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须改良教育[1]

余离开北方，已三四年。故到北平去视察北方政治及其他一切情形，纯系个人名义，并非中央所派。是否到前方去，尚不能一定。大概新乡是回来必经之地，要前去看看。……汪院长最近亦不能北来。李协和先生主张开放政权。在我看政权终要归还人民的，无所谓开放不开放。当初孙中山先生宣布训政，是希望有智识的人，指导忠实的老百姓，培养他的政治智识。中山先生在宣布训政时，特别注意乡村自治，尤其对人民选举权格外重视。革命成功后，有高级权利的人并不注重于此。地方训政要点，为各地方设县参议会，由县参议会选举县长，由各县选举全省执政人员。其意旨为训练民众，使人人渐次练习作参政的准备。现在政治仍然由上而下，县长由省委任。民权发展，毫无准备，实在不好。中国至此田地，开放政权，并不能救济国难。

欲救济国难，必须养成救济国难的力量。欲养成力量，必须改良教育。中国向来注重道德，但是只有道德，不研究吃饭问题，也是不行。比如一家人家，家务虽已整理好了，而无饭吃，亦是无法。所以苏俄革命才成功，就宣布实行五年实业计划、十年实业计划，以培养力量。过去教育之错误，非人民不争气，是制度太不良。余以为今后教育方针应有三要点：一、农村经济破产，须教以复兴农村力量，使农作物增加，以救济农村破产；二、外国货物，向中国来一天比一天多，须教以制造国货，以抵制外货；三、外国人大炮机关枪来打我们，须教以制造大炮机关枪以抵抗他。中国吃日本的亏，全在兵器上。因为人家力量足，枪炮新式，我们打不了他。

甲午之战打败了以后，我们早就该发奋报仇。比方两个人打架，有一个败了，就向胜的作揖，说三年以后再见。他一方回去就苦苦的练功夫。第一次铺上一层棉花，一拳打透了。第二次再加上一层，以至三层、五层、十层、二十层都打透了，其他功夫也练好了。三年后一比较，把先前胜的打败了，才算个人。但是“大刀救国”，不能喊一辈子。我常对别人说：“国难至此，责任全在年老的身上。因为四十年前，中日之战，目睹日本人欺负我，打我，同现在一样的利害。那时候我是三十一岁，蒋先生（介石）只七岁，当然不知道。一班青年，更不知道了。所以说：这四十年来我们早应当教养青年以报国仇，不该把责任放弃了。”

看见《大公报》上登载着梁漱溟的演词，还大讲其风凉话。说什么中国上了提倡军事当，把农村经济破坏了。实在不对。因为现在是大组织全破坏了，不只是农村。我国素来讲伦理，所谓孔门伦理，就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也是各有各的伦理。但是应该有一定主张，譬如有人说孝最要紧。我们也说对。又有人说非孝要紧。我们也说对。良心上没一定主张。试问中国大炮机关枪不能制好，军队能算练得好么？尤其现在一班青年，光念洋八股，又有什么用处？不过博得硕士、学士虚衔而已！

又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在广东，擒去两广总督叶明[名]琛，解到印度加尔各答，并且把红顶花翎装起来，售票两角看一看。虽没亲自看见，看看书上就可知道。此刻东三省山海关的炮声，是大家经验着，可以想到当初甲午年日本的大炮，才是如此利害。我们自甲午到今，四十年空空的过来了，希望现在的人们，别再空空的过去。四十年依然不能复仇，应打破只念洋八股投社会时髦需要，以求博士、硕士头衔的心理。要注意教育应改的三个方针。

据我观察世界的大势，推测日人如此跋扈，将来也许走到很不好的路上。因为从前德国的声势，比现在的日本不在以下，结果还不免叫协约国打的他一败涂地。现在一般人都把教育看作小事情。我劝办教育的人，实在也用不着增加经费，因为从前清以来，衙门里教书的老夫子，同现在一样叫人看不起，待遇也是最薄。记得有一个笑话，有一次一个老夫子上厨房里催菜。厨子正在切毛笋，边切边说：“先切的笋根给老夫子，最后的笋尖给账房先生。”又一天厨子又切韭菜，说：“先切的给账房，后切的给老夫子。”当厨子的都看不起教书的，又何况别人呢？我们对于个人的小孩子，应该教好，兴家立业。不教书，他又焉能兴家？所以这四十年来，不能把人民教好，使复仇，闹成现在的地步，罪恶都在老头子身上。不该放松他们，光教他们守道德，不教他们吃饭的办法。说句迷信的话，阎王放出了人的生命，只能给他受智识的工具，如耳目鼻等，不能把智识同时付给。必须受教育，才能得到智识。以个人经验看，世界上的人应该有四个阶段：二十岁以前是受教育的时代，二十岁至四十岁是替社会服务的时代，四十岁至八十岁是需要帮忙的时代，八十岁以上完全是受人供养的时代。世界上虽然有人如此提倡，将来如何实现，尚不能预定。使小孩子受教育，应当为国家着想。譬如有五个儿子求学，假若其力量供给在两个儿子身上去求学，将来必能成为人才。若勉强使五个儿子去求学，非但学不成才，则五五二百五，全成“二百五”。更当注意，勿光为个人求虚名，学洋八股。应该对我以上所说的改良教育制度中的三事，多加考虑。

注释

[1]本文系1933年5月4日在济南对新闻记者谈话，原载《中央周报》1933年5月15日第2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