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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也就是1937年11月9日，夜里，丰子恺偕同长女——十八岁的陈宝悄悄回缘缘堂来取东西，主要是拿些书。他们把东西收拾在两个网篮里，却没有马上走，说：“到镇上看看去。”章桂便陪他们一起去。

镇上黑漆漆，静寂寂，没半个人影；只有一两条瘦狗趴在路口，见了他们，喑哑地吠一声。

他们心情沉重地走着。走到堰桥头，听得一家楼上有人在痛苦地喊叫，喊叫声在死寂的夜里听起来格外地凄厉。凄惨的叫喊声抓住了丰子恺一行，他们不忍心马上离开，便上楼去看看。到了楼上，只见一盏昏昏的油灯下，一个人躺在床上哀号。这人的腿被炸伤了，用布包扎着，血糊的一片。丰子恺他们当然帮不上忙，不忍久留，只好安慰几句便赶紧下来了。回到街上，心情是更加恶劣了，心想，不知道还有多少人遭此荼毒呢？于是不敢再巡视下去了，迅速回到缘缘堂。丰子恺父女取了东西，回乡下去了。

日子难挨，也就这么一天天挨着。一天深夜，章桂尚未入睡，他半躺在床上就着美孚灯看书。自从来丰同裕跟随丰子恺后，章桂养成了睡前看书的习惯。这时，只听房门外远远地有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起初，他以为来了小偷，神经骤然绷紧，一下竖起了身子。后来脚步声越来越近，在房门跟首停下了，章桂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咙口。

“笃，笃，笃。”是敲房门的声音。这声音不重，但在静夜里非常清晰。

不像是贼，章桂反而更加紧张。他壮起胆子问：“谁？”

没有回答。

章桂有点害怕了，提高嗓门又问一句：“是谁？”

还是没有回答。

章桂僵在床上一动不动。

正在惊疑之间，蓦地传来“砰！”的一声闷响，浑如有人砸了一把热水瓶。因为是静夜，这声音听起来格外巨大。它像一张膏药贴在了章桂的耳朵上，久久撕不下来。

章桂到底血气方刚，他乍起胆子翻身下床，举着美孚灯，打开房门出去看个究竟。可是退堂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墙上并排挂着丰子恺父母的两帧照片。章桂就想，莫非爷爷奶奶显灵，叫我们离开这里？

这是不是迷信呢？会不会是章桂一时迷糊发生的梦魇呢？但是章桂说他清醒得很，他没有迷糊，他在看书。章桂说，他也不相信迷信，但这是他实实在在的经历，的确不好解释。

第二天一早章桂去南圣浜了。不管怎么说，他要把这件事报告给慈伯。

章桂去南圣浜的上一天，驻扎在南圣浜的一位国民党连长对丰子恺说：“看来嘉兴是守不住了，石门也只好放弃。”他劝丰子恺还是远走高飞的好，说：“听说凡在日本留过学的中国人，日本人手里都有名册。他们一旦占领此地，就会来找你，要你出来当汉奸；你要不愿意呢，就有可能性命不保。”这样的流言和分析，听起来是怪吓人的。与此同时，马一浮先生从桐庐来信了。马先生在信里告诉丰子恺，他已由杭州迁居桐庐，住在迎薰坊13号。又询问石门湾的近况如何，可否安居。随信还附有一首油印的长诗，即著名的《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这信和诗给丰子恺一种伟大的力量，这力量要将丰子恺从故乡拉出去。现在又听章桂报告了这么一件稀奇的事情，几下里一凑合，丰子恺最终下定了外出逃难的决心。此行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大后方武汉，但是第一站，先去桐庐。

几天之后，逃难的船只问题也解决了。10月20日，丰子恺的族弟平玉带了他的表弟周丙潮来拜访丰子恺。周丙潮一向仰慕丰子恺，苦于无缘得识，这一回知道他在南圣浜避难，认为机会难得，就央了表兄平玉陪他来拜访。其间说起逃难的事，丰子恺说：“只要有一条航船载我们到杭州，之后就可以设法远行了。”周丙潮就说，在他们悦鸿村，要一条航船再加四五个船工到杭州，他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同时还要求说，如果可能，他和妻儿也愿意跟随丰子恺一家一起逃难。丰子恺当即表示欢迎。于是约定第二天上午，周丙潮放船来南圣浜。

送走平玉和丙潮后，丰子恺又找章桂商量。他说：“我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希望你能协助照顾，跟我一起走。”

章桂说：“我是愿意的，但总要得到我爸爸同意吧。”

丰子恺就说：“很好。那你马上回家，请你父亲来一趟南圣浜，我当面和他商量。”

章桂的父亲章占奎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听说丰先生找他商量事情，不敢怠慢，立刻放下手里的农活，跟儿子去南圣浜。

在蒋家的堂屋里，丰子恺对章占奎说：“我这一家十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出远门，我怕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所以想带章桂跟我一起走。”

章占奎搓着两只沾了泥土的手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

丰子恺说：“我会像待自己儿子一样待他的。你放心好了。”

章占奎又点了一下头，还是没说话。

丰子恺说：“将来太平了，我们回来，我一定还你一个完完全全的儿子。”

这回章占奎说话了，他说：“你带走他吧。”

丰子恺向章桂的父亲章占奎打了包票，把章桂带走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丰子恺的表态确是非常真诚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丰子恺带走章桂是带对了。不能想象，这一路要是没有章桂几个，丰子恺一家会是怎样一种状态。可惜，这世上存在太多的变数。八年之后，抗日战争胜利，丰子恺举家复员还乡，而困顿之中的章桂却留在了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