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出土古代人群骨骼的欧亚大陆西部特征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生物考古学的发展，古人类学界对欧亚大陆东部人群和西部人群之间发生混合和基因交流的可能性问题予以很大关注，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

吴新智先生曾致力于更新世古人类东西方之间基因交流问题的研究。他提出在中国古人类头骨化石上不但有能说明其形态继承性的特征，而且还具有能说明西方基因存在的特征。但是，由于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化石材料稀少，多数标本保存状态欠佳，加上在世界范围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尚未取得共识，我们对此暂不予以讨论。

与上述情况不同，考古发掘发现的全新世遗址古代居民遗骨数量较多，年代相对准确，保存相对完好，从中可以提取出更多的关于古代人类的信息。近一万年来，有部分具有西欧亚特征的居民进入现今中国境内，并与当地人群发生过接触和融合，这一观点已被多数学者接受。但是，对东西方人群交流的地域和程度以及具体情况，人类学界和考古学界至今仍然缺乏比较明晰的总体认识。

韩康信先生认为，如果西方人群向中国和东亚大陆运动，其最可能的通道是由南西伯利亚流向中国北方。根据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的调查，从“阿凡纳羡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到“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无论是铜石并用时代还是铜器时代的文化，其墓葬出土的人骨都具有明显的欧亚西部人群的特征。有的学者把他们称为古欧洲人类型。根据俄罗斯和法国等国遗传学家对阿尔泰和南西伯利亚从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4世纪库尔干墓人骨的DNA检测，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与印欧人直接相关的欧洲系人群就大量移居到这一地区。从南西伯利亚和蒙古南下的早期游牧民，可能是中国境内人群最早接触到的白种人，但现在尚缺少比较直接的人类学证据。

最有可能流入西方基因的另一地区是新疆。新疆紧邻苏联中亚地区，而中亚地区的青铜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系紧密。在最近的30年内，考古工作者从新疆地区不同地点的古代墓葬中发掘了大量人骨。根据韩康信等的研究，西方人族群进入新疆境内的时间主要在汉代以前，而其东进的地理界限大致在新疆的东部和甘肃的西部之间。因为无论在河西走廊地区还是青海境内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乃至更晚时代的大量古代人骨，迄今都没有发现类似新疆境内西方形态的类群。由此看来，根据已有的骨骼人类学形态调查和研究，还难以证明在汉代以前有相当规模的西方人群东进到黄河流域。根据中国的人类学资料，在秦汉以前的中国地区，具有欧洲形态的人群向东扩展的地理界限也大致在新疆的东部和甘肃的西部。这一结论，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质疑，但总的来说，为国内外考古学界和古人类学界基本认同。

有关安阳殷墟祭祀坑人骨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C. S. Coon认为其中有白种人的头骨。主持殷墟发掘的李济先生根据部分头骨测量数据的变异度比较大，也认为可能存在异种种系的成分。杨希枚先生对近400具头骨进行了测量分析，于1976年发表论文，认为可以从中分离出2具“白种人”头骨。韩康信、潘其风二先生重新分析了这些资料，认为在殷墟祭祀坑人骨中可能存在蒙古人支系的不同类型，这两具“白种人”头骨只是华北地区古代人骨同一种群的个体变异而已。代表当地居民的殷代中小墓人骨的研究也证明，他们具有非常明显接近东亚类型的特征。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桓晨博士在2012年通过的博士论文中报道：从河南省偃师商城遗址采集了33例古人样本，成功获取17例个体的mtDNA高变区I序列，并结合高变区I和编码区信息将这些样本划分至D、G、A、M8、M∗、B、F和Z共8种不同的线粒体单倍群。偃师商代人群高变区I序列的变异模式、单倍群类型与频率分布、共享单倍型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等分析结果均显示该人群主要与东亚人群接近，尤其是东亚东部和中国北方汉族；群体多样性分析、人群内部的遗传结构和历史动态分析表明偃师商代人群是一个曾经经历过人群扩张的高遗传多样性群体，具有商代早期人群的代表性特征。

为探明商代早期人群的可能来源，桓晨博士的论文对同处于青铜时期的古代人群进行了线粒体单倍型主类群类型及分布频率的比较，结果表明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青铜时期，新疆地区存在西部欧亚人群谱系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并未向东影响到我国中原及北部地区的人群。二里头夏代人群、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遗址人群与偃师商代人群遗传结构相近，且对偃师商代人群有遗传贡献。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临淄发掘了大量两周至秦汉时期的墓葬，采集了大批人骨。1994年，中日两国学者合作进行了有关这批人骨的形态测量、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合作研究中遗传学研究所用材料是临淄地区出土的两批人骨：一批是出自乙烯遗址的距今2000年的汉代人骨，另一批是出自两醇遗址的距今2500年的春秋时代人骨。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学者王沥博士和日本学者植田信太郎等，对2500和2000年前以及现代人群mtDNA185bp序列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发表论文，认为2500年前山东临淄地区齐国居民为European-like（近似欧洲人）,2000年前的临淄人群则表现为现代欧洲人和东亚人群的中间类型；过去2500年内中国北方人群母系基因库发生了由欧洲类型向东亚类型的替代。文章发表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姚永刚博士等利用上述数据加上山东青岛、泰安及一系列现代中国人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在新疆、云南、辽宁、陕西、山东等地的人群中找到了近似于2500年前临淄遗骨遗传数据的样本，不支持王沥等的推测。同时，姚永刚、张亚平又发表论文，指出王沥等一方面推测过去2500年内，我国北方人群基因库发生了由欧洲类型向东亚类型替代；另一方面，他们又发表其他论文，认为东亚不同地理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存在较大的同源性，并把这种同源性归因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人口的扩张。显然这两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姚、张的论文认为山东古代群体的遗传结构总体上和我国南方人群相似性较大。

2006年，Casey Bennett和Frederika A. Kaestle发表论文，对临淄出土人骨重新进行分析。他们不同意王沥和姚永刚等人的结论，认为2500年前的临淄人既非像前者所主张“近似欧洲人”（如该项研究所说的土耳其、芬兰、冰岛），也不是如后者所说与中国南方族群相似度较大，而是与从公元前1千纪开始就分布于东欧至中国北方的伊朗语族群比较近似。更准确地说，是与卡拉苏克（Karasuk）文化的居民以及塞人接近。由于临淄地处中欧亚大陆东部，结合史籍记载和考古学、语言学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较大。

近来还有学者对姚、张两位所主张的临淄古代居民接近南方人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2500年前的临淄族群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今天山东人的组成，古今差异并不很大。正如有人已经指出：问题主要出在取样上。古人聚族而居，墓葬中的人可能关系紧密，再加上取样数量有限，这些古DNA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时人口的整体遗传面貌，确实是有疑问的。王沥博士等在进行这项研究时，国内外对人类mtDNA尤其是东亚人的遗传和地区变异缺乏比较深入、全面的认识，也容易造成失误。但今天重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因此要使这一问题得到彻底澄清，也是相当困难了。

实际上，线粒体DNA和常染色体基因研究都表明，东亚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属于蒙古人种类型。金力、宿兵和张亚平等先生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现代中国人来自非洲，主要由南向北迁徙。但东亚的新石器文化是本土起源的，与东亚旧石器文化一脉相承，因此可以认为蒙古人种类型的居民创造了东亚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奠定了中国和东亚文明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东亚人群就是清一色的蒙古人种类型体型。随着历史的发展，西北地区不断有高加索成分进入中原，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些成分也很可能飘落到各地，如中国北方人中，据金力先生估计，可能有5%左右其父系祖先来自中亚或西亚，是高加索类型人群的后裔，但这并不能代表这些族群的原初成分。著名的隋代虞弘墓尸骨mtDNA研究表明虞弘本人源自或来自古老的印欧人血统（Haplogroup U5），其妻则为东亚土著（Haplogroup G）。但这绝不意味着山西的人口遗传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为这只是一个个案。弄清楚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对于未来的中国古代人类基因研究是很重要的。

又如中国的回族，根据杨志玖、陈得芝等先生的研究，元代回回的民族成分主要是中亚、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元朝政府的户籍和其他官方文书上都归为“木速儿蛮回回”，“木速儿蛮”是波斯语musulmān的音译（阿拉伯语作穆斯林即Muslim），这可能是回族形成的标志。一般认为，回族形成的时间始于元、明时期。回族以伊斯兰教为共同信仰，以汉语为共同语言，但在他们的遗传结构分析中，可能出现西部欧亚的成分，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甘肃省的东乡族在语言上隶属蒙古语族，但根据东乡人群和其他参考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群数据所绘制的多维尺度分析图、树形聚类图、主成分分析图以及网络结构图分析结果显示，东乡人在遗传结构上更靠近中亚人群，而与蒙古人群距离甚远。因此，中国西北地区东乡人群的父系遗传成分主要可能源于中亚地区操突厥语及波斯语的人群。东乡族的这种父系遗传来源与其语言分类的不匹配，说明他们的祖先应是蒙古族在语言、文化上同化了的中亚人群。

最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的张银运、刘武、吴秀杰三位先生发表论文，对3800—1200年前生活在新疆、青海、宁夏以及河南安阳殷墟的11个古代人群头骨呈现的“西方特征”进行检测分析，认为至少在2000—3000年前，“西方基因”已经在我国多个地区人群中存在，并不受前述韩康信先生研究所提出的地理和时代制约。笔者以为，韩先生的研究是针对公元前2000年至秦汉时代，亦即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地区而言的，与张先生等的研究并不矛盾。张先生等的研究意在支持吴新智先生主张的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特别是中国早期现代人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而产生的理论。但从时间上看，这一研究与吴先生所说的早期现代人根本不是同一研究对象，因此并不足以对吴先生的理论提供任何支持和证明。

（原载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7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