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我国的学者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日寇的铁蹄踏上积贫积弱、累累伤痕的中华大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每一个学者都以自己的方式，承担起作为学者的爱国责任。
一、奔走呼号宣传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实施“攘外必向安内”政策，消极抵抗，一味退让，领土主权任人践踏。在国家遭受野蛮侵略，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学者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一致，不分党派，不分学派，不分领域，一力抗战。一方面他们呼吁国民党“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动员民众，宣传抗日。
吴稚晖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国民党内颇具威望的元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积极反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为蒋介石所倚重。但对于国民党在抗战的不抵抗，吴稚晖则深恶痛绝：“不抵抗主义者，反在唱高调，真令人痛心到极点！”（《教育改造与救国》）
1931年九一八时，马相伯已届91岁高龄，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还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他积极支持抗战政治家的活动，与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史良、王造时、邹韬奋、章乃器等人有交。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
很多学者奔赴各地演讲，宣传抗日。如本书收入的《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就是丁文江在燕京和协和两所大学的演讲，他谆谆教诲青年，要以十二分的努力，彻底了解近代国家的需要，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技能。而对于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而言，做改造新国家的预备工作，是他们唯一的责任！陶行知也于1936年5月间在各地演讲宣传抗日，本书收入的《怎样才能粉碎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国的出路》就是他在中山大学、南宁市中学的讲演。
办刊也是学者宣传抗日的重要渠道。各种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邹韬奋主编的《抗战》月刊，上海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胡风主编的《七月》等为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学术性刊物也承载了抗日救亡的使命。爱国学者、著名史家顾颉刚于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创刊不久，顾颉刚痛感民族危亡、国上沦丧，将研究重点由古代地理转向边疆地理，目的在于宣示疆域，昭告世人，中华国土不容觊觎。即使创刊已久的刊物也将重点转向宣传抗日。《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写了一系列社评，向当局进言，为国家献策。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季鸾又写下《愿日本国民反省》、《望军政各方大觉悟》等一系列文章。1934年初，钱端升赴天津担任《益世报》主笔，8个月期间共写了170篇社论，揭露与驳斥日本侵华阴谋及其罪行，大声疾呼各界人士放弃对日和平幻想，积极做好抗日准备。为此，蒋介石大为恼火，勒令邮局停邮《益世报》。
也有很多学者用戏剧、音乐、绘画宣传抗日救国。夏衍、于伶等百人集体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张寒晖《松花江上》、麦新《大刀进行曲》、田汉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救亡的热情与士气。
二、以所学报国
在抗战时期，广大爱国学者不得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在敌机的频繁轰炸中，既要忍受物质生活的艰辛，又要忍受仪器、设备的简陋和图书资料的缺乏，但他们仍旧坚守学者之道，把自己的才智和学识都奉献在民族的抗战和文化教育事业上。他们自觉地把学术研究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结合起来，以所学报国。
在抗日战争中，《科学》杂志的创办人、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应蔡元培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他因陋就简，筹建化学研究所实验馆，使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在昆明乡村躲避日军空袭时，他还翻译了W.C.D.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宗教的关系》一书。这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科学史译著，也是一部备受学术界重视和欢迎的著作。他谆谆教诲学生，“救国是我们的最高责任”，“读书即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
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自觉地将抗日救国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发奋著书，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证明有史以来东北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书后来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治与外交领域的学者也将中日关系作为他们重要的研究课题。1936年元旦，钱端升撰文《论中日关系》指出，中日“亲善之不可能”，必“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下牺牲的决心，准备作积极的抵抗。1938年10月，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钱端升的眼光已经超越当下的战争，论及中国外交的根本政策，强调我们需要一个目光远大的外交政策，奋斗能解决民族目前之厄，但只有和平堪作长期的外交政策。
军事家更是将中日战争作为必然的研究主题。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文武兼修，他与胡适共同创办新月社，并与徐志摩结为至交，应梁启超之约为其《近三百年学术史》作序，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他最终着力耕耘的仍是军事领域，并以其卓越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成就闻名于世。早在1922年他就表现出对日本侵略的高度警惕。1933年，他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战。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后提出建设空军的建议。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中国是有办法的！中国的各界学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中国的抗战，为中国的富强寻求解决的办法，调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学术力量以笔墨救国，挽救民族危亡。
三、深入民间普及教育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此时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由于学者更早地认识到知识的力量，因此，一批学者选择了教育救国之路，他们深入乡村普及教育。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等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
晏阳初是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他认为救国之路在于救治国人的“四大病”，即贫、愚、弱、私，主张在先教农民识字的基础上，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他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之目的。为此，他身先士卒，举家迁往农村，河北定县进行了长达11年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探索农村建设、民族自强自救的道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动日渐扩大，空前国难来临，晏阳初加速推行平教运动，将平教运动十年计划改为六年。定县沦陷后，他在四川、湖南等地继续坚持平教运动和乡村改造工作，宣传发动农民进行抗战。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陶行知被毛泽东称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为了推行平民教育，他辞去了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之职，放弃了高薪，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全国十几个省市，使成千上万的平民受到了教育。在平民教育处于高潮时，他又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将爱国赤诚与教育运动结合起来，先后发起并推行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和民主教育等教育运动。1939年7月20日他在四川省合川县创办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吸引了许多著名进步学者、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如艾青、贺绿汀、章泯、陈烟桥、戴爱莲等。周恩来专程到育才学校访问并做了抗战形势报告，题词：“一代胜于一代”。
黄炎培是一位职业教育家，秉持“教育救国”理念，全力兴学。他不仅在国内皖、浙、赣、鲁、冀等地考察教育，而且走出国门，赴美国、日本、菲律宾以及南洋各地考察教育。他全力推进乡村职业教育，成为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主持创办《教育与职业》月刊，创设“中华职业学校”，并亲订“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的校训。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提议设立“民族复兴教育设计委员会”，希望通过教育促进民族复兴。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致力于把社会教育和社会改造融为一体，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他1931年到山东邹平，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七七事变后，他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他于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又参与发起和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
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一样在当时的中国不能真正改变中国命运，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它是中国的学者在面临民族危亡时自觉的民族自救运动，体现了中国学者的高度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感。当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他们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他们的一些做法，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四、争取国际支持与援助
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学者大多有国外留学经历，他们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和国际影响在国际上宣传抗战，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募捐筹款，为抗战筹资出力，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原本胡适反对对日开战，主张谈判缓解局势，以待国际形势的根本好转。七七事变后，他终于从不主战的“低调俱乐部”中走出来，决定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美国开展民间外交，为中国的抗战寻求援助。1937年9月，胡适和钱端升、吴忠绂一起共赴美国，在美国从事演讲活动，宣传中国抗战决心，争取美国朝野的理解与支持。此后他又去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国巡回演讲，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说明中国抗战的意义和赢得胜利的信心，争取各方面的支持。胡适的国民外交活动，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37年前后在日本留学的杨鸿烈从日本返国给胡适写信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1]
还有很多学者向国际社会募集资金，援助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黄炎培任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他曾六下南洋，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各国的华侨商贾们筹募来大笔资产，援助抗日斗争。陶行知也在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间先后前往欧美亚非等28个国家及地区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8月，他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即使未能走出国门的学者，也仍然通过致电、声明等方式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学者的声音。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有关国家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反击法西斯及中国对日抗战问题。会前，文化界著名人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环、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联名致电布鲁塞尔会议，要求制止日本对华侵略，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约的暴行。随后，又由蔡元培领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3人，向国际社会发表英文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暴行，吁请国际正义力量制裁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行径。
中国学者也参与到各种国际组织中，对争取国际舆论和增进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有极大促进作用。罗家伦从1938年起担任“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之后多次与中大教授、各高校校长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国会议员、美国参议院等，呼吁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朱家骅于1936年起任中国国联同志会会长，钱端升、罗家伦、胡适、徐悲鸿、傅斯年等均为国联同志会理事。1938年7月5日，国联同志会总会第22届年会在丹麦首都开会。钱端升等代表中国国联同志会出席，并提出五项提案，其中不仅包含对日经济制裁的提案，也包括援助中国的提案，提议不承认、不与日本作不利于中国之交涉，给中国财政、军需品之援助，并扩大救济运动尤其是战地儿童救济。
总之，中国学者在抗战中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开展形式多样的广泛的民间外交活动，表达中国学者的声音，争取国际支持，为抗战赢得了更多的空间。
五、维护和保护民族文化
在日寇入侵、国土沦丧、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抗战时期，要团结全国民众，抵抗强寇，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学者一方面发起文化救亡运动，以无形的文化鼓舞士气；另一方面积极采取行动，在战乱中保护中华民族有形的文化资产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
文化救亡运动中比较典型的是“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并因此而与夫人刘清扬被捕入狱。以救亡为己任的张申府正式发起了“新启蒙”运动，以建立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其实质是反侵略的文化救亡运动。“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
更多的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宣传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傅斯年撰写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是针对日本人策动的华北自治所表达的对中华民族完整统一的坚定信心，“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之风度。”张君劢也在《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中指出：“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总得先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然后可以立国。”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学者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与发展，撰著至今影响深远的作品，如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等等，这种以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宗旨的学术研究可以看作是文化精神的抗战。正如贺麟先生在《文化与人生》序言中所说：“八年的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不惟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复兴的种子；不单是承先，而且也是启后。不单是革旧，而且也是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
战乱之中，保护我国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不被损毁也成为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如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收集和抢购了大批因战乱而流失的珍贵文献。故宫的文物、各地方博物馆的文物、图书馆的古籍都是学者倾力保护的对象。中国学者或以组织或以个人的力量，竭力保护中华文物古籍的隐藏和及时转移。
随着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及华中的沦陷，各文化机关被破坏，图书仪器被劫掠，教师学生受到迫害。为了保存自身实力以求生存，中国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等教育机构大迁徙。在这场大迁徙中，承担保护文化资源责任的正是无数的学者。以中央大学为例，1937年8月19日起，中央大学及实验学校连遭四次日机轰炸，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一面坚守岗位，一面主持迁校事宜，民生公司的轮船将在南京的大学全体师生、眷属和全部设备溯江而上全部安全迁到重庆沙坪坝新校舍，连实验农场部分名种牛、猪和鸡鸭也悉数带走。
但更多的学校在日寇炮火的狂轰滥炸中，大量仪器、设备毁于一旦，许多校舍、建筑被夷为平地，大批珍贵图书、资料、手稿不是被毁就是流失。南开大学在遭到日军毁灭性轰炸后，校长张伯苓慨然向新闻界声言：“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物质，而南开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2]黄炎培也撰写了《吊南开大学急告教育当局》，指出：“这是一·二八焚毁上海东方图书馆后第二回毁灭文化机关的暴行的铁证”，他正告敌人：“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总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学者必然的选择。他们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亡，在颠沛流离中以所学报国，摩顶旋踵推动平民教育，走出国门，争取国际支持与援助，竭尽全力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虽然他们政治主张可能不同，他们选择的救国之路可能不同，他们抗日救亡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下，抗战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
本书所选主要是学者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间所做直接论及抗战或能够反映作者在抗战中行状的文章、讲演、通电、宣言等文字，以反映中国学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由于学识所限，也由于本书篇幅所限，书中所选的人物、作品挂一漏万，即使本导言中提到的人物、文章也未能尽收，但仅从这有限的文字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出中国学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史传统，看出他们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襟怀。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各位著作权人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符爱霞、吕鹏军、吴冰华、丁桃荣、王琬莹、罗晶、刘广宇、李文、王宇、陈石军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3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梁吉生：《张伯苓》，见《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2卷，7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