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弃笔从戎的选择

外公经常说，他的大哥（我称呼他为“大爹”）是家中的“麻烦制造者”。作为家中的长子，大爹名义上虽然过继给了叔父家，但实际上读书、结婚都由自己父亲一手操办。从小念私塾，后来又去武汉念书。念书期间正值武汉沦陷，大爹和同学在路上不知如何与日本兵发生了冲突，被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之后，大爹便一心想要从军参加抗日，之后便考入了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毕业后他进入戴笠的军统特训班，后调去东北锦州警备司令部，做了份文职工作。外公曾看到他摄于沈阳的照片，背面写着“举目无亲”四个小字。

解放战争期间，大爹随着部队一路由沈阳败退到上海前线。部队规定，营级以下人员集体乘船到台湾，对营级以上的干部则发放路费，由其自行前往台湾。那时大爹并没有选择跟着部队及时撤退。大爹在武汉读书期间，曾很受葛店高中的创办人张老师的器重，和张老师的大女儿也彼此欣赏爱慕。但当时他在华容老家已有一位父母包办婚姻的原配妻子。国民党战败后，他没有立即退往台湾，而是从上海回到老家，想要带着张家大姐一起走。可是回到老家后，张家大姐劝他一起去报考设立在新洲仓埠的革命大学，投靠共产党；而家中的父亲则要求他带着原配妻子前往台湾……这样一来，大爹便被拖住脚步留在了老家。在父母的施压下，他和原配妻子和好，还生下了长子，取名正光。

内战结束，大爹留在了大陆。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镇压反革命的风暴便席卷而来。大爹很快被抓进监狱，判了死刑。外公时常能清楚地回忆起大爹被抓的那天晚上，村里的干部们在农会主任家中开会，外公当时还小，躲在门外偷听。那天正好是他们小学校长夏元被枪毙的日子，外公听到会议中有人提议：“西房的夏元已经毙了，那东房是不是应该也毙一个？夏奇（大爹）是不是也应该枪毙？”外公听到这儿，立马赶回家报信。家里的女人痛哭不已，太外公和二爹则沉痛地开始商量着如何拆掉家中门板打一口棺材，准备收尸。万幸的是，到了第二天居然平安无事。大爹的死刑也改判成死缓，后来又改成无期徒刑，大爹被送往沙洋农场劳动改造。直到“文革”前夕，因为患上了肺结核，大爹被假释回家养病，一直与家中最小的弟弟（六爹）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