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跨国外包的经济效应
肇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跨国外包对发包国和承包国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节将从微观、行业、宏观三个层面考察跨国外包的经济效应。
一、跨国外包的微观效应
（一）企业组织模式
随着跨国外包的发展，跨国公司的边界不断改变，而且日益模糊。企业组织形态也逐渐由层级制企业向模块化生产网络转化。青木昌彦指出，模块化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严格界定了“看得见的设计规则”和“隐含的设计规则”。在严格界定的规则约束下，模块化组织的运行却是灵活的。因为模块化是利用外部供应商建立起灵活而分散的组织形式，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尹建华，2010）。而且，模块化生产网络中供应商不再被动地接受主导厂商的指令，而是独立模块的设计者和组织者，这就使企业间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为了适应模块化发展的需要，企业更加关注核心业务，这样不仅可以将外包任务层层分解，而且也使得企业的决策和管理更加分散化。
跨国外包也会对承接国代工企业的组织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代工企业按照跨国公司的技术要求、生产工艺进行加工制造，不需要过多地考虑技术、市场，于是就变成了不具有核心功能，而仅仅具备生产能力的企业，即“去掉大脑、只剩四肢”的企业。同时代工企业之间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代工企业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共享信息往往扎堆，形成了本地化的企业集群；二，代工企业通过合资联营、技术交流协议、合作研发协议等方式形成战略联盟。虽然这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组织形式，但通过战略联盟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
（二）企业治理模式
传统的科层制企业，其生产、投资等活动均是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由企业独立完成的，各个独立厂商再通过交易完成生产系统、销售系统的衔接。跨国外包改变了企业的组织模式，同时也使企业的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异。由于各个厂商之间是以网络为纽带连接在一起的，占据战略性环节的厂商成了网络治理者，控制着整个网络的运行和发展。
主导厂商依靠核心业务领域获取高额的经济租金。在采购商主导的生产体系中，主导厂商可以通过品牌、营销、市场渠道获得经济租金。在制造商主导的生产体系中，主导厂商则获得了技术租金和知识租金。主导厂商为了防止核心地位的丧失，通过投资、研发等多种手段形成特异性资产，使网络成员在短时期内难以模仿和学习。此外，还构建了立法、司法和执法为一体的网络治理机制（见表2—3）。以环境标准为例，主导厂商在外包产品时，规定了产品的环境标准，一旦代工企业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主导厂商就会运用司法手段或经济手段予以制裁。
表2—3 主导厂商治理制
二、跨国外包的行业效应
（一）贸易效应
迪尔多夫（Deardoff，1998）最早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分析了跨国外包对参与国的贸易方式以及要素价格的影响。作者发现跨国外包将会提高发包国和承接国的产出以及贸易量。阿尔恩特（Arndt，1997）认为跨国外包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各国的产量和贸易量都将增长。
从世界贸易的发展情况来看，因跨国外包出现了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进口的现象。商品范围涉及玩具、服装、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电脑、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品。据统计，目前发展中国家出口最多的产品为电子晶体管和真空管、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设备及零部件以及办公设备四大类产品（李玉红，2007）。跨国外包还直接促进了中间产品贸易量的快速上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间产品贸易量就已经超过了最终产品出口量。芬格（Finger，2001）也发现，就全球范围而言，中间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承接跨国外包也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出口额占全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0.89%上升为2010年的10.46%，其中，加工贸易是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图2—5绘制的是1981~2009年各年度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变动情况，我们发现，自1981年以来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都是高速增长的，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10年间，增幅尤为显著。但我们也发现，从2008年之后，加工贸易的进出口额均开始显著下降，这可能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萎缩有关，也可能与我国逐步由依赖跨国外包向自营出口转变的发展战略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
图2—5 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1981~2009年）
（二）就业效应
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发达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失业。《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加速的欧洲正在出现》的文章，指出2005年英国有10万个就业岗位的丧失就是由跨国外包所直接引起的，德国和法国也因同样原因分别造成了大约1.1万人和0.7万人的失业。根据OECD的调查报告，2005年经合组织国家非技术工人的失业率为12.4%，比技术工人的失业率高出将近一倍。芬斯特拉和汉森（1995，1999）利用美国产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证实了生产非一体化降低了发达国家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类似的研究还包括安德顿和布伦顿（Anderton and Brenton，1999）、希泽恩等（Hijzen et al，2005）对德国的研究，斯特劳斯-凯恩（Strauss- Kahn，2003）对法国的研究，埃克霍姆和哈克卡拉（Ekholm and Hakkala，2006）对瑞典的研究。
跨国外包伴随着相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促进了承接国的就业，这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第一，跨国外包造成了出口规模的扩张，从而促进了就业；第二，跨国外包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影响就业。因为承接国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低，承接外包业务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就会更密集地使用劳动要素来替代资本、技术的投入，从而导致就业规模的扩大。盛斌和马涛（2008）、王俊（2011）均证明了承接跨国外包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就业。
图2—6绘制的是1981~2009年我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和制造业在全部就业中所占的比重。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和就业比重都是持续增长的，其中，就业人数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就业比重的增长幅度。这个结果也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行业的就业都呈现出大幅度增长的态势。
图2—6 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及比重的变动趋势（1981~2009年）
（三）创新效应
跨国外包促进了技术扩散，推动了创新。帕克和塞格奇（2001）曾经构建了一个发达国家将业务外包给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理论模型，当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口了含有高技术的中间产品时，新技术就会在新兴工业国家扩散。胡和吉（Hou and Gee，1993）、霍布迪（1995）也发现，在整个7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因进口了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而实现了技术扩散，这种因外包而发生的技术扩散对台湾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注：上游企业的反向技术溢出也是可能发生的。当上游产品的技术水平提升之后，产品中所包含的产品设计、生产工艺调整等信息也会通过外包渠道反馈给发包企业。而且，供应商还会通过人员交流、员工培训的方式将信息反馈给发包企业，这就使发包企业低成本地获取了新知识和新信息，提升了其在整个价值链中的竞争力。）跨国外包对承接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两个作用力相反的机制：（1）通过学习效应促进技术创新；（2）跨国买家阻碍承接国技术创新。在跨国外包体系中，一方面，承接国在与跨国公司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中，可以学习到更多的技术、市场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在学习效应的作用下当地企业会有更大的动力去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将当地企业限定在装配制造环节，使当地企业难以进行必要的产品升级以及工艺升级，无法实现技术创新。
从承接国的实际经验来看，难以发现通过承接跨国外包实现技术创新的案例。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目前，我国彩电产量占到了全球的45%，空调的产量占到了全球的30%，领带的产量占到了全球的80%……然而， “一台DVD售价32美元，需支付国外专利费18美元，中国企业只赚1美元利润；一台MP3售价79美元，需支付国外专利费45美元，中国企业只赚1.50美元利润；一只鼠标售价24美元，品牌商赚10美元，渠道商赚8美元，而我国制造企业只赚0.30美元。”（注：周道生、赵敬明：《现代企业技术创新》，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通过数字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尽管在许多产品上具备了生产能力，但是缺少核心技术，仍然处于整个产品价值链的低端。
(四)工资效应
跨国外包引起的贸易扩张以及技术进步无疑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承接国工资差距表现在行业内工资差距和行业间工资差距，其中行业内工资差距是最主要的，也是最显著的。比如格莱泽和兰詹（Glazer and Ranjan，2003）、比利等（Beaulieu et al，2004）、古拉蒂和乔杜里（Gulati and Chowdhury，2010）基于产品内贸易的贸易效应研究发现，随着贸易壁垒的降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增加，行业内工资差距也随之增大。罗宾斯（Robbins，1995）对20世纪80年代末拉美国家工资差距的研究表明，产品内贸易造成智利、墨西哥、乌拉圭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达1.60~2.11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曾对我国11个省份的6931个住户进行调查，发现1995～2002年行业间工资水平有扩大的趋势，特别是竞争性部门与非竞争性部门的工资差距从10%～20%增大到了40%～60%。
跨国外包导致承接国行业内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跨国外包存在“防御性创新”机制。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企业要想获取跨国公司转移的外包订单必须在国际市场具有比较优势，迫使当地企业进行成本降低型技术改进，只有通过R&D或引进新技术才能确保国际市场的份额不至于丢失。随着“防御性创新”战略的实施，技术工人需求增加以及工资水平的提高，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Wood，1995）。其次，承接国需要购进大量中间产品，并不断地引进新的机器设备，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商品的进口增加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提高了技术溢价，也造成了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工资差距的扩大（Acemoglu，2001）。此外，跨国外包中承接国是密集地使用劳动要素的，不论是SS理论还是HO理论都指出，随着要素投入量增加，在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存在下降的趋势，也将导致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相对工资差距的扩大。最后，承接国大多处于价值链低端，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当地企业陷入了“悲惨增长”的漩涡之中，亟须进行产业升级。在升级过程中，技术能力的变动也将影响到工资的相对差距。因为，产品升级过程中产品质量的提高需要匹配更高比例的技术工人，技术工人需求的增长，将加大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Zeira，2007）。（注：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在发生着资本体现式的技术进步，通过投资新的机器设备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在此过程中，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会增加，这也会拉大工资差距。）
三、跨国外包的宏观效应
（一）跨国外包的空间效应
跨国外包的空间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导致了全球制造业的重新布局。全球制造基地由工业化国家转向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再由新兴工业化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第二，改变了承接外包的国家的产业布局。承接外包的地区出现了“本地化集聚”或地方镶嵌的趋势。对承接外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后者是跨国外包的空间效应的主要表现。
从传统的区位理论来看，地方产业集聚取决于地方的自然资源条件、交通运输条件、市场规模、劳动力规模与素质、融资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笔记本电脑的代工生产主要集中在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现已形成了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经济开发区等计算机产业集群。这些地区均属于发达地区，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市场制度、大量的产业工人，同时还拥有融资平台和贸易平台。因聚集企业在地理上邻近，导致零部件的转运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先进的技术知识在区域内得以迅速传播，有利于技术扩散和转移。
地方产业集聚也改变了城市与区域的空间发展格局。以苏州为例，这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老城，在我们的印象中应是“小桥流水、亭台相应”的古城。在14.2平方公里的古城范围内，传统建筑风格被尽可能地保留着，而在古城之外的苏州工业园区，却是另一番景象。苏州工业园区已由最初的6.8平方公里，扩大到了258平方公里，形成了以TFT- LCD、电子信息制造、精密机械制造为主导的产业格局。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大大拓展了城市的范围，使得苏州的主城区已经从409平方公里扩大到1650平方公里。此外，园区发展还将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渗透到更广阔的空间里，塑造了城市新格局，赋予了城市新内涵。
（二）跨国外包与资源消耗
自然资源包括了能源、金属及非金属矿物等不可再生资源以及植物、动物、森林、草场等可再生资源。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在推动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相关研究，拉美各国早期工业化基本上都是依靠资源类产品出口获得。比如，拉美国家在1955年出口总值中，农业、燃料、矿业等初级产品出口占到了96.9%。国际贸易促进了这些国家的资源开发及资源出口，并导致了国内资源存量的下降。
跨国外包具有贸易和生产的双重效应。从贸易的角度来看，跨国外包带动了承接国对能源等资源类产品的进口，以及产成品的出口。进口资源的目的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对本土资源开发实施保护，以进口替代国内开采，而是国内生产资料难以承载巨大的外包生产任务，不得不从国际市场采购资源类产品，或是因为国际市场价格低于国内价格，通过进口降低成本。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跨国外包下的出口伴随着国内产能规模的扩张，必然会增加国内资源消耗，甚至导致国内资源衰竭。以服装加工为例，生产一件服装平均消耗2.5千克标准煤，相应地排放6.4千克的二氧化碳；生产100米布需要消耗3.5吨水和55千克标准煤，相应地排放3.3吨废水；此外，还要消耗大量的棉花以及木、竹、麻等天然资源。
（三）跨国外包与环境污染
承接跨国外包在促进承接国产出扩张的同时，也增加了能源消费量，并由此造成了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外包的不仅有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而且有高能耗、高污染的环节，尤其是后者还可以帮助跨国公司规避发达国家的环境管制。当然，随着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跨国公司也会主动帮助当地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同时将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信息、安全标准等信息传递给当地企业，促使当地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此外，提高环保标准也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持续获取外包订单或是在国际市场自主经营，当地企业也会主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但是，从承接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跨国外包的环境污染效应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跨国外包通过制造环节转移使承接国成为污染避难所。从三大产业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来看，制造业对环境的破坏最大。跨国外包体系下，伴随着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或环节也相应地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列出的我国各行业的工业废水排放情况，2011年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服装业三个行业是工业废水排放量最多的行业，而这些行业也是跨国外包强度相对较高的行业。承接制造外包业务后，国内企业产能扩张，必然导致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可以说跨国外包为国外污染产业或环节寻求到了污染避难所。
第二，跨国外包导致承接国环境管制弱化及环境污染。环境管制是政府为了达到改善环境质量而制定的控制污染排放的各种政策的总称，主要包括了命令控制型政策、经济激励型政策、信息披露型政策三种类型。不论何种类型的环境管制都将导致企业使用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上升。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于低廉的要素成本，环境管制后成本增加，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导致企业难以获得外包订单。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外包优势及产能稳定，可能会降低环境管制的力度，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获取跨国公司的外包订单，导致承接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跨国外包难以促进节能环保技术在承接国的扩散。跨国外包将通过贸易及面对面流通等途径促进先进技术在承接国的扩散。由于发达国家开发的技术是以节能环保技术为主的，承接国通过技术学习和技术引进获得的技术也大多是节能环保技术。由技术引进或技术溢出转化为承接国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还需要经过充分的消化吸收，而承接国消化吸收投入不足，难以破解先进技术的诀窍或秘密，导致技术进步并不显著。跨国外包下节能环保技术的扩散并没有显著地提升承接国的技术水平，节能减排的效果也不明显。
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文、自然之友、环友科技、南京绿石五家民间环保机构联合发布的《苹果的另一面——污染在黑幕下蔓延》，对苹果的供应商污染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得出：苹果自己不从事电子产品的制造，它的全部业务均是外包的，表面看苹果是无限绿色的，但是它的代工工厂却为当地留下了污染和毒害。2010年在苹果的129个代工工厂中有80个没有按照要求存放或妥善处理危险化学品；41个不回收或处置危险化学品；37个未监测和控制废气排放；10个以上的工厂有废水问题；63个工厂没有政府部门的许可证……名幸电子武汉厂区就是苹果的PCB（印制电路板）供应商之一，央视记者曾在武汉厂区采访发现“厂区东侧有一条通向南太子湖的150米左右的水渠，整条水渠都流淌着乳白色的液体。沿水渠，乘船进入几十米外的南太子湖中，湖水也呈现灰白色，大量白色泡沫伴着一团团黑色漂浮物缓缓涌动，流向湖泊深处。”调查组调查还发现，水渠中的铜含量为4270毫克/千克，比长江中游主要湖泊底泥铜含量高出56~193倍，而污染就来自名幸电子。（注：参见央视新闻调查：《“苹果”供应链污迹斑斑——在光鲜亮丽的时尚背后，隐藏的可能是血汗工厂》，《钱江晚报》，2011年10月17日，A10版。）上述案例说明跨国外包增加了承接国环境污染的风险。
（四）跨国外包与产能过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的高潮，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某些行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国际市场订单的减少，我国出口萎缩，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
学者对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展开了大量研究。林毅夫等（2010）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容易出现“潮涌现象”，并由此造成产能过剩；江飞涛、曹建海（2009）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随着产业的过度进入，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王立国、鞠蕾（2012）提出，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高速增长，对企业进行不当干预，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而出现了产能过剩。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认为地区竞争、经济周期波动、外资进入等宏观因素以及企业的粗放式经营方式、认知能力等微观因素也间接导致了企业过度投资后的产能过剩。然而，还没有学者从跨国外包视角分析我国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本节将从跨国外包造成技术的“同质性”、产品的“成熟性”以及投资的“潮涌性”三个方面分析跨国外包造成的产能过剩。
第一，跨国外包与技术的“同质性”。跨国外包下的技术进步对产能过剩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跨国外包体系下，随着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要素产出效率得以提升，产能得到扩张。技术进步还会衍生出新产品，这将进一步驱动产能规模扩张。另一方面，跨国外包体系下承接国技术的“同质性”也将导致产能过剩。这是因为承接国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势差，伴随着技术引进、技术学习与应用，新技术将在承接国扩散。跨国公司为了低价采购商品，向多个代工企业转移，使代工企业之间形成相互竞争的格局，同时，也导致代工企业技术的“同质性”。代工企业之间在技术上无任何优势和差异，要想获得跨国公司的订单，只能扩张产能，通过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因此，技术的“同质性”将导致承接国出现产能过剩。
第二，跨国外包与产品的“成熟性”。产品生命周期就是一种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到最终退出市场的全过程，包括了市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在产品的导入期和成长期，市场销售规模和生产规模都较小，市场竞争也不激烈。而在产品成熟期，生产工艺、技术环节和产品都已标准化，产品的供求规模达到顶峰，同时产能过剩的现象也已经逐步显现。在跨国外包体系下，跨国公司转移过来的生产订单或生产基地，其产品都是“成熟的”、“标准化的”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极易形成产能过剩的格局。以我国为例，跨国外包生产集中在服装、玩具、消费电子等成熟产品上，一旦外部需求波动，将会使我国上述加工企业出现产能过剩。
第三，跨国外包与投资的“潮涌性”。跨国外包下的“投资潮涌”主要来自各级政府引导和企业投资两个方面。从政府引导或干预的角度来看，在以GDP指标为政府官员晋升的考核标准的体制之下，地方政府官员有着强烈的动力去推动本地的投资，并以此带动经济增长。而承接跨国外包、为国外厂商代工具有投资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而且还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自然就成了地方政府首选的投资项目。政府在土地租赁、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就能带动承接外包产业的快速投资。从企业角度来看，当地企业非常愿意与政府搞好关系，热衷于遵循地方政府期望，通过增加投资扩大企业规模。由于投资的产业与产品门类具有极大的“同质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过度竞争、资源浪费，当然也会使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