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阶层化男性气质的亲密建构

一个温暖的冬日午后，我去阿菲家拜访。阿菲住在广州城郊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中，是男友阿东半年前给她买的。我到的时候，她正在家中看肥皂剧，觉得无聊，她又拿出假睫毛来玩。阿菲告诉我，阿东刚走没多久，之前已经三天没来了，这次待了两个小时。我调侃道：“是不是小别胜新婚啊？”阿菲说：“我们没做什么，就聊聊天，他抱了我一会儿。”见我有些不信，阿菲笑着说：“我们好久没做了，他胃口（性欲）不是很大，现在身体也不行了，做不了几次，他要留着给他老婆。”^[1]在阿东刚开始表现出不太有兴趣做爱的时候，阿菲还很担心他会不会甩了她，好在阿东一直给她钱，供养她。“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阿菲欣慰地说。

阿菲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二奶”。她是广州本地人，31岁，三年前和37岁的建筑公司老板阿东在一起后，就不再工作，由男方供养。然而，与“包二奶”是“钱色交易”的常识不同，在这个案例里，“性”并非最关键的因素。这在我调查的其他18个案例里也有类似情形：一些男性和他们的二奶没有固定的性生活，甚至在个别案例中，包养双方完全没有性交行为。按照通常的理解，婚外包养主要为了图个“性福”，若果真如此，为什么没什么性需要的男性仍然继续包养二奶？

本章将通过考察男性与二奶之间的互动，来探讨婚外包养对男性的意义。我将突破“性”的局限，将婚外包养置于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男性气质（masculinity）重塑”的背景中来考察。我试图说明，“性”是这个时期男性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要素；而且，“性”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行为”层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符号”层面。

在本章的分析中，我将借鉴社会学家Jane Ward提出的“性别劳动”的概念，指的是为他人“赋予性别”（giving gender）而进行的各种情感和身体的努力，或主动地搁置自我关注（self-focus）以便帮助他者完成其渴望的性别认可。Ward指出，所有的社会性别（男性、女性、跨性别、酷儿等）的身份建构都需要来自他人的承认、肯定和协助；然而，性别劳动往往与权力关系密切相关。某些社会性别身份，更“理所应当”地期待、要求他人为其提供性别劳动，也更能通过强制力量使其要求得以实现。这些性别身份通常表现为男性，尤其是当它与其他类型的权力形式（比如阶层和种族）结合之后。这是因为，为他人提供性别劳动往往被认为具有“女性化”倾向。成功的性别劳动往往需要暂时搁置甚至压抑自我，以对方的诉求为中心，生产出对方所希望的社会性别身份，因此，性别劳动也大量由女性化的主体（feminized subjects）来承担，甚至被认为是女人的天性或责任（Ward，2010）。

借助性别劳动的概念，我们将看到二奶在家庭内外承担不同类型的家务、情感和身体劳动，以使她们的伴侣感到作为男人的尊严和地位。与此同时，我还将探讨性别和阶层在亲密关系中的运作，从而呈现包养行为对工薪阶层和商人阶层男性的不同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