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地位：商人阶层男性气质的演绎

商人和企业家无疑是市场改革中崛起的新兴阶层。商人在传统中国社会地位不高，其精明算计的特质与传统提倡的男性气质的内涵并不吻合（雷金庆，2012）。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这个新兴的精英群体欲将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地位的筹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对女性身体、性和情感的消费（Osburg，2013；Zhang，2001）。与商业化的性消费相比，拥有情人则更能彰显男人魅力和社会地位，因为“不用直接和赤裸裸的付钱而能吸引到漂亮女人的能力无疑是对其男人味和社会地位的终极证明”（Osburg，2013）。

我接触到的企业家和商人大多出生于普通家庭，教育水平不高，但在改革开放中把握商机积累财富，其中一部分人采取半合法的手段捞到“第一桶金”。在我调研期间，他们大多掌管或经营中小型企业。与工薪阶层男性将婚外包养作为男性尊严的个体化补偿行为不同，商人阶层的包养行为往往具有群体彰显的特质，这与充斥着情色消费的商业应酬文化紧密相连，使得他们的婚外亲密关系具有重要的公共面向。二奶们不仅在私人场合里进行性别劳动，也需要在特定的公开场合帮助男伴展现魅力，进而凸显其新贵身份。

（一）符号化的家务劳动

建筑公司老板阿东跟阿菲在一起已经三年有余。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几公里外。阿东给阿菲买了房子，每个月给她5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生活费，足够让阿菲在广州郊区过上舒适的生活。阿东很少在阿菲住处吃饭或留宿。他有很多的应酬，也不想被老婆抓包。阿菲平时要么跟阿东外出应酬，要么跟朋友们一起上餐馆吃，很少自己在家吃饭。虽然做得少，但阿菲很会做菜，她说：“他要来吃的时候我没给他准备，要吵死了。”

和阿菲一样，多数商业精英男性的二奶不需要从事大量的家务劳动。在商人和高级白领包养案例中，两个香港男性——一个珠宝商，一个设计师，他们来广州主要是为了谈生意和找乐子，而其余的大陆男性的两个“家”都在同一个城市。这些男性几乎每天都会在外应酬或娱乐，日常家务通常由他们的妻子或家里的保姆来承担。一些商人的二奶也请小时工来打扫房间。

家务照料在商人的包养关系中没有太多实际的作用，但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我在调研的过程中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形：二奶在和他人外出吃饭时匆匆赶回家，因为他们的男人临时决定回“家”吃饭；还有二奶会特意从自己的住所——没有电梯的8楼——跑下楼去为男伴买他随口提到想吃的点心。通过恰当甚至略带表演性的照料劳动，二奶给男人们传递出重要信息：他们的要求可被无条件满足。这不仅表达了她们对男伴的在意和关心，而且显示了他们在家中的重要性和至高地位。

（二）多维度的情感劳动

除了符号化的家务劳动，商人的二奶们也通过情感管理来帮助男伴完成他们所希望的男性形象。如果说工薪阶层的二奶以控制“失望”、“不满”等负面情绪来帮助男伴建构男性尊严的话，商人阶层的二奶则还需要承受更大的言语伤害和抑制“愤怒”来显示男伴的至高地位。许多商人的二奶告诉我，在两人关系稳定之后，她们的男友就会肆意地冲她们发脾气。这些情绪发泄很多时候是一种“迁怒”——他们在工作、应酬以及家庭生活中遇到压力或者不顺心的事，经常会演变成在二奶处的“找茬”乃至“大发雷霆”，并将二奶们的忍受当作一种理所当然，正如一个男性商人说：“不爱听，可以走啊。”与受法律和社会习俗保护的婚姻关系不同，婚外包养关系对于男性的行为几乎没有社会约束，完全依赖于个体之间的互动和牵制，只有在男性情感高度投入（比如关系初期或对二奶有强烈情感依赖）的少数情况下，男性才会对自己的行为有自发的约束。^[3]

一次阿菲因为阿东久未过去看她，在电话里对他娇嗔抱怨，没想到阿东在电话那头吼道：“你个婊子，你以为你还是处女啊，还说我对你不够好？！”阿菲听了很受伤，但并没有回击。她说：“我这个男人就是粗鲁。跟他吵没用啊，他更气啊，骂得更难听，还关水喉（停止供养），费什么事呢？”

Lucy也经常在访谈中抱怨男伴对她乱发脾气，她说道：

我真的受不了他的脾气了。他一不高兴就骂我，说得很难听。我不是特别没钱的时候，我就顶回去；我要是特别没钱的时候呢，我就忍了，我虽然很生气，让他骂啊，有时候还要逗他，很惨的，就是那个低低死气（低声下气）。

二奶们偶尔也利用男性心理和“情感承诺”来为自己博取筹码。比如一次Lucy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其间接到男友电话，对方要求她立刻回家，Lucy花了40分钟的时间跟他解释，哄他开心，但对方还是不依不饶，坚持“我就是不喜欢女朋友去酒吧，就是不喜欢女朋友在外面玩”。Lucy忍无可忍，说完“你不是说喜欢我吗？我就是这样啊”就挂了电话。几天后，男友打电话道歉，还承诺从香港给她带一套雅诗兰黛的化妆品。Lucy说：“男人很贱的，不能对他太好。”但这样的反击不总是成功，多数情况下，如果发生争执，都是Lucy主动去道歉求和，花更多心思讨好男友。

除了忍受情绪暴力和克制愤怒等“压抑型”情感劳动，一些商人的二奶还需要从事各种“表现型”的情感展示——比如营造一种良好的谈话氛围——使得她们的男伴获得情感满足和良好感觉。阿英是一名香港珠宝商的二奶。在她看来，这段关系中最难应对的任务之一就是接男友的电话。她说：“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就说生意上的事情，我对他的生意没兴趣。他一直讲一直讲，我就只好在那边听，假装听得很认真，有时候说几句，说这个真有意思啊，他听着高兴点。”通过专注的聆听、赞赏的笑声和肯定性的评论，阿英不仅满足了男友想要交流和分享的情感需求，而且从她的反应中，男友能够感到自己是一个有趣而富有魅力的男人。

通过压抑型和表现型的情感管理，二奶们让男人在与她们的相处中可以释放情绪压力、发号施令、获得魅力认可。正如一位男性受访者感叹：“她让我感觉像个皇帝。”不同于工薪阶层男性从二奶处获得的“好男人”的感觉，“皇帝”则意味着有资格享受别人提供的各种服务——他拥有地位和权力，可以下达命令并期待得到执行。

（三）私人关系的外显

除了在相对私人化的互动中，二奶们为商人们营造了某种地位感，她们还需要在特定的公共场合展现这种关系，以帮助男友在其社会圈子里获得“面子”。在新兴的商人和企业家圈子里，有魅力的漂亮女人常常被视为是有价值的男性战利品。在私人浪漫关系的光晕下，拥有值得艳羡的女伴一方面标志着男性个人欲望的满足，另一方面折射出男性的个人魅力和地位。

比如，阿英的男友是个60多岁的香港珠宝商，他每月给23岁的阿英10000元左右的生活费。因为“老头”（阿英如此称呼他）性无能，他们从未成功做爱。阿英问老头，既然他没法做爱，为什么要找女朋友？他说，他所有的朋友都有二奶，为什么他不能有？他渴望向其他人表明，他是一个强壮的、富有的、有吸引力的成功男人，这一公共形象对他而言非常重要。

许多商人和企业家的二奶为了维护男人的荣誉和地位，会进行大量的身体劳动（Lan，2003），在陪伴男友出席的公共场合呈现“恰当”的女性身体。许多人会根据她们男友的要求改变自己的外表打扮。事实上，并非所有男性都想要他的二奶看起来更年轻或时髦。例如，我访谈的两个年轻的打工妹——一个十八九岁，一个二十出头，她们的男友比她们大好几十岁。男友经常要求她们穿昂贵的套装，不许穿便宜、时髦的衣服，而且尽量少化浓妆。这样的装扮可以使她们看上去更成熟，免得被误认作祖父和孙女。这样的装扮也可以掩盖她们的农村身份，让她们看上去更有文化和品味，不会被人当成酒吧陪酒女。相反，对那些30岁左右的二奶们而言，“装嫩扮靓”则是她们的首要任务。这些女性会追逐最新的时尚，常常浓妆艳抹，甚至通过整容淡化年龄的痕迹。她们告诉我说，这么做是为了保持形象上的优势，没有男人会希望自己身边的女人“又老又丑”。

商人们的二奶经常被要求陪同男友出席各种应酬活动。在这些男性的社交应酬活动中，对女色的消费构成男性缔结兄弟纽带的重要内容。这种应酬活动通常被建构成（有权势的）男人可以摆脱道德约束、满足一己私欲、寻找乐趣和刺激的场合，这与妻子的形象——去性化的贤妻良母和家庭的守护者——格格不入。所以，妻子的出现会被认为既玷污了家庭的清誉，又坏了男人的“性/兴致”。而二奶，由于被视为私人欲望满足的对象，在这些活动中出现被认为是怡情的。

在这些场合，二奶们要尽量使男友看起来很有吸引力。比如，一天晚上，我跟随阿雪去她男友阿海开的夜总会。我们到的包厢里还有阿海的两个朋友和他们的女伴。不一会儿，阿海来到我们的包厢，阿雪迎上前去挽住他。阿海笑着对大家说：“（刚才）碰到几个老朋友。来来来，喝一杯。”阿雪从茶几上拿了一只空杯子，给他倒上啤酒。一个朋友递上一杯芝华士，说我们都喝芝华士，你喝啤酒不行。阿雪忙接过杯子说：“我男朋友胃不好，喝不得啊！”朋友们听她护驾，对阿海说：“女朋友体贴啊，你不能喝，她来喝一杯吧？”阿海看了阿雪一眼，阿雪娇嗔道：“哎呀，你们不要为难我男朋友，为难我啦。”看大家不依不饶，她接过酒杯：“好吧，只能喝一杯哦。”喝过了酒，大家坐下。阿雪紧紧倚着阿海，轻抚着他的手，柔情地说：“怎么去这么久啊？有没有累啊？”身边的朋友打趣阿海说：“你女朋友想你了，等不及了。”大家一阵哄笑，阿雪害羞起来，轻搡边上的男生：“不许欺负我！”与陪酒的小姐相似，通过敬酒、言语调情、身体抚摸等表演，她们帮男伴建立起性感且有魅力的形象。但与陪酒女郎不同，二奶是某个男人的个人所有，进而消解商品化性消费带来的男性气质的廉价感，这也对二奶们的表演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显得更为自然真实。

因此，对很多被商人包养的二奶而言，出席这种应酬活动往往具有强制性。比如2006年春节长假期间，阿东每天晚上都和朋友们聚在一起打麻将，每次都会带着阿菲。阿菲在那里会待到凌晨五六点，常常一天睡不到6个小时。有时阿东也会要她陪他去吃晚饭和唱卡拉OK，这些活动把阿菲弄得精疲力竭。一天，她跟阿东商量让她在家休息一晚，阿东同意了。到了晚上10点，阿菲已经躺在床上，突然接到电话——阿东在楼下的车里等她，他们要去酒吧。“我真不想去啊，头很晕啊。”阿菲跟我坦言。不过，她仍然快速地起床、穿衣、化妆、下楼。

与商人的二奶们费尽心思为给男人在公共场合“挣面子”不同，工薪阶层包养二奶的行为则更具私密性，包养二奶通常是工薪男性个体化的、修补男性尊严的方式，而并未成为一种群体性的亚文化。一般而言，工薪阶层的男性不需要参与半制度化的、充斥着情色消费的社交应酬活动，他们的社交活动通常以家庭为单位或者干脆排斥女性参与（比如喝酒、打牌）。二奶们很少被邀请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一些二奶甚至通过拒绝参加男人们的活动而使自己显得像个“贤妻良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