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业革命与欧盟新产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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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新产业革命: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视角的阐释

除了前文梳理的能源体系、制造业生产方式、重大技术变革等三个方面,部分欧美学者还从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更广阔、更长期的视角对新产业革命做出阐释,其中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的论述尤为值得关注。佩雷斯长期从事技术革命与“经济-社会范式转型”(Techno-economic Paradigm Shift)研究,早在2002年出版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她就对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做出过深刻而独到的分析。[1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积极反思资本主义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佩雷斯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从技术革命的视角分析与展望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尤以2016年的论文“资本主义、技术和绿色全球黄金时代”最为全面系统。[14]本节将基于这篇论文和其他相关论文的内容,梳理归纳佩雷斯的核心观点。

在对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进行系统论述之前,佩雷斯首先提醒人们关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学界对欧美资本主义未来的讨论。据她的总结,有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技术创新难以继续支撑经济增长的阶段,甚至重拾了1930年代出现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概念,认为零增长或低增长将是未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15]另一种观点由支持环境运动的经济学家提出,他们认为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资本主义世界将不得不维持零增长或者低增长的趋势,任何试图提升经济增长的努力都将加剧环境和气候的负担而令资本主义难以为继。

佩雷斯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忽视了历史的启示,尤其是缺乏从历史维度对创新的理解。她提出,根据历史经验,在每次技术革命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泡沫,而每次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和失业都会引起人们对于长期经济前景的担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典型的技术革命过程中的泡沫破灭,而上述两种观点又是泡沫破灭后悲观情绪的集中体现,这类悲观情绪在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对此,佩雷斯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可能发展趋势,帮助各国政府做出适当的政策选择,包括主流经济学界和环境运动倡导者在内的经济界人士都急需理解技术变革的历史进程,尤其是理解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历次重要的技术变革是如何被经济社会所吸收的。

基于上述观点,佩雷斯对18世纪后期以来历次技术革命的进程做了深入剖析。她首先否定了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是连续平稳的”观点,并且基于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的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弗里曼等其他创新经济学家的研究,提出了自1770年代以来,人类发生的技术革命并非三次或四次,而是五次,这五次技术革命驱动着连续的“大发展浪潮”(Great Surges of Development)。第一次技术革命就是通常而言的产业革命,机械化的普及、水力驱动工厂的发展以及发达的水运网络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并使得英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第二次技术革命始于1829年,以煤、蒸汽动力、铁和铁路的发展为基础,使得受教育的中产阶级得以壮大。第三次技术革命始于1875年,这是钢铁和重工业工程(包括电力、化学等)的时代,跨国铁路和洲际蒸汽船发展迅速,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大发展,促成了第一次全球化。在这一时期,德国和美国快速崛起并超越英国。第四次技术革命始于1908年福特T型车的下线,这一时期以汽车、高速公路、石油、塑料、电力的广泛应用和大规模生产为主要特征,同时以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美国梦”逐步形成。第五次技术革命始于1971年英特尔微处理器的开发成功,目前仍在进行中,可称为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实际上,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含义都不止于技术变革本身,还会引发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创新并促成一整套新的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可称为“技术-经济范式转型”。

根据佩雷斯的总结,虽然每次技术革命各有特点,但是一些特征会重复出现。这种重复出现的现象可由技术变革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中产生并扩散的范式转换过程来解释。每一次由技术变革引起的“大发展浪潮”都需要约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才能均匀地散布在整体经济中,而每一次发展浪潮或者新范式的扩散都可分为两个阶段——导入期(Installation Period)和拓展期(Deployment Period),其间有一个转折点(Turning Point)或过渡期,其标志是泡沫破灭以及随后或短或长的经济衰退期。根据这一认识,佩雷斯总结出了五次技术革命的核心内容和阶段性特征(见图1-3)。根据她的分析,每次技术革命的导入期正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全面发生的时期。这一阶段往往竞争极其激烈,而自由放任通常是塑造政府行为的主流理念。为了给新兴企业和创新者融资提供便利,金融资本往往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量,乃至一步步获得超越生产性企业的权力,营造出空前的繁荣。进入导入期的后半段,新范式扩散带来的负面效应乃至混乱逐步显现。一方面,新技术和技能快速取代旧技术和技能,新旧产业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两极化;另一方面,自由放任理念开始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向抑制经济增长,首要的表现就是规制缺失导致金融资本变得越来越具有投机性,不断偏离为生产性活动融资的功能,直至发展到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几乎完全脱离,形成巨大的泡沫。事实上,每次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在到达高潮时都会产生巨大的泡沫,继而出现泡沫破灭和经济衰退。1790年代的水运过热发展以大恐慌结束,1840年代的铁路投资过热以经济衰退结束,1890年代的第一次全球化泡沫在阿根廷、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破灭,“兴旺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则以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终结。基于此,佩雷斯认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导入期发展到高潮的标志,其爆发有一定的必然性。

图1-3 五次技术革命的核心内容和阶段性特征

注:*欧洲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拓展期和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导入期之间存在10年左右的重叠。

资料来源:Carlota Perez,“Capitalism,Technology and a Green Global Golden Age:The Role of History in Helping to Shape the Future”,in Michael Jacobs and Mariana Mazzucato(eds.),Rethinking Capitalism:Economics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Wiley-Blackwell,2016,p.195.

基于此,佩雷斯继续总结,伴随着泡沫破灭出现的经济衰退,新范式扩散开始进入拓展期。她强调,拓展期的发展方向并非事先预定好的,其如何演进高度依赖既有环境,存在多种新的可能性。纵观历史,其最终发展方向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交叉影响,包括新技术促成的塑造生活方式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企业和政府对新产品发展潜力的认知能力、对拓展期有重要影响的人所持的政治理念、政治理念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可以说是一种有意识的社会-政治选择。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实行“凯恩斯式政策+民主”的其他欧美国家,就在拓展期做出了全然不同的选择。总体而言,拓展期往往伴随着经济和谐增长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发展趋势,佩雷斯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正处在与1930年代和1940年代类似的阶段,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刚刚走完导入期。信息通信技术大规模导入带来了消费模式的变化,但是其驱动全部产业和经济活动发生转型的能力尚处于初期阶段。根据历史经验,未来应该有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拓展期,而各国缺少的是一个回应当前经济环境和已经导入的技术创新的适当方向。对此,佩雷斯提出,欧美国家应有意识地选择信息通信技术驱动的“绿色增长”作为拓展期的发展方向,并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之所以“绿色增长”的方向最有发展前景,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应对第四次技术革命形成的经济-社会范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即石油和大规模生产造成的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这里的“绿色增长”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的产品,或旨在节约资源的创新,而是试图将信息通信技术合理地应用于全部生产与生活环节,从而达到自然资源被充分有效利用的目标,推动全球进入“绿色增长”的黄金时代。

总之,与前述三种阐释认为当前人类正处于新产业革命的开端不同,佩雷斯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刚刚经历第五次技术革命——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转折点,目前正处于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拓展期的开端。她提出,资本主义世界(欧美发达国家)如果能够尽快确定信息通信技术驱动的“绿色增长”这一发展方向,将有望引领全球经济进入新的和谐增长的黄金时代。