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性别批评理论研究已是美国学界的“显学”，然而在时下的讨论中，它更多是被当作一块新开辟的学术领域，而忽略在兴起之时它所肩负的历史和政治使命。自20世纪60年代，甄别文本的性别盲点这一政治使命是连接美国性别批评家们所有努力的铰链或内核，并体现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著述之中。70年代，批评家首先将注意力投向文学文本的性别歧视，并声讨一份属于女性的文学史，继而建构女性批评学。90年代，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理论极富挑衅性的“介入”，制造了“性别麻烦”。对性别“自然性”的质疑之辩改变了我们思考性别伦理和言语行为的方式。性别批评试图用消解性别取代女性批评。21世纪初，面对“9·11”事件之后的现实暴力，性别批评的触角延伸至政治伦理批评领域，借由分析人类生命脆弱的特质，试图为惶惶不安的赤裸生命正名，为激进的性别政治提供伦理基础。
本书以溯源、重构和瞻望为基点，回顾了美国文学批评的性别缺憾的源头，从而把握性别作为一种批评理论的形成机制、成长历史、社会背景和研究方法，并论述它的政治意蕴和思考理路，尝试挖掘美国性别批评理论的整体意义和发展态势。总的来讲，对于这一学术空间的勘定、缔造和推进，美国文学批评家伊莲·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和批判型知识分子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功不可没。在美国，但凡涉及妇女运动第二波之后的美国的女性文学批评和性别理论，肖沃尔特和巴特勒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家。肖沃尔特所构建的“女性批评学”和巴特勒对性别问题的哲学式“介入”是美国性别批评理论的两个重要源头和文献。因此，批评实践成为依托两者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是本书的立论基础。
伊莲·肖沃尔特是美国女性主义文论界的重要批评家之一，她的著述自出版之日起，一直备受理论界关注。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荒野”的开拓者，肖沃尔特把性别作为确立文学分析的一个基本要素，增加了文学批评的性别维度，揭示了父权文化及其权力机制运行过程中对女性写作的误读和压抑，挖掘出暗藏在男权中心文化之下的连贯的女性亚文化潜流。不论“女权批判”还是“妇女中心批评”，坚持用女性经验作为一种群体阅读的策略始终是并且至今仍是肖沃尔特坚持的批评立场。它打开了诠释女性、妇女文学史、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新视野。肖沃尔特的“女性批评”理论，照亮了以往的盲点与不足，尽管她在重塑文学批评的同时也显露出为后来研究者所见的盲点和不足，肖沃尔特都以她对女性、对文学的思考提出了应对的措施。笔者认为，肖沃尔特的女性诗学及其理论在文学及其理论之间、文学与非文学之间、不同的方法和意识形态之间进行着积极和不懈的越界思考，并努力促成不断往来的互生关系。因为无论文学经验如何受制于各种文化力量，肖沃尔特的女性诗学总会以其性别独特性和差异性赢得地位。她对书写女性集体经验的坚持，或许能够为当下较为落寞的女性主义文论提供某种启示。
朱迪斯·巴特勒是后结构主义批评的关键人物。她的理论涵盖多个学科，包括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理论等等，正如巴特勒本人所说：“把我自己放进一个身份类型中，我就会去反对它。”因为巴特勒对任何确定的身份都怀有一种本能和学理上的厌恶，而也许正是这个酷儿理论先锋式的厌恶，促成了她持续不断地探讨和征讨身份和主体性的塑形过程，语言和行为的操演性，伦理和政治的互动关系。世纪之交，她打开了超越性别的二元维度，彰显解放伦理的可能性，用以发展一种不以传统道德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为基础的伦理样态。虽然巴特勒写作的文化社会语境与当代中国有所差异，但她提出的诸多洞见对中文语境下的中国学者仍有借鉴价值。
作为介入的他者，巴特勒在当代学术思想和政治实践中所进行的有意义的“差异”重建工作留给我们很多思考。[1]巴特勒从后现代哲学思想家那里获得思考的灵感，从社会边缘人汲取思想的活力，她关注社会底层的身份认同问题、关注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力，自觉担负起“批判型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提出知识版图中遗留的“非正义”的政治-伦理诉求。她的“他者单语”发声系统正是留给目前我国知识分子需要克服学院派学术研究与政治生活脱节现象的启示。文化批判的责任之一应当是让自己的学术论战参与当下的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活保持相关性，对未来文化研究走向保持前瞻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不同文化研究的群体自身的政治自觉也是向终极价值、生命理想、神圣正义再度出发时应该怀抱的精神关怀。
笔者选取这两位批评家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希望把她们作为具有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的研究个案，以此为中心向外扩展，深入开掘，力求勾勒美国性别批评理论的大致脉络：即，从文本向文化不断深化、从批评实践向理论探索过渡，以及由文学研究转向理论话语的发展过程，并尝试回答性别批评是如何吸收后现代文化之精华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批判实践框架的。本书力图通过再现以肖沃尔特和巴特勒为代表的美国女性批评家所处的历史、社会和理论语境，并由此走进她们的“问题意识”，重新召唤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性别意蕴，以揭示性别批评在形成时所体现出的政治相关性，从而为当下性别批评理论发展的本土化进程提供启示。
同时，笔者在以下方面期许性别思考在文学批评的建构和理论论辩中有所为。其一，“重返肖沃尔特和巴特勒”有利于加深对性别批评研究出现的历史背景、政治动机、思考理路以及批评方法的了解。在本书看来，美国的性别理论研究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政治伦理批评和思辨的气息，它的兴起和美国妇女运动以及文化政治事业有密切关联。其二，近些年来，虽然有关性别批评的著说在国内得以引进和译介，但被曲解为又一种风行的学术时尚，由此可能导致“去政治化”或“形而上学”的可能，这让学者忧心不已。本书通过回溯性别批评的源头，重申性别批评的政治性、批判精神和现实介入能力，有利于重构中国本土文化生态和社会秩序的事业。其三，有利于辩证地评价当下我国性别文化发展现状。性别文化的勃兴是当代中国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作为影响力不断增加的大众文化之一，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是“无病呻吟”或“文化失范”的表征，而巴特勒却将其看作文明进程中令人称道的成就，这一积极立场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
是为自序。
王楠
京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