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学积淀

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诸多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不仅促使妇女文学研究课程在大学开设，而且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女权运动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学术延伸，女性主义批评逐步兴起。批评家站在女性读者的位置上，用属于女性自己的眼光和嗅觉重新阐释以往作品，论述文学作品对妇女的描写，并加深文学理论探讨的深度和广度。西蒙娜·德·波伏娃对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讨论可以算作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声。《第二性》（1949）中除了揭示性别的人为塑型色彩和探讨一系列“男支女配”的文化现象外[28]，还从五个男作家文本中检视由男性幻想制造出的“女人神话”。这本著作的问世对20世纪后半期的几代妇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甚至成为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思想指南”，其中波伏娃对男性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述，直接引发了60-70年代美国文坛对男性文本中清算“妇女形象批评”的高潮。和波伏娃一样，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先驱玛丽·艾尔曼（Mary Ellmann）在《想想妇女》（1968）一书中悉数当代（1950—1960年）小说中10种女性性征的偏见。[29]她用迂回和讽刺的论调拆解这些被戏剧化的妇女形象背后的性别类比逻辑。如女人的身体被预设为“柔软”和“圆润”，那么对应的女性性征就应当是“柔软的身体，柔性的思想……头脑中，一切都是流动和下陷的，坚固的地面是男性性征，而大海是女性性征”。[30]艾尔曼从这些女性性征偏见出发，提出了“菲勒斯批评”原型的观点。她从文学文本中找到女性本质和文化间的线索：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性别（sex）和取决于社会规范的行为意义上的性属（gender）。她的这本著作也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在80年代后期兴起的性属研究中较早的尝试。用珍妮特·托德（Janet Todd）的话说，这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初呐喊“找到了一种女性表达风格，而非对具体经验的选择，并且她看到这种风格提供了用来拆解男性评判标准的具有颠覆性的不同视角”。[31]

一旦“风格”形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便开始赋予文学文本性别化阅读一系列尝试。凯特·米利特的影响最为瞩目。《性别政治》中第三部分“性别在文学中的反映”成为惊世骇俗的言论。书中她对三个男性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和让·热内（Jean Genet）小说中的性行为描写的论述和对这些场景中男性作家厌恶的女性形象的提炼，令人拍手称快。波伏娃把权力和政治的概念转接到两性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样私密和个人的空间，揭示个人的活动和控制外部世界的隐形规则。这部讨伐两性关系的政治宣言，第一次把社会和历史互文本放入文学文本的研究中，这在当时以“新批评”为主导的文学批评界是难以接受的。但如陶丽·莫伊（Toril Moi）看到的：“历史和文化互文本必须作为恰当理解文学作品的研究要素，这个出发点也是所有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共识。”[32]

进入70年代，随着与妇女研究相关的800多门课程进入高校课堂，“为提高女性意识而阅读”的文集在批评界出现。如1973年，由玛丽·安·弗格森（Mary Anne Ferguson）编著的《文学中的妇女形象》（Images of Women in Literature）共收入36篇作品，引发关于文学作品中妇女形象和妇女“原型”话题的论战。弗格森归纳出贤顺之妻、温良之母、强悍妇人、淫荡妓女、男人玩物、老处女、新女性等固定“形象”，并按女人的性征和类型得出天使、女神、巫婆、狐狸精等“原型角色”。弗格森的女性“审查”不仅为处于男权文化中的女性树立了一面自省的“镜子”，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份重新审视集子中作品的框架和甄别男权文化中“厌女情结”的批评范例。另外一部女性主义批评文集《经验的权威：女性主义批评文集》（The Authority of Experience：Essays in Feminist Criticism, edited by Arlyn Diamond and Lee R.Edwards，1977），转换了妇女形象批评的笔锋，不再满足于对作者描述技巧和某部作品的观点，取而代之，转为衡量文学现实和历史/个人感受现实的差别。这本书的贡献在于调整了读者的阅读预期，重新解读如乔叟、莎士比亚、多罗西·莱辛、凯特·肖邦等作家作品。让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中所建构的自我意识和在生活中被认可的角色之间建立联系。这本论文集使得一直被贬低和忽略的女性作家作品，如凯瑟琳·安·波特、肖邦和印第安裔女性文学文本，获得在“经典”批评等级中同样重要的一席。

美国文坛最为敏感的“经典”问题，也成为女性主义批评家诟病的中心。许多妇女作家和作品成为经典，被选入必读教科书和经典著作的选读中。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古芭合编的《诺顿妇女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于1985年出版，这部女性作品集的巨著（2457页），收入的作家作品之多，年代之全，迄今未见超过。在塑造“女性自我意识”、将女性文学纳入英美文学的“经典”等方面，意义非凡。[33]《诺顿妇女文学选集》把女性的写作历史作为一条线索，进行梳理和评述。这种叙述虽然带有“修正”的痕迹，但书中精心勾勒出带有“女性经验”的集体书写轨迹，体现了性别“差异”的女性论说模式[34]：作为“女人”的特有“经验”促成了女性的自我意识、欲念和气质的形成。女人作为父权制文化中不同于男性的性别整体，不仅拥有大致相同的生理、心理经历，而且社会文化地位相似，都受到男权的禁锢和压抑，于是作品中就有共通的主题、情感、态度、手法和文学意象。当然，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并非完全一致，也存在阶级、种族、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差异，但是作为母女相继、姐妹抱团的女性创作却似一个整体，独立于“经典”的主流文学之外，加之“女儿身”的独特经验本身不同于男性，有着不可通约性，自然女性文本不必依附男性标准，而应该有自己的评判标准。《诺顿妇女文学选集》的出版，说明对女性创作的研究已经几近规模。妇女文学能够被选入这本文集并成为“经典”足以证明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它的魅力“在于通过筛选而形成强烈的文本互涉性，它使几百年间的女作家的作品凝聚成一股势力，一种合力，凸现出编者想让我们看到的意义”。[35]就连丛书的主编，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系M.H.艾布拉姆斯教授也因此承认自己对妇女文学的“无视”。虽然在《英国文学选集》（第五版）[36]中收录的女性作家的数量比例并不高（10位），但“从无到有”的质变足以说明《诺顿妇女文学选集》的影响，女作家由“隐”到“显”的出现，使得女性正当地走进英美文学的“经典”之列。

同时，这一时期女权主义书目的热销，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助于女权思想的传播，并促成女性读者群的扩大和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并“强有力地渗透和影响着女性主义政治”。[37]当中艾瑞克·琼（Erica Jong）的《怕飞》（Fear of Flying，1973）、丽塔·马克·布朗（Rita Mac Brown）的《红宝石水果丛林》（Rubyfruit Jungle，1973 ）、玛丽莲·弗兰奇（Marilyn French）的《女人们的房间》（The Women's Room，1977）成为女性读者的枕边书。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s，1970）和《苏拉》（Sula，1973），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The Colour Purple，1982）等优秀黑人女性作家的著作探索了黑人的历史、命运与精神世界，揭示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女性心灵上留下的烙印。美国女作家和评论家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曾把《紫色》看作代表黑人女性主义与女同性爱的女性话语的最杰出的文本。而莫里森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黑人女性诺贝尔奖的得主（1993）。妇女文学提供了大量的由女性作者创作，真实表达女性生活体验、情感经历的文本。它们的传播和广泛的研读，丰富和加深了妇女对女性本质的体认，为研究女性文学的历史、传统和美学特征、反思文学观点、批评标准的合理性提供了丰富的一手阅读材料和阅读经验。

本章论述了两次女权运动给女性主义学说的崛起积累了诸多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就是女权主义运动在文学和出版界的延伸。妇女文学文本的繁荣不仅表达真实女性生活体验，而且彰显了女性情感与欲望。这些文本丰富和加深了对女性自身本质的认识。同时，对文本的性别化处理为进一步研究女性文学的历史、传统和美学特征，反思经典文学观点、标准确立的合理性，以及重新评价与解读文学史，提供了最为丰厚的文学资源。女性主义批评正是扎根在这些丰腴的妇女文学土壤中，并适应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