括了新时代农民成长的全部进步因素。尽管说现实主义艺术总是把“真实可信”列为其第一的美学信条,这是它的自我命名,也是它获取书写历史的权力的根本借口,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显然是依靠强大的政治话语权力来编织历史的客观性,这一切已经被先验地决定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本质规律。人物的性格本质也是被政治先验性地决定的,只有返回到这个先验决定的本质性的概念中,它才是真实的,否则就不是真实的。现实主义还发明出一个说法,那就是要从发展来把握现实,看到历史之未来,从历史趋势的高度来描写人物。对于梁生宝这一形象的真实性,只有“历史地”理解才能体会到它的美学意义。我们有必要从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理想的农民形象出发去理解这个人物,应该从历史需要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真实”,作为一种迫切的历史愿望的投射,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已然发生或现实地存在的形象。

相比较而言,梁三老汉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因为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没有那么多附加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个勤劳耿直而又被旧有习惯支配的老一代农民,更习惯生活于小农经济的氛围中,他并不理解儿子梁生宝走合作化的道路,也无法使自己相信合作化会带来好处,但也尝到过新社会的甜头,这使他可能贴近党和政府。在当时,梁三老汉的形象被作为“中间人物”来理解,认为他反映了农民依然保留的小农经济思想,和他们对私有制的依恋,以此说明教育农民的重要性。

文学史上关于《创业史》展开过热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梁生宝和梁三老汉这两个形象的塑造上。关于梁生宝的形象的争论,其观点主要认为,他的身上体现了时代光辉的思想和品质的先进性,揭示了农村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用革命理想照亮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前途。很显然,这些在当时作为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理由,今天已经不足以有说服力,反倒是其概念化的证词。关于梁三老汉形象的争论,倒是微妙地反映出那个时期文学评论试图表达的对文学性的关注。在当时深入探讨“中间人物”形象的研究者有严家炎,他在《<创业史>中的老三汉的形象》等多篇文章中,强调了梁三老汉形象的艺术价值关于对“中间人物”的最早论述的说法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邵荃麟1960年12月在《文艺报》编辑部会议上发言,提出“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的观点。1962年8月“大连会议”上邵对他的观点作了系统阐发,通常认为这是对“中间人物”最权威的看法。1964年8、9期合刊的《文艺报》刊发邵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那时他已经被文艺界列为批判对象。后来洪子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文革”期间,有人指责严家炎“追随邵荃麟贩卖中间人物论”,严家炎纠正说,他没有“追随”邵荃麟,他关于《创业史》的观点在1960年下半年就已经形成,相关文章发表在1961年,“邵荃麟有这样的看法比我要晚许多”。参见洪子诚:《“严”上还要加“严”》,载钱理群主编《寻找北大》,长安出版社,2008年。严家炎先生最早关于创业史的评论参见《<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载《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载《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此后,严家炎还发表了《关于梁生宝形象》,载《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关于《创业史》中的“中间人物”的争论,在当时是一个影响较大的话题,这个话题的衍生和被关注,显示了在政治规范之下,文艺理论与批评依然有所突破的尝试。

柳青描写的梁三老汉形象更多地注入了他对农村现实生活的体验,不是单纯地从概念出发。梁三老汉的形象代表了那个时期农民对土地的深刻眷恋,和他们朴素的生活态度。对于农民来说,能过上好日子,有自己家的地,有自己家的房子,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文学作品如果要真实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情感和心理,在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当然不可能,这就使那些放低了姿态的、更本分本色的文学描写表现出了一定的诚实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先验地设定历史和现实的本质,构造出一个绝对真理性的本质规律和历史趋势,如果忽略掉这些东西,那么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还是能够看出生活的本来面目,和更为本真的内涵。

这部小说作为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在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这一平台上,在艺术上有它突出的特点。

其一,以开阔的视野最突出显示了现实主义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小说抓住主要矛盾,设计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以此为主线索,来展开具体事件所包含的矛盾冲突。小说展开了一个较大的生活画面,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中国社会引起的深刻变化,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表现,不只是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涉及到城市私营资本改造,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对不同阶层的人造成的巨大冲击。每个人都被卷入了社会革命运动,在更多的时候,小说描写了那些运动中的人们对命运与前途的迷惘与绝望。如果不过分追究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这部小说应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动及其最内在的矛盾。

其二,人物行为描写的生动性与心理刻画的细致性。现实主义小说当然是写人物与事件,但真正写到位并不容易。这部小说在人物行为描写方面显示出颇为出色的艺术效果,精炼而准确,显得很有生活的质感。同时,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也相当成功,这不仅体现在梁生宝、梁三老汉身上,就是对次要人物,比如对梁秀兰与杨明山恋爱中的心理的刻画也很见特色,显得层次分明而细腻。

其三,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显示了一种丰富性的力量。作者把抒情性描写与对现实的反思性评价结合起来,使得叙事的要素显得相当丰富,也可以见出作者怀着理解历史与现实的愿望,使作品更显出一种思想的厚重。作者显然怀有现实主义式的全面表现历史的愿望,力图使作品概括更广阔的生活内涵,那些思想性的评价,推动着全知全能的现实主义叙事进入到更高的境界。在当时,小说具有这样丰富的元素和视点的多元展开的立体感,无疑还是一种新的拓展。

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线索来设计小说的叙事结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要求,也是中国的现代性政治激进化在文学上的表现。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也是“历史化”的理想之作。如此概念化的文学观念可以如此有效地推动文学的叙事实践,这本身足以说明中国的现代性激进化是多么强烈地要从文学那里找到自己的影像。那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自我认同。文学在这里的功能就是为激进化的革命想象提供了充足的范本和必要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