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城市化实践中的农民家庭发展秩序

走出农村社会过上城市中间阶层的生活，客观上，这也使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实践具有向上的阶层流动的色彩，因此，农民城市化也属于社会流动这一阶层研究的学术命题。经典社会学理论中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代际流动，代际在社会阶层位置上的差异性是判断社会流动机制开放性程度的核心要素。著名学者吉登斯指出，在封闭性很强的社会流动机制下，很容易再生产出与父辈相似的一代人（Giddens，1975：107）。国内学者李煜提出了三种不同代际流动的理想类型，即自由竞争模式、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和国家庇护模式（李煜，2009）。在这些分析中笔者看到了家庭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基础性作用，却无法得知整体家庭成员如何致力于向上的社会流动，因为，代际流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检验社会结构开放程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致力于流动如何发生的描述性概念。

处于底层农村社会的农民因其所面临的生活遭遇普遍产生了城市化的强烈愿望，并且通过进城买房将这一愿望付诸实践。这些进城买房的农民家庭因其所处村庄经济结构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购房能力，及以城市收入应对在城市完成家庭再生产的能力，而且，绝大多数农民家庭在这两个环节中表现出能力不足。在这种矛盾下，这些农民家庭仍然选择通过策略性的安排支撑部分家庭成员在城市生活并使其具备完成再生产的能力。在农村社会面临全面挤压的形势下，这种策略性的安排成为农民家庭的常态化选择。正是在这种判断下，笔者发现了一个由农民家庭的“策略性安排”形塑的家庭发展秩序，即年轻人发展、中年人支撑和老年人自养。笔者力图以家庭发展秩序这一概念来补充已有的代际流动分析在家庭成员如何致力于子代社会流动这一问题上的缺位。

（一）从农村中间阶层到城市中间阶层的城市化实践与家庭发展

从进城买房现象在村庄经济结构中的分布情况来看，它一定程度上是对村庄贫弱阶层的农民家庭没有办法参与社会流动的印证。向上的社会流动在具备完成家庭自身再生产能力的农民家庭群体中发生，即农村中间阶层及以上的农民家庭在参与向上的社会流动。他们的目的在于获得以城市中间阶层生活为底线的阶层地位，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整个家庭的发展。

所谓家庭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家庭成员比在农村社会这一结构性位置之中获得了更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体验；获得了比之前单纯农民身份时更好的社会评价；获得了比农村更优越的教育、医疗资源，更干净便捷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更丰富的市场经济机会。尤其是教育资源和市场经济机会，为家庭进一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更丰富的社会资源。

（二）城市化目标下的资源压力

家庭再生产活动发生在农村还是城市最大的区别是其所耗费的成本不同。这首先根源于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在二位一体形态下具有自给自足性，而城市生活与生产活动的精细分化状态则是高度商品化和货币化的。其次根源于城市与农村家庭再生产的底线在层次上存在质的差别，它体现在对衣食住行和社会交往等生活细节要求上的方方面面。

首先，以城市的房子为例。获取城市的房子是家庭再生产活动发生在城市的成本远高于发生在农村的焦点之一。楚市商品房当前的均价为每平方米4000多元，而农民种水稻，一平方米才产2斤稻谷，还卖不到4元钱，除去开支，纯收入不足2元。种水稻的收入与城市商品房之间的价格差异是2000多倍，如果要在楚市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意味着农民一年得种20万平方米的水稻，即300亩水稻，但在当前小农生产的格局下，能种30亩的都已经算是大规模了。即便是这样的大规模，若想光靠种田的收入在城市买房子，得攒上10年的钱才可以，若是要装修，可能要再攒上三五年。如果在县城买房，可以少付出几年的努力，但也不会太容易。若单纯以务工的收入来计算，一个农民工在城市每月的平均工资是3000—4000元，靠一个人得奋斗十来年。

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往往是多样化的，既有来自在农村务农或做小生意的收入，也有来自在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因此上文的举例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但与此同时，除极少数富裕阶层和贫弱阶层之外，由于农民家庭在经济收入上相差不远，可以在上文例子的基础上再加上农民家庭务工兼业的收入，基本上也能对进城买房给农民带来的经济压力之强弱进行测算。从村庄经济社会分层来看，农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在0到10万元的是绝大多数，他们得为进城买房付出4到5年的努力，多的恐怕要10年甚至更久。

其次，农民家庭在城市有了房子之后，下一步是在城市生活、定居，进而完成家庭再生产。物业费、电费、水费、宽带费、有线电视费等都是非常直接的货币化开支。城市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通过货币支出才能参与其中的。到了城市，农民家庭会结交三五个朋友，通过聚餐、喝酒、唱卡拉OK等方式形成稳定的社会交往圈，充实城市生活。农民家庭会效仿市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方式，通过课外辅导、培训班等方式让小孩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农民家庭也想通过购买小轿车来享受更方便、更有面子、更舒适的现代生活。城市中间阶层的生活是现代化的消费行为和与时俱进的消费文化形塑而成的。这便是农民家庭面对的城市化目标的现实，简言之，即不断增长的消费负担。

对为了进城买房就几乎使尽全力的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进城生活的压力？笔者从农民家庭入住城市的不同的形态及家庭成员在城乡之间的分布状态中找到了答案。

（三）家庭发展秩序的理想类型：年轻人发展、中年人支撑和老年人自养

笔者在上文通过三种不同的状态，即未入住、部分入住和完全入住，描述了进城买房家庭成员入住城市的情况，将部分入住在城市里的家庭成员的城乡分布结构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也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完全入住状态。

通过这种细致的描述，结合农民家庭对未来的城乡生活规划，笔者发现，进城买房的农民家庭中，“子辈加孙辈”不论是在当前的生活安排下还是在未来的生活规划中都是以城市为定位地点的，笔者将其概括为“年轻人发展”。而“父辈”在城乡两地的位置则由家庭需要决定，其进入城市生活具有阶段性特征，这一阶段往往发生在孙辈还处于幼儿及小学教育阶段时，这是为了不耽误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具竞争力的子辈的工作，同时保证孙辈能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是由整个家庭做出的理性选择；他们退回农村生活也是节省整个家庭生活开支、继续创造收入的策略性安排。因此在笔者调查的楚市农村，父辈既要努力赚钱又要帮子辈带小孩的现象很常见。至于祖辈，这一代人在有些家庭是已经因死亡而缺失的，但在许多家庭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也是非常值得重视和分析的部分。已经进入纯养老阶段的他们没有能力为家庭创造收入，但却在尽己所能地不给压力沉重的家庭增加负担：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只要还能动都会从事种田、养牛、种菜、捞鱼摸虾、种芝麻绿豆等劳动换取收入；并尽可能压缩自己的物质需求，将其控制在底线水平；一些老年人在不能动的时候，甚至选择用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整个家庭追求发展的过程中，祖辈以自养的方式沦为了乡土社会中相对悲惨的群体。

对农民进城买房和定居生活的资金来源进行考察，笔者发现，中年人在年轻人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这种支撑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进城买房的环节，二是进城定居生活的环节。农民进城买房支付房款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全款付清和首付加按揭。受经济能力的限制，首付加按揭是比较常见的支付方式，通常，首付的钱多半是由父母出的，房贷则由父子两辈共同努力来归还。此外，为了节省家庭成员在城市生活的开支，在农村生活的父辈通常会向在城市生活的家庭成员不断地供给自家生产的米、油、蔬菜、鸡鸭猪肉等生活必需品，以便将整个家庭有限的货币收入注入城市生活的其他重要的消费环节之中，或者形成家庭积累以备后时之需，甚至会给在城市生活的家庭成员提供更直接的资金上的帮扶，尽力保障家庭成员在城市的生活质量。

在上述家庭成员的行为逻辑中，通过城市化实现的家庭发展呈现一个清晰的秩序，即年轻人（子辈加孙辈）尽力在城市发展，中年人（父辈）对年轻人的发展进行支撑，而老年人（祖辈）则本着不给家庭增加负担的原则留守农村自养。

相比于代际流动，家庭发展秩序能更为生动地描绘农民家庭在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为目标的城市化实践中，不同家庭成员的行为逻辑，分析他们如何以有限的资源尽力促成子代的代际流动。这一家庭发展秩序概括起来就是——年轻人发展、中年人支撑、老年人自养。在这一秩序下，为了年轻人发展，村庄中大多数老年人都自觉沦为贫弱阶层，具体表现为“有钱吃饭没钱看病”，农村老年人的病多数就是拖好的，拖不好，就成了麻烦的大病，那样所剩的时日也就不多了，“走向自我了结”是他们沦为贫弱阶层最极端的表现。中年人放弃阶层流动的机会，全力支撑年轻人的发展，甚至，当前老年人自养的状态就是他们为自己规划的未来生活图景。年轻人作为劳动力市场中更具竞争力的群体，同其正在接受教育的子代一样，都代表着一个家庭未来发展的希望，他们在城市更丰富的社会资源中以其背后的家庭为后盾不断拓展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比如做生意、学手艺，并精心培育下一代，以求在城市长长久久、体面又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传统家庭伦理中的“恩往下流”，通过家庭全体成员合力促成的“年轻人发展”得到清晰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