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发展型半城市化：一个四维分析框架

上述三种城市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事实上都遵循着同一个研究假设，即“理性经济人”假设，且后两个研究范式均没有突破“二元经济结构-人口集聚”这一研究范式关于“二元经济”与“人口自由迁移”、“集聚经济效应”与“城市空间极化”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呈现的具体样态。但是三个研究范式各有侧重。笔者将在上述三大范式的基础上，引入农民家庭这一分析单元，建构一个经济、社会结构、制度和农民家庭的四维分析框架。

笔者系统考察我国农民在城市化实践过程中的行动单位、经济遭遇、面临的制度环境及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具体位置，以及其对农民城市化行为选择的影响。据此，笔者提出“发展型半城市化”概念，用来概括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家庭在家庭经济收入、家庭成员社会生活、家庭成员的制度身份等面向上的“半城市化”状态。“半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家庭同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互构的结果，有助于农民家庭实现体面的城市化。本书将这种“半城市化”结构理解为一种发展型结构，并力图以“发展型半城市化”概念来突破现有的城市化研究范式。

发展型半城市化研究框架对三大范式的突破分别在于：用社会结构理论中的阶层分化和农民社会流动的“社会人假设”丰富以往的人口因经济机会从乡村迁往城市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并突破城市化的单一因素决定论；用社会资源的多维度性来丰富和突破单一经济资源对城市化研究的限定，农民家庭在阶层流动过程中实现对各项资源的获得需要一个保护型的制度结构以支撑其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并据此以“可逆的城市化”形塑一个“去城市两极分化”的过程机制，用以突破“集聚经济理论”研究路径下城市两极分化必然产生的研究假设；最后，用“半城市化”结构中农民家庭向上社会流动的实现、城市的良性发展和农业去过密化的不断发生等发展性意涵，来突破关于我国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的主流判断。

（一）阶层流动视野下农民家庭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农民所采取的社会行动，对农民城市化行为的研究是城市化理论分析的基础。在“二元经济结构-人口集聚”范式下，农民城市化的行为动机在于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城市自身发展的动机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集聚效应。但是，人和城市所应对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农民个体是处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行动者，这些社会关系形塑着农民个体在城市化行动中的行为规则，社会结构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

农民所处的社会结构从具体到抽象可依次分为三个不同的“场域”。首先是作为社会基本分析单元的家庭。在农民家庭中，主要有两组社会关系对农民个体行为产生影响，分别是横向的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和纵向的代际关系，其中纵向的代际关系是家庭延续的核心。滋贺秀三指出“中国农民家庭主要包括人、财产、礼仪三个基本要素”（滋贺秀三，2003）；吴飞（2009）进一步解释道，“生活在同一家庭中的人，需要以适当的规则维系家庭的存在，这就是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基本礼仪”，这些规则的总和构成了家庭成员间的横纵向社会关系，并约束着家庭成员对家庭财产的积累和支配等经济行为。城市化作为农民对家产进行积累和支配的经济行为，也受到这些规则的约束，这是理解农民城市化行为的关键之一。

其次是日常的社会生活场域。农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场域是其生活于其中的差序格局或由熟悉的人建构的社会关系群体，它们是由血缘、地缘等基本关系维度上的亲疏远近形塑的，这种亲疏远近还形塑了日常社会生活场域中人际交往的基本规则。李强（2011）指出，“‘熟悉人’特指在中国的场景下，因多种社会联系而形成的具有比较频繁社会互动的社会关系群体……‘熟悉人’是社会信任的基础，而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能够相互连接、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在中国，‘熟悉人’是利益调整的重要渠道”。随着改革开放和剧烈的社会变迁，“熟悉人”的适用性优势越发突显，农民的“熟悉人”领域与以差序格局为内涵的熟人社会领域相比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包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流动而日益显著的由打破血缘和地缘边界的日常社会互动建构起来的熟人社会关系，如朋友、同学、同事等。农民家庭的城市化行动通常从其日常生活领域中获得信息资源、社会资本和直接的经济援助等。

最后是广义而抽象的社会结构场域。农民在特定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其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制度身份，并规定了其可捕捉的各类社会资源。布劳（1991）指出，“社会角色就是社会位置，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位置的分布”；但是农民作为社会行动者也具有能动性，即农民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当前社会结构对他们的角色限定，能动者和社会结构处在一个互构的过程之中，即农民可以通过改变自身的社会角色或者创造新的社会角色突破当前的角色规范对其的限定，并由此带来社会结构自身的改变（布尔迪厄，1997，1998）。

综上，农民城市化是以家庭为基本行动单位的，在与“熟悉人”的社会互动过程中获得各类实现城市化的相关资源，并援引其所在社会结构的特定社会位置上被允许利用的资源，以实现城市化，改变自身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从而与社会结构互构的行动。

不同的社会位置在社会结构中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社会结构主义的这一观点源自早期经典社会分层理论的启发。马克思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将社会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其阶级冲突学说；涂尔干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认为整个社会被分为不同的职业群体，这些职业群体由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赖，进而形塑了社会的有机团结，因此其社会分层的基本导向是社会整合；韦伯则根据个人和社会组织所占有的财富、权威和声望等社会资源的差异将社会分层的标准推向多元化，新韦伯主义的代表之一帕金在社会流动和“社会文化缓冲带”的理论建构下，进一步将韦伯的社会阶层学说在冲突和整合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的均衡点。

社会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分布，具体表现为经济资本、政治权威、婚姻市场中的女性资源、现代化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社会资源向城市倾斜，广大农村地区遭遇极强的社会挤压；其次是城市之间的不均衡分布，这种不均衡分布与城市体系的两极分化有关，最突出的表现在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的“东—中—西”区域差异。孙立平（2002）以经济资源占有量的差异为核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底层社会，它包括三类群体，分别是城市下岗工人、在城市流动的农民工和农村居民。杨华、欧阳静（2013）进一步指出在顽固的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下，随着国家救助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城市下岗工人的生活境遇不断改善，农民和农民工所属的农村则成为下层社会的典型代表。

但农民和农民工并不一定被动地接受其处于农村社会这一结构性的社会位置之中的现状。虽然孙立平认为底层社会具有与处于其之上的社会结构相断裂的特征，但不少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仍然给予农民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以一定的空间：李强（2003）指出，教育是自古以来民众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的重要路径之一；贺雪峰（2014b）指出农村中的富人阶层正在逐步走出村庄，他们正是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农民群体；此外，村庄内部富人阶层的溢出和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对自主小农经济的保护，正在壮大一个村庄中的中农群体，他们也渐渐成为村庄中相对的上层，实现了在熟悉人领域内部的向上流动，同时也存在着成为富人阶层并走出村庄进一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夏柱智，2015）。结合农民的城市化过程和已经发生的城市化实践来看，农民可以通过城市化改善其身处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境遇，以争取在社会结构中拥有更大的主动权、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由此，城乡阶层分化突出的同时，也将农民城市化与农民的阶层流动紧密关联起来。

因此，农民城市化研究就不能局限在农民争取经济资源的动机中进行分析，还需要兼顾除经济资源之外的其他社会资源，如年轻人对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的向往、农民对城市良好的教育资源的需求、农民婚姻对向城市倾斜的女性资源的需求、农民家庭在熟悉人领域中的“面子获得”与生命价值（桂华，2014：3）的实现等。如此，才能理解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农民工从工资更高的大城市向工资水平一般，甚至较低的中小城市流动，并在这些中小城市定居的城市化现象；以及很多农民工在工资更高的大城市工作，“却像一个清教徒一样”将所有的收入寄回家乡，在家乡的城市购房，等着以后回来居住。这类城市化现象可能并不符合“二元经济结构-人口集聚”范式关于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的基本判断，但却能在“社会文化缓冲带”结构下的阶层流动中得到解释。

在该解释路径下，笔者提出三个基本的研究命题。一是农民城市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资本的结合，而是农民家庭与向城市倾斜的各项社会资源的结合。二是农民城市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农村人口在二元经济结构规律的支配下向城市集聚的过程，而是农民家庭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过程；同时，农民向上社会流动的边界与其社会资源获得能力相对应。三是农民城市化不等于单个劳动力工资报酬的最大化，而是在因信息不完整、社会文化资本亲和性、经济资源捕捉能力不足等要素受到限制的阶层流动能力下，整个农民家庭做出的“次优选择”。

（二）城乡二元制度结构背景下可逆的城市化与去城市两极分化机制

经典城市化研究的三大范式最一脉相承的观点在于，它们都提倡“人口自由迁徙”：“二元经济结构-人口集聚”研究范式认为，人口受二元经济结构规律的引导自由迁徙，这是实现城市集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基本前提；“城市两极分化-城市融合”的研究范式发现，人口在经济理性逻辑下的自由迁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城市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问题，还因集聚经济规律下的空间极化和涓流效应发生的不可知性而产生城市体系的两极分化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限制人口自由迁徙，而在于通过国家福利政策体系的完善逐步推进城市融合。“滞后的城市化-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在制度经济学进路下存在一个共识，即认为“‘资本的秘密’在于私有产权制度结构下交易成本最小化”（索托，2005），而西方国家城市化的秘密则在于私有制形塑的经济自由对人口自由迁徙的保护（文贯中，2014：95～111），进而指出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的结果产生于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尤以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户籍制度和约束农民退出农村的土地制度为甚。

但是，人口从农村自由地迁出并不等于能够自由地向农村迁回，人口自由地迁往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大城市也并不等于能够自由地从大城市迁出：私有产权制度将弱势群体的生存方式局限在大城市之中，局限于同城市工商资本结合或者等待国家和政府救助的路径之下。

马克思（第二卷，1972：222～238）指出1489年英国“亨利七世颁布的第十九号法令，禁止拆毁附有二十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房屋……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荣起来了，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力转化为资本”。但，让工人的“小屋附有几英里的土地就会使工人过于独立……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国有土地的私有化），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样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来自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的供给”。

周其仁（2013：34～37）指出西方国家的早期城市化过程中，“不少乡村人口是被‘赶’出来的，哪些人呢？……无权继承农庄的只好走人（日本的土地的长子继承制就使得次子们只好到城市去谋求生路）……包括英国伦敦在内的诸多英国城市，多少年来的人口死亡率要远高于乡村地区……简言之，生活质量城不如乡，这似乎是英国早期城市化的常态……相比之下‘城市’倒成了‘没法子的人’的一个去处，所以打从一开始，很多‘城镇’差不多就是‘贫民窟’的同义词”。

无论主张人口自由迁徙的学者如何批评限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城乡二元制度，不可否认的是：城乡一体化的私有产权制度可以让小农拥有放弃土地的自由，却不会给予他们重新获得土地的自由这个事实，因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只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而土地的价值和地租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范围（马恩选集，第二卷，1972，233-249）。

在农村没有土地以谋生的农民，便丧失了反抗自身置于城市贫民窟的结构性社会位置的武器，“城市是‘没法子的人’的去处”，要想生存就只能留在城市，不论在城市的生活遭遇有多“不如乡”。这些生活于城市贫民窟的城市弱势阶层或者在通过结社和不断的抗争中——罢工——争取了一系列政策上的支持（马恩选集，第一卷，1972，154-161）；或者通过把握市场机会成功跻身于城市中产阶层，在这个过程中，贫民窟只是没有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一个跳板（桑德斯，2014：237～242）；或者通过城市在集聚经济效应的作用下的持续发展和城市自身改良，获得了收入的增长和生活境遇的改善（周其仁，2013：36）。但是在中间的这个持久——英美等发达国家就至少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的过程中，对大部分人而言看不到尽头——发达国家的城市贫民问题也“远未达到解决的程度”——的贫民窟生活中，严重的城市治理危机、频繁的社会冲突和贫民的生活危机等社会问题将和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交织在一起，成为国家极大的负担。

同时，因为没有回得去的农村，农民只能在经济机会相对更多、收入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谋生，即在集聚经济效应和空间极化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下，他们有从农村迁入到能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大城市之自由，却无撤出使自身陷入糟糕生活境地的大城市的自由。因为不仅退回农村无生路，而且撤退到其他的中小城市的工资水平只会使他们的生活境遇更糟而非改善，因为“小城镇的房价确实低廉，可是去何处寻觅一份工作呢”（文贯中，2014：18）。在空间极化的逻辑下，城市集聚经济效应不发挥到最大、城市人口规模不膨胀到极限，“涓流效应”就不会发生，即中心城市不会给边缘地区以发展机会和空间，也没有必要人为地去创造机会和空间，人口往中心集聚是集聚效应最大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因此，以私有产权制度维护“人口自由迁徙”的城市化路径，与其说是“自由的”城市化，不如说是“不可逆”的城市化。这种“不可逆”状态并不针对农民完全实现城市化的状态，而是针对农民“想逆而不可得”的、糟糕的城市化状态，这并不是自由，相反，可以认为这是不自由。因为，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寻求的并不仅是经济收益，还包括城市社会资源的其他方面，比如个体价值层面的尊严感、社会生活层面舒适的起居环境等。有学者指出，“劳动力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夏怡然、陆铭，2015）。国家和政府在致力于城市化实现的过程中，寻求的也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包括政治上的合法性权威的获得与维持，追求社会平等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在“不可逆”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下，身处贫民窟的贫民城市化的需求难以实现——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这必然会成为国家和政府实现城市化目标的障碍。

我国的城市化实践的确是在与“不可逆”背道而驰。首先，我国存在着一个2.5亿的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在城乡之间往返，且大多数农民工将自己在城市的务工经商所得转移到农村，而不是在城市消费。“2004年以后，中国乡村最大的收入来源不再是农业收入，而是城市汇回的金钱……这种汇钱回乡的压力，就是落脚城市居民难以存钱买房的主要原因。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看到了中国的落脚城市有多么依赖乡村。2009年初，据估有两千万落脚城市的打工者抛下城里的住处返回了乡村……随着经济复苏，当初离开北京返乡的移民又有95%回到了城里。”（桑德斯，2014：98）“90年代以降……数千万农民工远距离跨省流动，蔚然成风。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每年春运居然有几十亿人次在城乡之间大搬迁……表明流动、打工是一回事，安家落户是另一回事。”（周其仁，2013：91）

其次，我国存在着广泛的农民工返乡城市化现象，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虽然在大城市务工，却回家乡所在的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购房定居。“深圳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不论他们怎么努力存钱，还是永远在深圳买不起一套房子……经过一番痛苦的取舍之后，他们于是向北搬迁（搬回家乡重庆，一个名叫六公里的落脚城市）。这样，他们既可离家人近一点（以前只有每年春节的时候才能见到心爱的女儿），而且女儿也说不定未来有机会到城市生活。”（桑德斯，2014：17）“多数农民工选择回老家的城市定居，城市化意愿强烈，县城和地级市等中等规模城市是农民工选择定居的主要城市类型。”（夏怡然，2010）

综上，以上两种“反不可逆”的城市化现象的广泛存在，与其将之归因于我国限制人口自由向城市迁徙的剥削型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不如认为，正是我国的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使迁往城市的农民拥有了从城市退回农村的自由，以及从大城市类贫民窟退到经济资源相对稀薄而其他社会资源却相对丰富的中小城市的自由。该制度结构的构成要素包括限制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保证“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安排（张路雄，2012：1～17）和限制特大城市发展的城市均衡发展战略（仇保兴，2003），二者都与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安排紧密相关。

笔者将这两种现象总结为“可逆的城市化”，农民家庭致力于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城市化过程中，他们根据身处的社会位置以及对各类社会资源的获得能力，来确定其家庭城市化目标与实现目标的策略性安排相结合的集中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除类贫民窟之外，在农村与大城市之间的阶层流动空间是我国的社会结构为农民的阶层流动提供的“社会文化缓冲带”，这个缓冲带不仅可以承载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通过城市化实现与向城市倾斜的各类社会资源相结合，还可以承载国家和政府的政治社会目标。

这种“可逆的城市化”道路中含有一个微妙而极端重要的“去城市两极分化”机制。首先，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可以根据自身境遇相对自由地选择是继续留在城市类贫民窟还是退回农村，避免了城市社会两极分化的刚性化；其次，农民可以根据其身处的社会位置以及对各类社会资源的获得能力，确定并实现在中小城市定居的城市化目标，逐渐使劳动力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均衡化，并避免城市体系两极分化的刚性化；最后，农业转移人口以实现定居为前提向中小城市集聚，客观上也为产业集聚和城市发展带来了活力，在此过程之中，城市社会的二元结构和城市体系的两极分化均存在不断消解的弹性空间。

（三）发展型半城市化：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性意涵

蔡昉（2001）指出劳动力迁移包括从迁出地转移出去和在迁入地居住下来两个过程。王春光（2001）指出城市化还应该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入，邓大松、胡宏伟（2007）认为城市化或市民化是一个流动、定居和融合的社会过程。刘传江等（2006，2007，2008）也将农民的城市融入整合到市民化的概念之中，认为农民工城市化包括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进程。檀学文（2012）在此基础之上引入了农民家庭这一分析视角，提出“稳定城市化”的概念，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迁移过程的稳定性，即尽可能地减少迁移过程中的波动和回流；二是迁移的家庭完整性，即只要愿意家庭成员能够完整迁移”。由此，本研究认为农民城市化的实现过程是农民家庭完整地迁出农村、进入城市、在城市定居并融入城市的过程，且定居之前可能存在一个流动的阶段。

笔者以农民家庭为基本分析单元，通过对当前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下农民家庭城市化实践的调查，发现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实践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进城务工流动、进城买房定居、进城养老和户籍城市化。进城务工标志着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城市化抑或非农化，进城买房定居标志着农民家庭生活面向或未来安排的城市化，进城养老标志着农民家庭完整地进入城市，户籍城市化则意味着农民家庭从制度身份上实现了城市融入，农民家庭在这四个城市化内容的实现上呈现为递减的分布状态。这一发现既与学界已有研究相吻合，也是进一步在内容上的具体化。

从以这四个内容作为农民家庭城市化的衡量指标可以发现，我国存在着广泛的半城市化^[5]现象，主要包括三个基本面向：一是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半城市化，其典型表征是随打工经济兴起而广泛存在的“半工半耕”（黄宗智，2012）；二是农民家庭成员社会生活的半城市化，既包括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往返的社会生活状态，也包括农民家庭成员在城乡的分离状态，“三留守”和农民工的城乡往返是其典型现象表征；三是家庭成员制度身份的半城市化，指的是农民家庭只有部分——往往也只占少数——甚至没有家庭成员实现了户籍城市化，户籍城市化人数严重滞后于常住人口是其突出表征。第一个面向和第二个面向是一体两面的，即家庭经济收入的半城市化与家庭社会生活的半城市化共同存在；二者与第三个面向是充分非必要关系，即前两个面向的半城市化必然意味着制度身份的半城市化，但制度身份的半城市化却不一定意味着前两个面向的半城市化。

综合三个面向来看，半城市化事实上是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继续与农村保持经济和制度关联的状态，其中前两个面向集中体现为与农村保持经济关联，后一个面向则体现为与农村保持制度关联。为在城市获得以参与城市一般消费过程为核心的体面且优于乡村的生活，农民家庭需要提供相当的经济资本予以支撑，而多数农民家庭获取城市收入的能力与他们渴望的“优于乡村”的城市生活目标并不匹配，此时，与农村的经济关联成为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必要补充。经济关联决定了制度关联的存在，同时制度关联为经济关联提供路径保障。

调查发现，农民家庭的半城市化状态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根据处于半城市化阶段的农民家庭与农村产生关联的面向和程度的差异，笔者将处于半城市化阶段的农民家庭分为四个具体类型。

首先是托举型和减负型。处于这两个半城市化类型状态下的农民家庭在经济上和制度上均与农村存在关联，其中托举型的经济关联明显强于减负型。为方便区别，笔者以家庭收入中农村和城市收入比是否大于1为判断依据：大于1，即农村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更大，为托举型；小于1，城市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更大，为减负型。二者的相同点在于，这两种半城市化状态下的农民家庭在城市获取收入的能力都不足以支撑其在城市获得体面且优于乡村的生活，因而都需要农村收入作为必要的补充。

其次是后路型和脱钩型。处于这两个半城市化类型下的农民家庭仅在制度上与农村存在关联，这两类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中均没有农村收入。两者的区别在于其与农村断开经济关联的稳定性程度：脱钩型处于稳定状态，脱钩型半城市化状态下的农民家庭有足够的在城市获得各类社会资源的能力，所以能够在城市获得体面的生活，表现为在经济上与农村彻底脱钩，而仅在制度上继续保有农民身份和持有农村耕地的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的使用权；后路型半城市化状态下的农民家庭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他们在城市获得各类社会资源的能力有所欠缺，不一定能在城市获得体面生活而有可能选择举家——或者部分家庭成员——重新回到农村，并与农村重建经济关联，他们与农村保持的制度关联为其重新与农村取得经济关联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个半城市化类型在四个城市化内容的参与上存在差异：其一，均存在进城务工的城市化实践，但前两类是家庭部分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后两类则是家庭全部劳动力进城务工；其二，均存在进城买房定居的城市化实践，但前两类还存在许多没有买房定居的，后两类则基本已经实现了进城买房定居；其三，只有脱钩型家庭参与了进城养老的城市化实践，意味着该类型的农民家庭完整地进入了城市，托举型和减负型主要依赖农村土地养老，后路型农民家庭的养老路径还处于待定状态；其四，四个半城市化类型的农民家庭参与户籍城市化均不完整甚至完全没有参与，其中托举型、减负型和后路型的农民家庭中要么没有、要么只有少部分成员参与了户籍城市化实践，脱钩型的农民家庭中也有部分成员没有参与户籍城市化实践。

四个半城市化类型各自具有典型特征。托举型集中体现了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对农村的资源性依赖，这种资源型依赖尤其体现在农民家庭进城买房定居的城市化实践中。减负型集中体现了农民家庭将有限的城市收入集中起来参与到城市的一般消费过程之中以求在城市体面生活，这是农民家庭几代人形成合力才能达成的状态，占比不大的农村收入也成为这组合力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后路型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最完整地体现了城市化的可逆性特征，这一半城市化状态与农村断开经济关联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其待定的养老路径，均暗示着其有退回农村的可能。脱钩型是最接近于彻底城市化的半城市化形态，其与农村的制度关联并不源于城市户籍准入设置的障碍，而是因为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他们不愿意舍弃农村的各项权利。

通过对四个半城市化类型及农民家庭城市化实践过程和特征的分析，笔者提出“发展型半城市化”的概念，旨在强调农民家庭从半城市化向彻底城市化过渡过程中的发展性意涵，其发展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是农民家庭的发展。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实践低则实现了家庭经济收入的增长，高则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家庭经济收入的增长源于进城务工的城市化实践；向上的社会流动源于，在经济收入增长的前提下，进城买房定居并最终在优于乡村的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城市化实践。

其二是城市的良性发展。从农民家庭进城买房的城市化实践来看，在家乡附近向县市等中小城市聚集的城市化（以下称“就近城市化”）是农民家庭从半城市化向彻底城市化过渡过程中的亲和形态，同时，就近城市化是以在该城市拥有居住条件显著优于大城市的房屋为前提的，但并不以立即在该城市就业为前提。就近城市化丰富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资本流动，即在农村劳动力往城市流动和城市资本以工资的形式被农民带回农村之外，还增加了农村资本通过代际支持的方式向中小城市流动以及大城市资本通过工资的形式向中小城市流动。在城市化过程中，后两个资本流动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它们是阶层流动效应对“空间极化后才能产生涓流效应”这一经济学假设的突破，这一突破产生的结果是城市的良性发展。首先，中小城市的发展活力随着资本注入和人口逐渐集聚而日渐凸显；其次，城市体系两极分化固化的可能也在此过程中被消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体系的均衡发展；再次，中小城市成为农民致力于阶层流动过程中的“社会文化缓冲带”，农民家庭能在这个缓冲带中实现阶层流动的诉求，而不是被迫进入“不如乡”的类贫民窟之中，推动了城市社会的良性发展；复次，就近城市化有助于弥合托举型和减负型两类半城市化状态下农民家庭成员之间的时空距离，这是中小城市发展和稳定的社会前提；最后，在中小城市拥有房屋又能免受家人远距离分离之苦的农民家庭，也更能容忍中小城市较低的工资水平和沿海大城市较高的工资水平之间的落差，为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提供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推动中小城市经济发展。

其三是农业去过密化与农民城市化的互推式发展。与农村断开经济关联的脱钩型和后路型半城市化状态下的农民家庭向村庄内部让渡了一定规模的可耕土地，并构成了农村自发土地流转得以发生的土地要素供给，为与农村还保持着经济关联的两类半城市化状态下的农民家庭实现种植规模扩张提供了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农业领域的去过密化。农业领域的去过密化也使得农民家庭收入中来自农村的部分增加，并为农民家庭通过城市化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目标提供了更有力的农村资本支持，进一步推进托举型和减负型半城市化状态向脱钩型半城市化状态甚至是向彻底城市化状态过渡。在此过程中，农业的去过密化—农民城市化资本增量—农民城市化实现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互推式发展。笔者还总结出四类半城市化状态下农民家庭中不同的农村地权实践样态，以对这一互推式发展过程进行逻辑上的论证，即脱钩型半城市化农民家庭的制度性形式持有型地权实践、后路型半城市化农民家庭的预防性持有型地权实践、减负型半城市化农民家庭的维持性实质享有型地权实践和托举型半城市化农民家庭的扩张性实质享有型地权实践。这一互推式发展能够实现的前提在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中保障“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体系。

其四是整个社会中间阶层的壮大和社会结构自身的现代化，以及快速变迁社会的稳定。这一发展性意涵以农民家庭高质量的城市化的不断发生为最强有力的证明，同时，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与其相关的国家能力下，半城市化是这些高质量的城市化不断发生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