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这家企业里年纪大一些的几个成员都坚持要安森在今年夏天出国走走。他们说，他在这七年里几乎没有旅行过一次。他精神颓废，需要变换一下环境。安森拒绝了。

“我要是去的话，”他说。“我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真是荒谬，老兄。三个月以后，你会回来，这种闷闷不乐会完全消失的。而且跟以往一样健康。”

“不，”他顽固地摇摇头说。“我一停下来，就不会回来工作了。如果我停下来，那就意味着我已经放弃了——那我就完了。”

“我们就在这上面冒险试试吧。如果你高兴的话，可以待上六个月——我们不怕你会离开我们。唉，如果你不工作，你会感到难受的。”

他们为他的旅行作好了安排。他们喜欢安森——每个人都喜欢安森——他所起的变化已经使办公室里笼罩着一种阴郁气氛。总是能促进事务的那种热忱，对待他的同级和下级的那种体贴，他在场时的那种鼓舞——在过去四个月里，已经被他那剧烈的惶惶不安融化了，变成一个四十岁的男人的大惊小怪的悲观主义。在他插手的每一笔交易上，他只会拖后腿，使事情更加难办。

“我要是去的话，我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说。

他上船前三天，波拉·莱金德尔·海吉尔蒂死于分娩。那时候，我常跟他在一块儿，因为我们一起横渡大西洋。自从我们交朋友以后，他这是第一次对他的感觉只字不提，我也没有看到他流露出丝毫的情感。他怎么也摆脱不掉的一个主要念头是，他已经三十岁了，他会把话锋转到那上面去提醒你，然后又一声不吭了，好像他认为那种陈述可以引起一连串的想法，这就已经足够了。像他的那些合伙人一样，我对他的转变感到惊奇，当“巴黎号”开航，进入介于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水域，他把他那个天地留在后面的时候，我感到高兴。

“喝点儿酒怎么样？”他建议。

他们怀着启程的日子所特有的那种不顾一切的心情走进酒吧间，要了四杯马丁尼酒。喝了一杯鸡尾酒，他就有了转变——他突然凑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膝头，他那欢快的情绪是我在好几个月中第一次看到的。

“你瞧见那个戴红色苏格兰帽的姑娘没有？”他问，“那脸色红红的、有两个警察赶来向她告别的那个。”

“她长得漂亮，”我表示同意。

“我在事务长办公室里查到她，发现她是一个人旅行。再过几分钟，我要下去找乘务员。今晚我们要跟她一起进晚餐。”

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我，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已经跟她两人在甲板上来回散步了，用他那清晰有力的嗓音同她说着话儿。她的红色苏格兰帽衬在钢绿色的海面上，是鲜艳的一点，她时不时地甩一下她那短发，抬头看他，带着快活、好奇、期待的神情微笑。在进晚餐的时候，我们喝了香槟酒，大家都非常高兴——事后安森怀着感染性的兴致打落袋弹子，几个看见我和他在一起的人问我他叫什么名字。在我去睡觉的时候，他正跟那个姑娘一起坐在酒吧间的一张长沙发上有说有笑着呢。

在旅途中，我看到他的次数比起我希望的少。他本来打算安排一场四人击球戏，可是找不到人，所以我只在就餐的时刻见到他。不过，有时候，他会在酒吧间里喝一杯鸡尾酒，他告诉我有关那个戴红色苏格兰帽的姑娘的情况，以及他跟她在一起的种种奇遇，说得离奇而有趣，他是有办法这么做的，我很高兴，他恢复了正常，至少恢复到我所知道的他的正常情况，因此我也感到自在舒适了。我想，只有在有人爱他，像锉屑被磁石吸住那样依恋着他，帮助他表白自己，答应给他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才是幸福的。答应给他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许答应给的是，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一些女人，她们会把她们最灿烂、最美好、最珍贵的时刻用来培育和保护那珍藏在他心里的优越感吧。

文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