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庙的发展沿革

建筑是凝固的文化，文庙的“规格”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文庙规格的升降为线索，我们可以将文庙的发展历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准备阶段，魏、晋到隋、唐时期的完善阶段，宋、元、明、清时期的繁荣阶段。

一、准备阶段：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文庙产生于春秋末期的鲁国，终战国之世，其发展情况未见于传世史籍。秦统一后，秦始皇采纳法家“不法常古”的思想作为其文化政策的指导原则，极力压缩儒生及儒家思想的生存空间。在这种环境下，文庙自然无法得到重视。

汉初君主崇尚黄老之学、刑名之术，对儒家的态度时冷时热。高祖刘邦“不好儒”, “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但他却以太牢祭孔子，首开帝王祀孔先河。皇帝的重视必然带来官僚的效仿，《史记·孔子世家》曰：“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汉武帝以强调“独尊儒术”为后世称道，但他对于文庙建设却毫无作为。甚至在武帝时，还出现了鲁恭王刘馀以扩建宫室为名而坏孔子旧宅的情况。虽因发现“孔壁藏书”而在学术发展史上留有影响，但此举终究为文庙之厄，致使后儒引以为耻。由此可知，文庙在当时只能说是尊而不贵。

但是到了西汉末年，文庙已出现由“私”向“官”转化的因素。这种趋势在东汉时期更为明显。首先，孔子及其后裔受到朝廷册封。平帝元始元年（1），孔子被封为“褒成宣尼公”。孔子之有谥实始于此。孔子后裔受到朝廷重视则可以追溯到秦朝。孔子九代孙孔鲋因博通六艺，被召为“鲁文通君”，拜少傅。孔元措以此为孔子后裔享有封爵之始。但此举纳贤的意味更重，而非纯粹意义上的册封。西汉元帝时，诏“褒成君”孔霸以所食邑祀孔子，首开世爵奉祠的先例，初步突出了文庙的“官庙”性质。其次，东汉一代，帝王巡幸阙里渐趋寻常。除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外，另有明帝、章帝和安帝亲临曲阜，祭拜孔子及其众弟子。第三，朝廷设立守庙官，也是文庙官化的重要表现。东汉桓帝时，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之言，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桓帝准可。时乙瑛已离任，遂以孔和补之。守庙官的确立，表明文庙的管理由孔子后裔的个人行为改变为国家行为，初步奠定了文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当然，文庙器物能够长期得到保存，并非仅是由于中央政府的重视使然，更是由孔子后人、弟子与孔里百姓对孔子的敬仰所自发造成。除上文所引《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外，桓谭《新论》中也记载：“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鸡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此时帝王对孔子的重视，显然与孔子后人及民间的崇仰不能相提并论。《史晨后碑》所载祀孔盛况，官吏贤达、泮宫弟子等多至907人，不难想见孔里乡亲也多有顶礼膜拜者。鲁相史晨在昌平亭下立“会市”，是因“孔渎、颜母井去市辽远”，不方便百姓“酤买”。可见立“会市”之前，虽“去市辽远”，众乡亲还是常买“香酒美肉”去孔子出生地祭祀，显示了当地人民对孔子的尊崇追慕。

二、完善阶段：魏、晋至隋、唐时期

两汉之时，孔子庙建筑尚未出阙里。后遭汉末大乱，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至两晋南北朝，群雄割据，战乱不断，致使政权更迭，民生困顿。阙里孔庙亦“庭宇倾顿，轨式颓弛”。与此同时，随着南北政权的分峙，文庙得以加速向外地扩展。首要表现就是各割据政权在其京师相继建立文庙。太元十年（385），东晋孝武帝在京畿设立宣尼庙，以祭祀孔子，开启了文庙的国立化进程。此后，永明七年（489），南朝齐武帝亦于首都立庙；而作为回应，北魏孝文帝于同年（太和十三年）在其京师平城建立文庙。与此相类似，北周宣帝大象二年（580），诏立文庙于京师。稍后，至德三年（585），南朝陈后主亦下诏改筑旧庙，以时祭祀。南北割据政权竞相立庙，意在宣示文化传承的正统性，也充分展现了文庙在维护政权统治中所发挥的“象征力量”。

京师立庙虽首开文庙外地化进程，但其影响范围依然有限。此时，“庙学制”的出现则把文庙真正推向了各地。“庙学”，顾名思义就是学校与庙宇相结合，此处所称“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庙宇，而是特指文庙。因此，“庙学制”就是指以文庙为主轴而展开的儒家传统教育，包含了以文庙为中心的祭祀空间和以讲堂为中心的教学空间，形成了庙中有学、学中设庙、庙学合一的形制。

在这种建制的影响之下，上达中央官学，下迄地方学校，均呈现“庙学相依”的格局。东晋太元九年（384），尚书谢石上书：“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这是第一所建在国家最高学府的文庙，为文庙与学校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到北齐时，文宣帝天保元年（550），又令郡学立孔、颜庙，此为地方官学立文庙之始。

唐朝建立伊始，高祖武德二年（619）, “天下略定，即诏有司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祠”。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又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从此，“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师之庙矣”。于是，借助“庙学制”的“东风”，文庙完成了在全国的布局。

“京师立庙”与“因学设庙”，是此一时期推动文庙建设的两大因素。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但也存在一些区别。具体说来，“京师立庙”的政治意味更加突出，表现出对文化正统观的直接追求。而“因学设庙”则是学校祭祀的延续，体现的是道统的传承，虽然仍受到皇权的影响，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总体上看，两者是同时进行的，并无明显时间先后的划分，有时过程上还有交叉。总之，在两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文庙逐步从阙里走向全国。

文庙历来为主祀孔子之所在，因而其规模的扩大、规格的提升，势必与孔子地位的变化、抬升密切相关。所以，周公与孔子在唐代的“先圣”之“争”也值得我们关注。武德七年（624），高祖幸国子学，亲临释奠，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贞观二年（628），唐太宗采纳左仆射房玄龄、博士朱子奢的建言，“乃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又诏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尼父庙堂”。高宗永徽年间，再改为圣周师孔；显庆二年（657），长孙无忌、许敬宗等领衔上疏，祈求“改令从诏”, “从此以孔子为中心的从祀制乃固若磐石，永为定制”。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追赠孔子为“文宣王”，并赐予所有从祀儒者爵号。到唐开元末年，祭祀先圣孔子已经升为国家祀典中的“中祀”，与祭日月星辰、祭社稷、祭先代帝王处于同等地位，祀典规格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繁荣阶段：宋、元、明、清时期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战乱频繁。尽管如此，执政者依然重视和推崇儒学，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文庙建筑的作用，也为此后文庙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宋时期，得益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文庙获得进一步发展。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下诏命令诸州县文宣王庙并官给钱完葺，不得辄赋民财。由于官府出资修葺各地文庙，经费得到保障，促进了文庙建筑的保护和建设。地方政府纷纷整修文庙，出现了“献地输财，惟恐居后”，“皆裹粮荷锸以供役事”的繁荣景象。

文庙的快速发展，还与这一时期统治者对孔子的册封进一步升级密切相关。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旋因国讳改谥为“至圣文宣王”，并敕孔子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执镇圭，如帝王之制。

不同于前代仅仅依靠统治阶层的推动来发展文庙，宋代大规模修建文庙还有兴学办教育的因素。时人认为文庙可以使“人知向学”，能激发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文庙的教育功能得到重视，改变了前代重庙轻学、重祭祀轻教育的传统。因而，伴随着兴学运动的发展，各地在修建学校的同时，也都纷纷设置文庙。

元朝时，文庙在前朝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建立了北京文庙。为了强化思想统治，笼络汉族贵族和士大夫，元世祖忽必烈命宣抚王楫于金枢密院建宣圣庙，以祭祀孔子。元大德六年（1302）开始建庙，大德十年（1306）正式建成。明、清两代屡加修葺、扩建，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

明代以前，国家对文庙的建制并没有明确规定，其建筑规格大多依统治者的重视程度和建庙时的财政状况而定。明洪武三十年（1397），太祖朱元璋命工部按照“大成殿门各六楹，灵星门三，东西庑七十六楹，神厨库皆八楹，宰牲所六楹”的制式扩建文庙，此后相沿成制。清顺治十四年（1657），清代第一次大规模修葺北京文庙时，其规制仍沿用明太祖的这一规划。

至清代，文庙的建设得到空前发展。因天灾、战乱等因素而遭破坏的前代文庙，此时基本得到了恢复。加之朝廷积极推进地方文庙的建设，因而中国现存的文庙建筑大多是这一时期的遗存。清代文庙建筑格局和样式基本上承袭明制，但规模、规格均得到大幅提升。雍正二年（1724），曲阜阙里孔庙因遭灾而重建，雍正八年（1730）庙成，以“黄瓦画栋”，而此时其他文庙皆用绿瓦。乾隆二年（1737），乾隆帝又特命京师文庙的大成门和大成殿两建筑皆用黄瓦。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中，黄色为皇帝御用的颜色，文庙获得黄瓦加盖的制式，体现了其地位的尊崇。

文庙是各地建筑中仅有的享受皇家礼制的建筑群，成为各地方独特的建筑景观。促成此种状况形成的因素包括巩固政权的需要、帝王个人的推崇等诸多方面。这些因素在清代表现得最为突出。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清王朝对文化的正统性问题十分重视，而文庙作为正统文化的代表，必然会受到统治阶层的特别关注。因此，在对待文庙的态度上，清朝统治者均不落后于前代。入关前，皇太极就于崇德元年（1636）建庙于盛京，遣大学士范文程致祭。入关后的十朝皇帝对文庙更加看重，顺治帝先后两次册封孔子，康熙帝专程到曲阜祭祀并行三跪九叩大礼，雍正帝则动用国库帑金15.7万两修建曲阜阙里孔庙，乾隆帝更是前后共八次来曲阜祭拜。又，除顺治皇帝外，自康熙皇帝始至末代宣统皇帝止，每一任皇帝登基前都要亲临国子监辟雍讲学一次，然后在文庙大成殿内书匾一方高悬，如康熙的“万世师表”、雍正的“生民未有”、乾隆的“与天地参”等。到光绪三十年（1906），光绪帝将文庙祀典升格为大祀，文庙可以按九楹三阶五陛制造，用八佾舞，祀日皇帝亲行释奠。统治者的这些举措，也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政权的积极性，各地官员上行下效，唯恐落后，纷纷建设文庙。

总体来说，清代文庙在前朝基础上修葺、建设，不断扩大、更新，最终发展到大江南北，就连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也都建立了文庙。据统计，截至清末，全国的府、州、县共设立文庙达1740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