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7年，我应邀赴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在查阅傅斯年档案资料时，发现张自忠的弟弟张自明在张自忠将军殉国后致傅斯年的三封信。张自明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表示，将张自忠的有关资料送交给傅斯年，请其为张自忠写一个传记以表彰张将军的忠烈。傅斯年答应了此事，但由于时局动乱，傅斯年事务缠身，传记没有写出。傅斯年于1949年1月赴台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将有关张自忠将军的资料带到了台湾保存。经过交涉，史语所负责人同意把张自忠有关资料复印惠赠，档案多是张自忠将军书信手稿和殉国后有关人士的回忆、悼念文章，约50万字，手抄本400余页，资料上有傅斯年整理改动的痕迹。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回忆傅斯年的文章曾谈及此事，其中说：“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张自忠将军的胞弟，经人介绍拜访了傅先生，要求傅先生能为张自忠将军写一篇传记，以表彰他的忠勇节烈，此事当亦傅先生之极所愿为，故亦应承下来。在看过我的《陈亮传》印本之后，他又联想到此事，便提到要我帮他一起撰写，我当然也很愿意参与此事，所以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傅先生随即向我说道，比较难于处理的是张自忠由天津到北平，宋哲元让位给他，和他几乎陷入日寇的虎口，以后如何机智地从北平逃出诸事。傅先生说，是否可以参考关公为曹操所擒，困居曹营且为之立功诸事，但也觉得并不切合。在此次的谈话中，终未想出适当的处理方法，我就告辞了，且后来也仍然没有商谈何时动笔写作的事。”^[1]近几年，笔者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了一些有关张自忠的资料，今就其中两个问题进行说明，其一，二十九军在华北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策略问题。传统说法认为：二十九军在华北一方面与日本斗争，一方面受国民党政府排斥和牵制，需两方面交战。目前有资料证明，二十九军在华北与日军斗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全力应付日本人是总体抗日斗争的战略。1935年，蒋介石召见秦德纯所做指示更可以作为宋哲元、张自忠等人在平津所有行为的依据，秦德纯曾回忆说：“二十四年（即1935年）夏秋之交，作者奉蒋委员长自庐山来电嘱令前往，遵即专赴庐山，报告华北态势，并请示机宜。当时奉蒋委员长指示：‘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以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旋即返报宋将军，慎密进行，之后与日方表面上之酬酢往还，较前增多。此时国内外人士不明真象，本爱国爱友之心情，函电纷驰，责难颇多，既不能向其说明真象，只有苦心孤诣，忍辱求全，以待事实之证明。主持其事者的精神痛苦确达极点。”^[2]其二，张自忠是第二十九军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宋哲元的主要助手，他的主要行为是第二十九军领导集团的集体决定，分工实施的。“七七事变”后，张自忠去北平代替宋哲元坐镇北平是抗日战争期间，对日战争的统一战略，不是宋哲元、张自忠的个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