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元话本体制确立与“有诗为证”的程式化

以上重点探讨的是诗歌入子史之书、俗讲变文散韵结合方式、诗本事与诗话的诗与事组合方式对话本小说“有诗为证”体制特征形成的影响，事实上唐传奇“史才、诗笔、议论”相结合的文体构建当然也为宋元话本引诗入小说提供了可行性的典范，使宋元话本开始有“法”可依，有“例”可循。不过，唐传奇引诗与子史之书一样，多做人物情志抒发的辅助工具，尚不为形制所拘，而“宋人小说多是市井间事，人物少有物魅及诗人，于是自不得不由吟咏而变为引证，使事状虽殊，而诗气不脱”[47]。下面来讨论一下由吟咏变引证之后的引诗特征。

一　形成中的宋元话本体制

如上所述，郭英德先生认为“由散趋整的变迁，形成了各种文体体制的基本规范，即使作者有例可循，有法可依，也使文体结构规范化、精致化”，那么话本小说体制这个“例”与“法”是什么呢？又是怎样确立其“法例”地位呢？在美国的库恩看来，这种“法例”地位就是“范式”。库恩认为，科学不是凭空发展的，而是在常规科学的基础上发生某些反常行为之后，呈螺旋式上升，常规科学往往形成一定的范式。范式具有两个共有的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48]话本小说散韵结合的体制，大约在唐代成为普遍的文艺活动，那么如何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呢？又留下什么问题给实践者去解决呢？可惜的是文本相对缺乏，给研究其法例地位的后人增加了困难。可幸的是，从现存宋元话本文本来看，研究也并非无从下手。经过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宋元话本的体制已具雏形，如表1—3所示。

据表1—3可知，宋元话本的基本体制结构是：其一，篇首诗词、入话、头回、过渡、正话、篇尾（＋诗词）这几个基本组成部分都出现了，并逐渐发展起来。其二，“入话”二字之后基本上都引用篇首诗词，篇尾也基本上使用诗词或偶句作结，正话中间引诗也成为常规做法。其三，篇首诗词后往往也有一些评论性、解释性言语作为入话，而头回结束之后，也有相应的文字作为过渡，篇尾也多由收束性文字和诗词组合而成。其四，话本小说题目拟名参差不齐，有以人物为名者，有以事件为名者，有以地点为名者，多以“记”、“传”名篇，叙事特征未显露，诗意化未显现。较复杂的是以“人物＋（地点＋）事件”为名者，这种题名法在宋元话本并未多见，其后作品《雨窗集》、《欹枕集》中以此命名的相对偏多，而且上下两回之间还互相成偶，如“老冯唐直谏汉文帝”与“汉李广世号飞将军”、“夔关姚卞吊诸葛”与“霅川萧琛贬霸王”，地点、人物、事件兼备，前一组句式是三二三，后一组是二二三，叙事性与诗意兼具。叙事性与诗意渐趋兼具的题目，有篇首诗词、入话、头回、正话、结尾与篇尾诗词，以散文叙述为主，穿插韵文，形成了宋元话本的基本体制特征。

二　有奠基作用的诗词引入方式

话本小说引入诗词的地方至少有以下几处，篇首诗词、头回过渡到正话的诗词、正话中的诗词、篇尾诗词，平均每篇至少要引四处。这是话本小说引入诗词的普遍方式和常规位置。事实上，这也正是话本小说故事单元划分段落的重要标志。《清平山堂话本》诗词的实际情况如表1—4所示。

以上假定每篇话本至少引4处诗词的设想并非虚妄之言，《清平山堂话本》的宋元话本平均每回竟高达16处！几乎每篇都有篇首诗词和篇末诗词，而且是比较规整的诗歌形式，表中回首诗词与回末诗词为空的地方，为原文残缺所致，据推测，应该是有诗词存在的。较为特别的是《简帖和尚》篇末以词的形式出现，除此之外，其他话本小说在篇末使用词这种形式的屈指可数。从诗词的体裁来看，也是多姿多彩，比较规整的七绝、赋赞、七对居多；五律、四言、六言、古风与歌行次之；其他韵文形式相对比较少或者是没有用过。《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情况大致相类（见表1—5）。

表1—5证明，宋元话本已经确立了话本小说的基本体制，在诗词运用方面，无论是体裁，还是结构、位置或场景，其功能、作用、地位、意义基本上相似，并成为后起话本小说模仿的对象。

同时，宋元话本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诗词引入方式。其一，形成体制性诗词与叙事性诗词相间之定例，篇首诗词与篇尾诗词成为体制必备特征，成为话本小说体制具有对称美的第一特征；正文中（包括篇首、篇尾）根据叙事需要引入相应的诗、词、赋、赞、曲以及偶句等韵文韵语，控制叙事节奏、调整叙事视点与组织结构。其二，从诗歌进入话本小说途径来看，可分为人物口吻诗词与叙述者诗词。前者主要用于刻画人物才情性格、抒发情感等需要，往往以“赋诗一首”、“依前韵和道”等为前导语；后者主要是叙述者用以控制叙事行进，往往以“有诗为证”、“正是”等为前导语。其三，从诗词内容与散文故事结合的紧密度来看，可分为内引与外引两种方式。一般来说，人物口吻诗词属于内引式，叙述者诗词属于外引式。其四，从诗词来源来看，可以分为引用古人已经写好的诗词与话本小说编创者自己拟写之诗词两种。四种相对固定的引诗方式共同完成诗词进入话本小说成为叙事话语用以描写、议论、抒情之功能与作用。

宋元话本体制发展趋势渐朗，形成了诗词体裁、引入方式、来源之定例，这就是所谓“法例”、“范式”的雏形，他们的出现正处于话本小说体制由散趋整的发展过程。这就意味着，话本小说体制已经粗具规模，并具有一定的“法例”意义，以至说话者均以“曰得词、念得诗”为荣，于是便很自然地在明末通俗小说兴起之时，成为通俗小说家争相模仿的对象。后起的话本小说从“三言”、“二拍”到李渔的《十二楼》、《无声戏》，再到《娱目醒心编》、《雨花香》，以至最后一本话本小说《跻春台》，虽然引入诗词的数量有所变化，诗词体式有一定的拓展，但是，使用诗词的态度和位置、场景等，都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开去的。

三　诗话式“诗”与“事”结合方式的应用

了解了话本小说散韵结合的外在形式之后，再来看早期话本小说的“诗”与“事”是如何结合的，也就是如何根据故事单元的划分与诗的结合来组合故事的结构方式。

从上述粗略统计来看，宋元话本入话诗词与入话构成了话本小说结构的第一个“诗＋事”单元，过渡语与诗词的组合构成第二单元，但是这两部分的“事”还不够丰富与齐备，多是由诗独当。正话的诗与事构成第三单元，最后的结局与篇尾诗成为第四单元，这两部的结合模式已经比较完善了。这四单元就是前面所述变文及诗话中诗与事（话）相合模式的转化。不过，话本小说中的诗与事（话）相合的频率更高。

如上所述《石点头·唐玄宗恩赐纩衣》的前面部分只有篇首诗词与入话，各故事单元与诗的组合并列行进、无附属关系，但是大多数话本小说兼具入话、头回，这两部分无论是截然分明还是合二为一，都只是正话的附属部分，因此二者的逻辑关系却不是完全连属的。同理，《清平山堂话本》的入话、头回尚且不齐备，因此故事与诗的组合还没有体现出前面部分与正话之间紧密的连属性。

体制形成中的宋元话本，兼备首尾的体制诗词，正文中引诗词也有外引、内引之分，既可满足体制之需要，亦可用之做叙事控制手段，粗具散韵结合体制的规模。同时，将诗话的“诗”与“事”结合方式应用于体制结构的安排与结构单元的划分，共同为宋元话本散韵结合体制的形成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