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海权战略在世界历史中的价值与影响

（一）

通过对海权论的阐释以及对海权历史的深入研究，完全是可以起到纠正战争指导思想作用的，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有效地促进海战中战略战术行动的灵活发挥。

毫不夸张地说，海权的历史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是付诸暴力战争的历史。关于一个国家在海上的商业能力和财富会对国家的财富与实力产生深远影响的这个问题，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海上利益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财富与实力的增长幅度。然而，一个国家要想达到这样的增长效果，用“和平的方式”去获取，似乎只能是杯水车薪的宿命结局。这也就意味着，还需要借助垄断和带有强制性法律条文的约束才行。当然，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达到预期效果，绝对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可惜，正如前面所说，这注定只有以失败告终。因为，这里面多少带有了一丝“一厢情愿”的感情因素在里面。

这就是说，一旦上述方式失效，只能诉诸暴力解决了。即通过战争的血腥手段来迫使对方臣服或者放弃。因此，海上力量的历史一向就是一部残酷、血腥的军事史。在世界历史中，通过海权的争夺而使自己迅速崛起的实例是为数不少的。这些恰恰使我在本书中阐述的中心观点——海权论，得到最有权威、最为全面的展现。

军事家们都一致赞成这样的观点——对军事历史的研究可以起到纠正战争指导思想的作用，并能有效地促进战略战术行动的灵活发挥。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拿破仑身上就可以得到类似的论证，拿破仑认为，一名出色的军人应该有研究战争历史的意识，并能对那些经典战役做出分析。比如，像亚历山大、汉尼拔及凯撒那样的战役。当然，对于他们而言，火药当时还不为其所知。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研究。因为，尽管许多战争的发展史都是随着武器的进步与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然而，任何战役的成败在战争史中都具有永恒的参考价值。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向更高层次的要求出发，即将研究战争历史的内容提升到军事思想的高度，并最终形成指导军事行动的指南。同样的道理，这样的意识和要求，乃至提升到军事思想的高度也适用于海上战争历史。

现在，就请跟随我的文字重温一下昔日海上战记的历史，这是一件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事情。因为，它对当下以及未来都是有启示意义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以批判的态度去研读大帆船战舰时代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不为别的，只因蒸汽时代的海军在海洋战略历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是，这又是让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的。具体来说是这样的——

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的实验上的知识。另一方面，实践经验却一无所有。如此一来，有关未来海上战争的理论几乎完全属于主观臆断。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蒸汽舰队和单层甲板大帆船舰队两者之间的异同。

先说相同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这两种舰队的相似性不仅仅体现在外表的相似上。其次，蒸汽舰和单层甲板大帆船，具有船型大且吃水浅的特点，以帆和桨为动力的单层甲板船，可作为商业船或战舰使用。

再说不同之处。单层甲板大帆船在海风吹起时，有利于航行，一旦海风停息，它们会受其影响，单仍能靠划桨航行。而蒸汽舰是一种以煤为燃料、靠蒸汽推动航行的舰船。这种舰船比靠划桨驱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更为先进。有意思的是，虽然两种舰船的发展都不尽平衡，但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同样具有上面提到的重要特征，那就是它们不依赖风向仍能在大海中自由地驰骋。

我们在探寻这两种舰船的不同之处的同时，一定要做到将差异性与相似性都牢牢地铭刻在心，只有这样才不会做出错误的推断。而且，这在凭借以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历史来寻求可供蒸汽战斗舰借鉴的教训过程中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何以见得呢？别忘了，单层甲板大帆船是通过划桨驱动，在使用过程中，它的驱动力在经过一段航程后会迅速地减弱。道理很简单，单凭人力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如此让人精疲力竭的举动的，这就意味着，配合该舰种的战术机动只可能持续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此外，在单层甲板大帆船时代，进攻性武器不仅射程短，而且几乎是完全局限在短兵相接的拼斗之中。这还不算，更致命的是这两种条件加在一起必然导致舰船相互碰撞。

当然，针对这一难题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的。比如，可以采取“迂回包抄敌人，然后才是短兵相接的厮杀格斗”策略。不过，千万别忘了另外一个与之辅助的重要一环，即在这样一种冲击和混战中，海上武器的先进程度将直接关系到战事的结果。

然而，即便是采取了上述的策略，我们依然不可避免地要谈论到这样一个很纠结的问题：纵观海战史，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混战是很难分辨清楚敌我双方的。在最初的小规模海战中，交战双方仅根据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就能够从任意方向冲向敌人，再加上最初的装备不过是在它们的船头装上一个尖锐物，通过急速冲击而破坏敌方的战舰。这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即除了难以分清敌我双方，还会在破坏敌方战舰的同时，使自身的战舰受到创伤或损毁。一句话，是一种“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行为。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数量相等的两支舰队之间的对决，其战略战术已毫无技巧可言——只进行力量的比拼。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海战中，在使用精巧和威力强大的现代武器条件下，这种力量比拼并非最佳选择。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优势都将荡然无存，而偶然的侥幸成为决胜之本。

（二）

通过对单层甲板大帆船与蒸汽舰相比较，我们已经发现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弱点，这就是它必须依赖于风力。因此，在这样条件的海战中，我们只有忘记这一点，不为其所影响，我们才可能将战略战术运用得淋漓尽致。

然而，这却有点错位。因为，蒸汽机从开发出来到投入实际使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帆船仍然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蒸汽舰能够从很长的距离上毁伤敌人，能够进行无限时间的机动，并且又不会使船员们精疲力竭——其意是说，可以把更多的船员用于进攻性武器的使用和发挥，而不是将更多的船员用于进行船桨的划动操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来的大帆船都装备有远程大炮，使其具有相对强大的对敌船进行穿透力破坏的功能。如果再装备有大口径短炮，即使在射程短的情况下，仍然具有强大的轰击力。所以，这就促使现代蒸汽舰装备有远程大炮群和鱼雷组。只是，后者在有效距离内才能通过撞击毁伤对手，而装备大炮的目的就在于穿透对方。当然，这并不代表随便发射就能击中对方，还需要海军司令官和舰长们的战斗部署及战术的灵活运用。毕竟，敌方也不是傻子，会任由你宰割。要知道，他们也会进行一系列防御和攻击的部署。所以，就算你的装备再精良，也未必就能取得战斗的胜利。战争的对决除了武器的对决，还有战略战术上的对决，并且，后者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大帆船和蒸汽舰用于直接与一艘敌舰交火时，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前者通过强行靠近而后拖拽其行，后者则通过撞击而使其葬身于海上。然而，这两者都很难完成任务。为了使其行之有效，敌舰必须被带至攻击行动区域的某个单点，只有在那里，抛射性武器才能从一个广阔区域内的许多点上找到用武之地。

由于受风向的影响，两条大帆船或多支舰队的相对位置的布局就需制定合理的战略部署及运用灵活的战术。否则，这完全有可能背道而驰，或者“船走偏锋”。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优秀指挥官懂得即时调整，运用战略战术来扭转因风向问题造成作战不利的局面，这战略战术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不过也有人说，当蒸汽舰出现后，受风向影响的问题对蒸汽舰而言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毕竟，蒸汽舰的驱动力和机动性都超过大帆船。在现代条件下，再也找不到与此相关的类比，这意味着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其实不然，如果我们对背风与气候状况的明显特征进行一番仔细考虑后，就会发现这种认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是因为，在某一海况中舰船的相对位置能够赋予任何一方随心所欲地发动进攻或逃避战斗的力量。换言之，在选择进攻的方式时，就具有了一种进攻型的优势。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当风向利于冲向敌方的时候，可以加速发动进攻。当风向不利于冲向敌方发动加速进攻的时候，撤退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当然，这种优势也伴随着一定的弊端，比如，引入行列之中的非规律性，暴露在纵向射击的炮火之下，所有这一切都会在接近敌人时发生。因此，战舰或整个舰队一旦处于背风位置，进攻就无法占主动地位了。此时，如果并不希望退却，其行动就可能受制于人，即只能按照敌方的方略来进行防御和挑战。当然，通过保持战斗队形不受冲击也可以起到相对缓解的作用，再加上通过在敌人一度不能还击时进行持续不断的轰击，这一劣势也是能够得以补偿的。

在历史上，在各个时期的进攻和防御作战行动中，上述这些有利和不利的特征都有其对应事例和类比事件。进攻方为了接近并摧毁敌人，承担了某种风险和劣势。而防御方只要能够依然保持原状，拒绝承受前进的风险，保持一个小心翼翼且组织良好的阵位，就能使自己充分利用进攻者留给自己的可乘之机。然后，掌握战争的制胜权。

英国人常为此津津乐道。因为，他们的稳健政策就是要进攻并摧毁敌军。而法国人则对于背风位置乐此不疲。因为，通过此术，他们能够在敌人接近时使之瘫痪，由此避免两军对垒决定战役胜负的遭遇战，从而最大限度地保存他们的战舰。换句话说，一个是乐于顺风进攻，给予敌方沉重打击；一个是背向而驰，诱使敌方进行追击进攻。然后出其不意地在敌方接近战舰时，给予对方沉重打击。当然，即便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至少可以保存自身的实力。

我们继续看法国人采取的此种战术，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改变，基本上都将海上战事服务于其他军事考虑，这也是对海军军费缩手缩脚的原因之一。简言之，他们通过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努力局限于打退进攻的方式寻求对其舰队进行精打细算。由于这一原因，使得他们可以在背风的相对位置采取巧妙的灵活战术。于是，当罗德尼表现出要充分利用风向的优势意图时，即除了利用背风进行进攻，还采取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去对付敌军的一部分战舰的策略，其对手德吉尚就有点坐立不安了。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德吉尚立刻改变了战术。

在双方相互交锋的头一回合，这位法国人利用了背风位置。但是，在意识到了罗德尼的意图后，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以获取风向的优势。但这并不是用于攻进，而是高挂免战牌，这就让对方有点摸不到头脑。如何解释德吉尚的这一奇怪举措呢？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采取进攻或避而不战的力量对决不再取决于风势，而是取决于具有更快速度的一方。对于一支舰队而言，不仅取决于单艘舰只的速度，也取决于它们战术行动的整体性。因此，具有最高速度的舰船将拥有气候便利，如果天公作美的话。当然，即便天公不作美，至少可以在稳守中再寻他策。

通过上述的诸多描述证明，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大帆船和单层甲板帆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只是一个苍白无力的空想。我们完全可以从中获取到对今后海上交锋有利的战争启示。

物转星移，条件的变化促使我们思想观念也要相应地做出改变。尽管之前落后的海上交锋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失去效用，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敌对双方发生怎样的改变，战略战术的运用依然成为我们实施行动以获取胜利必须加以遵循的标准。对所有战争而言，也有着诸如此类的原则，它们都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得以揭示。因为，历史是能够显现战争的成败教义的。记住：以史为鉴，得以启迪，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时代的不断变迁使得具体情况与武器装备在不断变化。为了应付这一变化，我们就必须对战争行动中战略战术的历史教义予以充分的重视。并且，正是在这种行动中，历史的教义才有更加明显和永恒的价值。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洞穿事物的本质，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才是输赢的关键所在。简言之，战争舞台的大小，敌我双方的力量差异，必要行动的难易程度，这些都仅仅只是范围和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分。

（三）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进步，野蛮被文明所取代，交通与通信手段迅速改善，道路被开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食物来源得以增长，科技力量飞跃发展，战争行动也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容易，卷入战争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泛。

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从单层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个港口向另一个港口再到以大帆船雄心勃勃地远征于世界各地，甚至到后来者演进为当今时代的蒸汽舰船，这一系列演进虽然展现了海军行动的广度与速度，却并不一定要改变对它们加以指导的原则。这一点，已经多次说明，却不应感觉有啰唆之嫌。因为，谁不想掌握战争的制胜权呢？

正是基于在海上的战略领域，其历史教义所具有的价值不会被抛弃。由于海上情势的相对持续性，它们不仅用为战事提供原则性的战略支持，而且还可以运用到实际的海洋交锋中。不过，当对立的舰队不认为哲学原则可以为它们提供战略思考时，关于战术问题自然容易被人忽视。毕竟，人类正不懈地进步继而引起了武器装备的持续革新。也正因如此，必然会迎来一场以战争为方式的持续变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如何部署和掌握战场上的部队。

其二，如何部署和掌握战场上的战舰。

这两方面由于看似是割裂的，实际却是相互联系，互为影响的。由此，造成许多与海上事物相关联的人物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先前的经验体会之中再也无利可图，在上面花时间去思考纯属浪费。

很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首先，技术革新，武器更先进，却离不开人的能动发挥，否则只能是“一堆废铁”。

其次，持有此观点的人只考虑到自身的舰队，仅置身于国家指挥划定行动之区域。若有野心和梦想的话，就应该引导国家将战舰游弋于大洋，从而掌控更大海域的制海权。

遗憾的是，他们却置改变世界历史宽阔的战略考虑于不顾，只能说他们的思想观念固步自封，不思进取。

纵观昔日战役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它们对战争法则的遵循与否。那些仔细研读成功或失败原因的海军将领，不仅能够发现并逐渐消化这些法则，而且还能从实战中得到受益匪浅的启发。此外，他们还将注意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装备更新之后，战术的更新还必须克服整整一个保守阶层的惰性。

因为，一人的改变抵不过整体的改变。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仔细地研究新型战舰或武器装备的力量与局限才能使其战略战术更加完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生搬硬套，而是应该细致入微地认识到每次出现的变化。一句话，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步与革新。

历史表明，指望军人们坚守如一地进行这种战术运用的工作完全是徒劳的。只有让他们接受沉痛的教训，并赋予他们这种惨痛的经验总结与启示，才能让他们牢牢地记住战略战术的重要性。关于这点，我们或许现在就能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的训诫。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他就曾指出：“海军的战术是基于其主因，即武器装备可能发生变化的条件之上的，而这相应地必将引起战舰的建造，战略战术以及最终控制与运用整个舰队的变革。”为了更好地说明战略变化的重要性，以下实例不容忽视。

1788年尼罗河之战是英国对法国舰队的一场绝对性胜利的战役。何以见得呢？就其战术本身而言，英军统帅纳尔逊在这场交锋中将战术的运用做到了极致，如果历史记载无误，正如前文所述，这场战役完全称得上是一种衔接好战役之初与战役发展过程的完美典范。因为，纳尔逊采用的战术成功地摧毁了拿破仑军队在法兰西与埃及之间的交通线。

其实，这种特定的战术衔接取决于今日已不复存在的一个条件，即一支抛锚停泊处于背风的舰队是无力前去救助被摧毁前的处于上风位置的战舰的。然而，作为衔接基础的法则，却没有过时，即选择敌军队列之中最不太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击。像杰维斯海军上将在圣文森特角的海战。圣文森特角海战也称做加的斯湾海战，交战双方英国和西班牙，时间跨度在1780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97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两次海战均以英国海军取得胜利而结束。此役，就是遵循了同样的原则。

当时（指第二次圣文森特角海战期间，1797年），杰维斯海军上将只用了15艘战舰就战胜了对方27艘战舰。尽管在这一事例中，敌军并没有抛锚停泊，而是处于一直行进间。不过，千万别忘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埃及企业生存的关键取决于与法国的联系能否畅通无阻。

这就是说，当尼罗河大捷摧毁了这样一支海上力量，就意味着法国最终的败局已经注定了。因为，这条交通线得以保障是其最后的希望。很显然，这样的战术成功地摧毁了敌人的交通线，让其失去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就算到现在，同样的战术依旧有效，这和在单层甲板船的时代与大帆船或蒸汽舰的岁月里并无什么区别。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觉得这并不能证明战略法则的重要性。例如，1805年击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是帆船海战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歼灭战，同时也是19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在这场海战中纳尔逊打破传统的战斗序列模式，采用灵活多变的运动战术，将西班牙和法国的联合舰队打得落花流水。不过，这里却要提出以下问题——

（1）这些战舰为什么正好就在那里呢？

（2）这样一场持续一年多的伟大战役的最后一幕说明了什么？

我们还是回到特拉法加战役，这将有助于回答上述两个提问。其实，失败的并不是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被打倒了，也并不是纳尔逊获胜了，而是英格兰被拯救了。那么，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拿破仑的衔接未能奏效，而纳尔逊的直觉与机敏始终能使英国舰队对敌人穷追不舍，关键时刻又能及时戛然而止。

这是多么巧妙又灵活的战术啊！尽管在特拉法加的战术细节上仍有争论，然而，其主要特征，是符合战争的基本法则的。何况，在战况准备的时效性上，在执行活动与能量上，在战争前的几个月，在这位英军领导人的思想与洞察力上，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这样的大教训进行深思吗？

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法国与西班牙在1779年为了抗击英国而结成联盟。联合舰队曾三次耀武扬威地在英吉利海峡招摇过市。有一次，居然一字排开了66艘战舰，把英国舰队驱赶到港口中躲藏了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英国舰队在数量上不占优势。当时，西班牙的目标是要夺回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盟军决定攻打那座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堡垒。然而，他们无论在海洋上还是陆地上的努力都一无所获。

其实，这只是一个纯粹的海军战略问题，即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甚至可以在其港口进攻英国舰队，以摧毁其商业和入侵其本土来威胁英国。如此良策，难道不比付出大得多的努力去进攻一个遥远而又异常坚固的帝国前哨站，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吗？

长期以来，英国民众一直存有免遭外敌入侵的心理，对被进攻的恐惧尤为敏感，如果失去坚定信心就意味着将使他们丧失斗志。这是攻心之术的要诀啊！因此，无论如何决策，作为一项战略要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

更何况，在这一时期的一名法国军官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提议过，他就赞成将主要精力引向一座名叫西印度的岛屿，以此取代对于直布罗陀的进攻。

然而，问题的根本是，英国不太可能以其他外部任何一处地产去换取其对这块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的控制权。尽管从常理上判断，英国都应弃堡而去以保护其家园和首都。为此，拿破仑还一度扬言，将在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岸边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

如果拿破仑能控制英吉利海峡，正如盟国舰队一度在1779年所做到的那样，势将攻占直布罗陀或英国沿海地区，这几乎毋庸置疑。可惜，历史只是历史，不会重来。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四）

历史的教义既提醒我们进行战略研究，又通过很多具体的事件来阐述战争法则。这是一条真理，为了使这样的观点给人们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我们再来看这样两个例子。

在两场处于东方与地中海的西方强国的大角逐中，相互对立的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颁多。一个已知世界的帝国在其中一场角逐中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难道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者是由于某种固有的条件使之再度复发？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倒是值得花时间去找出原因。因为，再度崛起一个如同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海洋强国，战略问题还将相同。

就目前而言（1840年—1914年），海洋强权的中心依然位于西方，主要体现在英国和法国。然而，如果出现了控制黑海盆地，并占有出入地中海通道的机会，那影响海洋霸权的现有战略条件就将全被改变。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但现在至少有一点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是，西方如果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与法国将不受阻挡地开往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地区。

这样的局面，正如他们在1854年以及英国独自在1878年所做的那样——一旦出现新的变化，东方将一如既往地在半途与西方迎头相撞。当然，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海权战略的重要性，谁控制了制海权，谁就控制了世界。

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由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海上霸权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也就没有留下详尽的资料可供研究。对于海洋的控制，无论如何有效，都无法杜绝敌方的战舰单枪匹马或成群结队地偷偷溜出港口——穿越显得繁忙的海上通道，对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受保护之地区进行骚扰性攻击，或闯入戒备森严的港湾。这是因为，占据海洋的重要地段或港口将会逐步扩大其舰队的威慑力，以及辐射的区域。

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弱小的一方，诸如此类的擦边球战术永远都是可能采用的，而不论相互间海上实力的差异有多大。由此可见，出其不意地攻击对方的海岸线，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迦太基海军统帅包米卡尔奇迹般地攻陷了坎尼，并在南意大利登陆了4000名士兵和一队大象。到了第七年，又飞身脱离了叙拉古附近的罗马舰队。

于是，包米卡尔再度出现在了塔兰托，可惜的是随后落入汉尼拔之手。之后，汉尼拔派出特遣舰队前往迦太基，并最终率其残部安全撤回非洲。

上述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实际上，迦太基政府本可以给予汉尼拔以持续支持的，然而，事实上他却一无所获。可是，他们又确实打算造成一种顺其自然的印象，即这类帮助本是可以给予的。所以，罗马在海上所占据的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一断言是需要通过确凿的事实来证明的。

对此，我们不妨看看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的观点。他说过，战争之初罗马就控制了海洋。在第一次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中，这个本质上非海洋性的国家相对于其以海为主的对手，由于确立并一直保持了海上优势，所以在战争之初罗马就控制了海洋。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可供我们参考的回忆录，我们无法知晓促使他跨越高尔与阿尔卑斯山，迈出其危险甚至近乎毁灭性历程的动机是什么。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在西班牙沿岸的舰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罗马舰队相抗衡的地步。如果拥有强大的舰队，他就能够沿着他选择的路一直走下去。换句话说，他应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理由来促使自己采取这样的决策。可问题是，如果他能从海路进发的话，那60000名最初随他征战的经验丰富的士兵就不会损失33000名了。由此可见，掌控海权战略的重要性。

就在汉尼拔进行着危险的大行军之时，罗马人在两名元老级别人物的率领下开赴西班牙。他们的部分战舰上还搭载着一支执政官的大军。这就使得他们在航程中并没有遭受严重损失，因为，这样一支执政官大军就是十足的智囊团，他们深谙海权战略之道。之后，罗马陆军随后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以北地区成功地站稳了脚跟。同时，另一支分舰队与由另一名执政官统率的大军被派往了西西里。这两支罗马大军兵合一处总计220艘战舰，它们在所到之处分别遭遇并击溃了一支迦太基舰队。对于这样的交锋结果，其轻而易举程度可以从叙述战事的轻描淡写之中推导而出，一句话，这无疑显示了罗马舰队实际具有的强大优势和对海权战略的熟练掌控。然而，到了第二年后，战争呈现出下列态势。

由北部进入意大利的汉尼拔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胜利后，向南挺进至罗马城附近，并由此在南部意大利难以自拔：不得不以战养战。这种局势使得民怨载道。因为，一旦与罗马在那里确立起的强有力的政治与军事控制体系相互冲突，就会出现很多危险的不可预料甚至难以掌控的局面。因此，从一开始汉尼拔就特别需要在他自己与某一可靠的基地之间建立起补给与增援渠道，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就是“交通线”。此时，有三个友善地区可以部分或全部成为此种基地——迦太基本土、马其顿、西班牙。

值得一提的是，前两者只能通过海路建立起交通线。则西班牙为其最好的选择。这主要是因为汉尼拔在那里可以寻求到最坚定的支持，即通过陆路与海路都可以建立起功能强大的交通线，除非敌军阻断了通道。而选择海路则更快捷和简易，这一点必须加以申明。

在战争初期，罗马凭借海上霸权绝对控制了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与撒丁里亚海。这样的海上战线，从埃布罗河至台伯河沿岸地区都是处于安全友善的地带。可惜的是，继坎尼战役后，即战争的第四年，叙拉古抛弃了与罗马的联盟，反抗潮流席卷西西里，随之而来的是马其顿与汉尼拔也订立了攻守同盟。这些巨变虽然扩大了罗马舰队必要行动的空间，却严重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面对这样的困境，此时的罗马采取了何种应急措施，并由此如何影响这场战争的呢？

有迹象表明，罗马依然企图控制第勒尼海，因为其分舰队要不经袭扰地从意大利驶往西班牙。好在这时候的西班牙沿岸也一直被罗马控制着，直到一名年轻的执政官认为已是适于保存舰队的时候了，他们才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利用这样的优势在亚德里亚海把一支分舰队与一处海军基地设立在意大利的布林迪西，用以遏制马其顿，防止第勒尼海落入他人之手。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战略意图实现得十分出色，以至于没有一名希腊方阵士兵踏上意大利本土。对此，毛姆森就曾说过：“作战舰队的缺乏，使得菲利普举步维艰。”再次证明了海权发挥巨大的影响。

我们来看西西里这面的情况，当时的斗争集中在叙拉古，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在那里迎头相撞，但后者却明显地占有优势。因为，迦太基人时常成功地向城市输入了给养，并且做到了尽量避免与罗马舰队的交火。只是，罗马舰队有马萨勒、巴勒莫和墨西拿在握，在该岛的北部沿岸优势根深蒂固。对迦太基人而言，只有避其锋芒之地，选择畅通无阻的南部通道，才有制胜的可能。因为，在这些地区，他们可以支持反叛的力量。

综合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推论，即罗马的海上霸权得以控制了从西班牙的泰拉弋那到西西里岛西端的马萨勒，再从那里到亚德里亚海的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海域。总之，罗马遏制住了汉尼拔所急需的持续而安全的海上交通线。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这场战争的前10年，罗马舰队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展开持续性的军事行动，而在所表明的界线以南海域也同样无能为力。当汉尼拔开启战事之时，他倾其所有地将舰队派去维护来往于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而在当时，罗马人也并没试图对此进行干扰。所以，拥有强大的身后力量，也是战争获胜的关键一环。

也因为如此，罗马的海权完全使马其顿置身于战争之外。罗马并未阻止住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进行有效并最具骚扰性的佯攻。然而，它却使得迦太基人应该向其远在意大利作战的官兵提供关键性支援。奇怪的是，在如此重要的时刻迦太基人却一兵未发。对此，西班牙又如何呢？

（五）

在这场战争开始前，汉尼拔的父亲和他自己都将西班牙作为他们计划中进攻意大利的根据地。为此，用了18年时间终于占领了这个国家，并以罕见的睿智，在政治和军事上扩展并巩固了这来之不易的权力。具体来说，他们付出了以下努力——

（1）招募并通过局部战争，训练出了一支庞大而又经验丰富的军队。

（2）在即将远征的时候，汉尼拔将政府委托给了弟弟哈兹德鲁拔。哈兹德鲁拔自始至终都对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而这一点又是他无法指望从派系林立、内讧不已的非洲本土所能获得的。

就在汉尼拔点燃战火之际，西班牙的迦太基政权从南部港口加地斯到埃布罗河之间地区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固的。该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地区居住着对罗马人十分亲善的部落，在没有得到罗马人的支持前，他们是无法对汉尼拔进行成功抵抗的。抓住时机的汉尼拔在这个时候镇住了他们，并留下由汉诺统率的11000名士兵对该国进行军事占领，以免让罗马人在那里站稳脚跟，从而对其与基地之间的联系进行骚扰。

然而，西庇阿亲率20000名士兵于同年由海路及时赶来，击败了汉诺，占据了埃布罗河沿岸和内陆以北地区。于是，罗马人就此安营扎寨，完全封锁了汉尼拔与哈兹德鲁拔之间增援力量的通道，并从那里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大举进攻，而他们自己通过水路与意大利相连的交通补给线却因所拥有的海上优势而平安无事。由此可见占有海上制胜权的重要性了。

罗马人在泰拉弋那设立了一处海军基地，与哈兹德鲁拔在西班牙东南港口喀它基那的基地分庭抗礼，并随后大举攻入这块迦太基人的领地。此时的西班牙之战由年少的西庇阿指挥，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但是，到了最后，哈兹德鲁拔给予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迦太基人成功地将增援汉尼拔的预备力量突进到比利牛斯山脉，前景形势一片大好。

遗憾的是，这一意图暂时受挫。因为，就在迦太基人准备卷土重来前夕，卡普阿的失陷使得罗马人得以腾出12000名久经沙场的将士，在克劳迪阿斯·尼禄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西班牙。尼禄才华横溢，能力非凡，在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争中，他果敢智慧，这是任何罗马将军都无可比拟的。这支通过海路及时赶来的增援大军，再次巩固了业已摇摇欲坠的出征道路的控制权，使得罗马海军迅速地逼近了迦太基人。

过了两年，后来作为“阿非利加执政官”而一举成名的西庇阿接过了在西班牙的统率权，西庇阿通过陆军和海军的联合进攻，占领了喀它基那。随后，他又迈出了最不同寻常的一步，即解散其舰队，将水手们全部调拨进陆军。西庇阿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关闭比利牛斯山通道而扮演遏制哈兹德鲁拔的角色，他还率其部长驱直入挺进南部西班牙，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进行了一场艰苦但却不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在这之后，哈兹德鲁拔从他身边悄悄地溜走了，火速北进，在其最西端，穿越了比利牛斯山，逼入意大利。在那里，汉尼拔的境遇每况愈下，其大军自然减员的境况丝毫无法补救。

这场战争持续了10年，在沿途几乎没有遭受多少损失的情况下，哈兹德鲁拔从北部开进了意大利。如果他们能够平安地与当时所向无敌的汉尼拔统帅的大军汇合的话，那么他所率部队本来是可以决定性地扭转战局的。这主要是因为，罗马本身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接其殖民地与盟国的坚固纽带已到最后关头，有些甚至已经元气耗尽。

然而，他们二人的军事状况也极其险恶：一个位于梅陶罗河畔，另一个还在阿普利亚，两者之间仍有200英里（1英里≈1.61千米）之遥，并分别被一个优势敌国缠住不得脱身。最要命的是，罗马大军却处于他们被分而治之的对手之间。这一险恶战局，不仅是因为哈兹德鲁拔延误战机，也是因为罗马控制了海洋。这在整个战争期间扼制了两位迦太基兄弟取消高卢地区而形成相互支援的可能。

就在哈兹德鲁拔通过陆路进行其漫长而又危险的兜圈迂回战术时，西庇阿通过海路已从西班牙派遣出11000名士兵增援堵截他的军队。结果，由于不得不穿越大片敌占区，从哈兹德鲁拔派往汉尼拔处的信使们很不幸地纷纷落入克劳迪阿斯·尼禄之手。然而，正在统率南部罗马军团的尼禄，也因此得知了哈兹德鲁拔打算要行走的路线。尼禄据此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趁汉尼拔不备，派出其几千精锐之师，十万火急地与北部大军会师。两军兵合一处，两名执政官便以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对哈兹德鲁拔发起了进攻，全歼了其军队。这位迦太基将领在战斗中命丧黄泉。当其兄弟的头颅被抛进其大营时，汉尼拔方才如梦初醒，始知大难临头。据传，他当时惊呼罗马已成了世界的主人。于是，梅陶罗河之役通常被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役。

通过梅陶罗河战役和罗马获胜的军事形势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要推翻罗马，就必须进攻其在意大利的权力中心，撕碎由其领导的紧密团结的联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迦太基人必须拥有坚固的战争基地和一条稳定的交通运输线。前者由于巴卡（军事统帅）大家族的天才而得以在西班牙建立，后者则从未有过。这里有两条可能的线路：一条直接通过海上；另一条则迂回穿越高卢。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条线路为罗马的海上力量所封锁。第二条一度岌岌可危，并最终由于罗马军团占据西班牙北部而被截断。

（2）只有控制了海上局势，占领才成为可能。而这一点，正是迦太基人从来没有对罗马军团构成其威胁的原因。就汉尼拔和他的基地而言，罗马占据了两个中心位置，即罗马本身和西班牙北部。这两个地区之间通过一条轻便的内部交通线以及海洋加以连接，就能够使得相互支援能够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

（3）如果地中海本是一处平荡的荒漠之地，如果罗马人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坚守山脉，加强在泰拉弋那、马萨勒与墨西拿、意大利沿海靠近热那亚一带的据点，以及在马赛与其他地区同盟国的堡垒，如果他们还拥有一支具备自由穿越沙漠的武装力量，其敌人又十分低劣，并因此为集结部队而被迫进行大的迂回，那么，无论如何表述那支特定部队的价值与效果都不会过分。当然，也应意识到，具有同种力量的敌军，无论实力上如何悬殊，都有可能对其占据的土地进行袭击，有可能焚毁一座村庄，或使一些边境地区成为荒芜之地，也有可能时常截击护送队伍。

然而，从军事意义上说，却无损于交通运输线。因为，诸如此类的捕食性行动在所有时代都有。一般而言，海上较弱一方的交战者都会大行其道。不过，这却绝对不能保证得出这一种推论，即罗马或迦太基都不能说对于海洋拥有无可争议的统治权。因为，罗马舰队有时光顾非洲海岸，而迦太基舰队也以同样的方式招摇于意大利沿海。记住：海上力量对那个时代历史巨大的确定性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就被忽略掉了。

需要强调的是，上面所引述的诸如此类的事例，完全来源于彼此间隔十分巨大的时间区域。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这些因素更多地处于战略运筹而非战术考虑之中。与其说是作用于战斗行为，还不如说是影响着战役部署，并且因此而具有更为持久的价值。

在这一方面，完全可以引述一位权威人士的箴言。杰米尼说：“1851年底，我碰巧正在巴黎，一位声名显赫的人士不耻下问地询及近来在武器装备上的进展是否将会对从事战争的方式带来任何大的变化。我回答说，它们或许会对战术的细节带来冲击，然而，在惊心动魄的大战略行动中，以及一连串空前的战斗组合里，现在正如同过去那样，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恺撒，弗雷德里克还是拿破仑，他们的制胜法则，都离不开正确的战略战术的运用。”由此可知，对于海军而言，这一研究现在变得已比过去更加重要。

那么，下面就来谈一谈战略吧！通常赋予“战略”一词的定义将其限定于军事组合之中，其包括一个或更多的行动领域，要么完全地各具特色，要么相互之间密不可分，但是都被视为实际的或迫在眉睫的战争场景。然而，这恐怕只是指在陆地上。

正如一位法国著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一定义对于海上战略过分狭隘。他说：“海上战略，并不同于军事战略，因为它在和平时期如同战争时期一样是必不可缺的。”在和平时期，它能够通过购买或签订条约的手段，来占领一方疆土，可能会取得最具决定性的胜利，其优越的态势或许是战争都无法达到的。

英国在成功地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后，表面上以暂驻为条件，然而这却无法促使他们放弃所占领之地。这种暂驻确实可以从那种暗地里锲而不舍的精神中得到说明，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所有的海上强国都不断地努力从一处海域渗透到另一海域。尽管比起塞浦路斯和埃及来，它们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或不是那么值得注目。

这就是说，海上战略确实因此得以奠定、支撑、提升一个国度的海上力量。战争时期如此，和平时期也如此。所以，海上战略的研究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所有公民来说，都是具有很大价值的。

历史总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将会起到阐释与验证有关这一主题性结论的作用。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一系列海战史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