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认识到中国古村落和传统民居空间的价值，后人对先人的生活智慧就应抱有一份尊重和敬畏，现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有自己的血脉和渊源。基于这样的敬畏和尊重，国内外学术界的敏锐之士早就开始了相关研究。
国外学界对中国传统民居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伊始就把其置于比较的视野
，注重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作为文化精神符号的民居空间进行了不同维度和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开始关注民居空间的主人。其中，美国英年早逝的著名批判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的研究虽然跟中国民居空间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其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无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也是本课题的重要理论来源。该书对当时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于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作为宏大理论家，他们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对真正的问题缺乏踏实感受，他们的文章的不现实性非常显著。这样所产生的一个特征是：在我们看来，对细节进行随意的、无休止的修饰，它既不能增进我们的理解，也不能使我们的体验更易于感受。从而，这种情况暴露为他们在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时，有时故意规避明白晓畅的行文。”米尔斯对抽样调查提出了质疑，因为通过某些复杂方法处理调查数据，不管它们怎么复杂，仍只是对已知数据的分类而已。其言下之意就是，这样的抽样调查跟民众的生活世界还是有距离的。总之，“就实践而言，由于宏大理论表现出的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以及抽象经验主义所表现的形式的、空洞的精巧，使得人们确信，对于人类和社会，我们还知之甚少”。对思考与观察的反思是米尔斯批判社会学的起点。思考什么，观察什么，以及思考与观察的联结是什么，这些都将成为我们继续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源和理论参考。
传统民居空间是社会器物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处于激烈变革年代或转型阶段时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概而言之，国内传统民居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建筑学对传统民居的研究。其一，以建筑本体为主体的研究。如最早关注中国传统民居空间的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等学者的研究；当代对古村落居住空间进行深度解析的段进等学者的研究。这类研究强调研究对象“器物”的存在层面，即居住空间“是什么”的问题。其二，以民居与其他相关元素之“关系”为主体的研究。如从民间文化视角研究宗法、禁忌、习俗、风水等对民居形制所产生的影响，此方面的学者如王其钧和陈志华，而刘沛林和吴良镛分别从人居空间和人居环境切入问题域。这类研究强调居住空间与古村落“为何是”的问题。
第二类是社会学对传统民居的研究。一是城市化视域下的村落研究。在村落城市化过程的链条上，社会学已经有众多不同类型的散点研究，如毛丹对“尖山下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南景村”的研究，折晓叶对“万丰村”的研究，王铭铭对“美法村”和“塘东村”的研究，陆学艺等学者对“行仁庄”的研究，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文军对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牵涉到传统居住空间的延传或转移问题。二是新农村建设视域下的居住空间认同研究。新农村建设重构着中国传统乡村居住空间的视觉图景，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无法回避中国传统民居空间的重构和认同问题，如曹锦清对黄河岸边河南乡村的观察和思考，周运清对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居住质量的调查和研究，贺雪峰对重建农村公共生活之于新农村建设重要性的强调，李斌用社会学方法对传统住房习俗进行的研究等。
著名学者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美的历程》里，就从实践理性视角透视中国艺术，也包括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研究。实践理性与情感本体是李泽厚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中国人情感中浸透着理性之美。“所有这些特征也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出现在以抽象的线条、体积为审美对象的建筑艺术中，同样展现出中国民族在审美上的某些基本特色。”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处来看，方形或长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在那时便已开始，它们最终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中国主要建筑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从而，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在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中，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
李泽厚还认为中国建筑“不重在给人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它不是一礼拜才去一次的灵魂洗涤之处，而是能够居住或经常瞻仰的生活场所。在这里，平面铺开的建筑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复杂多样的楼台亭阁间，在这个不断的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和谐。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在这里占着明显的优势，排斥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构成许多宗教建筑的审美基本特征”。中国文人建筑追求“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美学意境。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刺激了建筑艺术的发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出人意料，可以引起更多的想象和情感。中国传统民居空间其实一直受到精英文化的影响，民居建筑空间所包蕴的情调、审美及实用理性就是显例。进而言之，民间审美也是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泽厚研究的独特视角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我们再回到古村落保护的研究上。古村落保护遭遇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不应该被忽视却最终未能引起注意的就是古村落主体即村民的居住空间认同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认识到对古村落的保护不应仅仅是对“物质化”村落的保护，而应该是将古村落作为一个整体，去保护在村落中世代繁衍的村民们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习俗风尚、行为准则，等等。然而在这样的共识之下，依然鲜有学者意识到，古村落在现代社会遇到的真正的生存危机，正是这个被作为保护对象的“生活世界”的主体——古村落村民认同感的流失。这些古村落村民一方面对庇佑了他们祖祖辈辈的村落怀着赤子般的情感，对传统的生活世界有着无限的眷恋，另一方面又被城市繁华舒适且便捷的时尚生活深深地诱惑着，尤其是在与外面世界的交往中，他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不断地遭遇滑铁卢。所以才会有古村落村民对艳羡其生活的专家或研究者说，“你说我们这里好，你来这生活，我们换一下”。至少对笔者而言，古村落再好，让我在那生活一周还差不多，若余生都在那里度过，我肯定不愿意的。这是否意味着作为他者的研究者的虚伪？“虚伪”可能言过其实，但其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是故，在古村落保护实践中会出现村民与开发商结成攻守同盟的局面，也就不那么令人匪夷所思了，本应成为古村落最前沿的保护者却蜕变成了破坏者的幕后推手。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古村落实施保护开始，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古村落保护日渐增多的投入并未能阻挡碾压这些古老村落的车轮，古村落及其所承载着的与现代化有一定差异的传统文化形态依旧被蚕食着。古村落里年轻的一代被充满着时尚和机会的现代化都市吸引去了，只留下老弱病残或缺乏城市谋生技巧的村民，老巷子里弥漫着潮湿的记忆和凝视的眼光。
作为一种较为原始的人类聚居方式，村落保留了大部分的人类文化基因，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重要的研究对象，而古村落常因其特有的“文化标本”属性受到更多的关注。国内古村落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建筑学主要面向古建筑、古民居进行的以“物”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二是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关注古村落文化生态、文化空间的研究。然而，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加剧，建筑学对古村落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关注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把目光投向村落建筑与人聚空间。1992年，基于对浙江省永嘉县楠溪江流域古村落的实地研究，在台湾《汉声》杂志的支持下，清华大学陈志华等人出版了三册《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特辑，不仅从建筑学的角度对古村落的建筑和村落规划做了详尽的研究，还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古村落的乡土文化。两种方向的研究体现出相互一致的价值观，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提出的许多对古村落进行保护的措施和方法也都有相互渗透的现象。
刘沛林于1997年出版的《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是国内最早研究古村落的专著。1999年6月，第一届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研讨会召开。此后，古村落开始真正受到重视，大量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其态势如图0-1所示。
图0-1 近年我国古村落研究论文增长态势
图0-1是在CNKI系列数据库中以古村落为篇名和主题进行文章检索所得到的统计结果，其中包括少部分非学术性文章。截至2013年，共有期刊发表文章1288篇，学位论文167篇，会议论文100篇。从此图可以看出，古村落相关研究成果始终保持着增长态势，尤其在2006—2007年后，甚至形成了一种白热化的局面。在这些研究中，对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问题关注最多，成果颇丰，争论也颇多。基于不同学科间存有差异的价值诉求，对同一研究对象的理解往往也大相径庭。建筑学、旅游管理、地理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科趋向于将古村落作为一种可供开发的经济资源，对其所产生的价值往往以经济收益去衡量，认为保护与发展等同于开发。民俗学对于古村落的研究与上述学科不同，它所关注的古村落包含了村落民俗发生及发展过程的整个村落历史，是村落里所有民俗事项相加的总和。民俗学视野中的古村落保护，绝不仅仅是让古村落作为一个“看上去很古旧的村落”之存在，而是要保留古村落“真正的气息和神韵”。陈勤建认为：“古村落（镇）的保护，不光是修缮几栋物态的，具有历史风貌的房屋、庙宇、街道，更主要的是维系和延续原住民的非物态的生活流：固有的生活方式、生活记忆、生活智慧、生活风尚。”
概而言之，古村落保护的是传统生活，人居空间因为传统生活才和谐、有情调，才值得延续；这样的古村落因为别具特色的民间建筑和空间景观，又拥有了潜在的旅游资源，古村落可以在旅游产业开发中加以保护。这些研究给本书的写作带来许多启发和参考，此外，笔者在此还想做进一步的辨析阐述。在一个文化相对多元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所认可的生活，像美国现今生活在费城郊区的德裔群体Amish人，他们依然固守传统的生活方式，仿佛现代化的生活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拒绝使用电灯电话等现代化设备。虽然费城的超市销售着Amish的农副产品，但丝毫影响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另外，外面的世界也没有给这样的居住群体施加过多的生存压力。这样的生活情境是否适合中国的古村落保护，却另当别论。
没有人可以置身于社会之外，问题是每个人在社会中身居何处。尤其是当民众的生活世界弥漫着“高大上”的现代化生活设施和房地产广告时，很少有人能岿然不动，依然故我地享受中国古村落里的慢生活。所以说，呵护传统生活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简直是不可救药的一厢情愿，保护古村落更是难上加难；古村落居民只用一个简单不过的问题就足以让研究者或调查者“熄火”。忽略甚至无视古村落主体诉求的研究无疑近乎纸上谈兵。其次，把古村落视为旅游产业可能也是剑走偏锋，将改变古村落日常生活的生态，最终使古村落“国将不国”。Amish群落就特别不喜欢日常生活被游客凝视。个体的人是在社会中被塑造出来的，甚至是由社会灌输出来的——自然，这里的灌输是借助于各种手段或媒介。请允许笔者再次援引C．赖特·米尔斯的观点：“在腺体和神经系统的泛泛限制下，要理解恐惧、憎恶、爱恋和仇恨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情感，必须密切而持续地参照人们体验并表达这些情感时所处的社会生活历程和社会情境。在感觉器官的生理机制的泛泛限制下，我们对物理世界的感知，我们所辨别的颜色，所知道的气味，所听到的声音，也都是由社会形塑和规定的。人们行动的诱因，甚至不同类型的人对这些诱因一般所了解的程度不同，也都要根据某个社会中流行的有关动机的词汇以及这些词汇在社会中的变迁和混杂来理解。”“这些词汇”是谁铸造出来的？有关民居空间和古村落词汇的出炉是否跟房地产开发商有关？新词汇的出炉与传统表达的延续，都或多或少标识着时代的变迁。这些问题都能拓展我们的研究视域。米尔斯又进一步论述道：“完整的理解需要我们把握好这些个人化的环境与更宏观的结构框架间的相互作用，需要我们考虑到这个框架的变迁以及它对个人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米尔斯还提出过一个颇为有趣的概念，即不同社会中“占据主流的童年时代”。童年时代所经历的东西对人类成年后的生活体验至关重要。那些积极为古村落保护奔走呼吁的专家学者，除去学术上的敏感和良知外，其动力还源自“占据主流的童年时代”之生活记忆。在人类童年时代的生活历程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潮流或生活文化会影响其终生。因此，从年龄层次上去划分不同的社会群体，而后去考量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应该很有意义。类似成功的研究案例当属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